明代佛教发展迅速,在此背景下,寺院发展进入了一个建设的高峰期,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笔者分别就明代佛寺的修建历程、修建原因、修建者身份以及区域分布和原因、管理和功能的延伸展开论述,从佛教寺院的相关方面进行分析,使读者对明代佛教寺院有一个全面的认识。据统计,明代创修佛寺共计6000余所,其中前期和后期修建的佛寺较多,洪武、永乐与万历、崇祯四朝创修佛寺几占明代可考的创修佛寺的一半。明中期创修佛寺较少,比例相对较小。这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明代佛教的发展促进了佛教信仰的普及,社会各阶层的佛教信仰是官民创修佛寺的主要原因。其次是皇室祈福和家族祭祀的需要。再次是乡间民众出于自然和神迹崇拜而创修佛寺,在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大趋势之下,佛寺的修建烙上儒家思想的印记。明代佛寺修建者遍布社会的各个领域。这其中不仅有政府官员、僧人、地方士绅,还有平民等。其中以僧尼修建佛寺的数量为最,官员与平民为次,随后是地方士绅和宦官,皇族成员创修数量最少。由佛寺的修建者来看,社会各阶层的多方参与是明代佛寺发展的重要社会基础。明代寺院的区域分布具有鲜明的不平衡性。就城乡区域而言,城市佛寺数量远超乡村佛寺的数量。而从地形上来看,山地和平原明显要比其他地形更具选址优势,江南平原地区和佛教名山,佛寺的数量远远高于北方。从行政区划上来说,南京与浙江最为密集,其次是京师和江南几个布政司,中原地区再次之,最后是西南地区。这种格局的形成有深刻的内在原因,既有明代政治对佛寺的影响,也有南方经济发达,为佛寺创修提供条件的考量。佛教发展留下了无数的佛寺遗迹,这些是明代江南佛寺数量大增的历史基础,佛教各宗派的传播也与明代佛寺的分布格局密切相关。受明代佛教政策的影响,佛寺管理呈现出诸多特点。从寺院的经费来源、组成人员、行政管理来看,其经费来源主要是寺田的收入所得,佛寺在寺院经济管理方面有独到的政策。佛寺人员主要由住持与执事僧构成,住持作为佛寺管理之首,选任极其严格,并有完善的制度保障选任的公平性和住持的高素质性。政府对佛寺的行政管理是明代佛寺发展重要的条件,政府对佛寺进行归并整理,设置机构管辖都出于国家管理的需要。官修佛寺的行政管理机制最具代表性,五山十刹制是明清佛寺行政管理的基本体制。明代在五山十刹制的基础之上,融入了保甲制,加强了对佛寺的监督与管理。佛寺作为一种宗教场所,最初是作为礼佛之所出现的,这是佛寺最基本的功能。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儒释道三教合流,佛寺增加了游览功能,而佛教的教义也注定了佛寺容纳八方的特性,尤其是对诸多贫寒学子来说,佛寺是一种变向的容纳所。在明代对佛教僧众的管理之下,佛寺僧人多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潜移默化间佛寺成了民间一种隐形的教育场所。总之,明代佛寺在原有的基础之上,衍生了新的特色,这种特色对明代社会产生深远影响。佛寺的创修带动了佛教发展,而儒释道三教合流的趋势使宗教之间相互融合,文化出现多元化。佛寺发展使佛教与社会的关系逐渐密切,更加融入世俗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