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务侵占罪是指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单位的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行为。我国刑法理论通说在界定职务侵占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含义时,通常有两种做法,一是简单照搬贪污罪的解释,另一种是仅从简化的外延方式对其辨析,缺乏对其内涵的解释和认定,从而导致司法实践中对快递企业员工窃取包裹行为、单位保安在当值时窃取单位财物等行为是否属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争议不断,影响司法适用的权威和统一。本文拟通过对实践中争议颇大的一个案例——“顺丰快递案”进行分析,来研究职务侵占罪构成要件中的主体要件和客观方面要件。本文首先对职务侵占罪的主体问题进行了界定,即对职务侵占罪主体是否包含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事实上国有企业中除国家工作人员外还有一部分从事劳务性工作的工作人员,该部分人员侵占本单位财物,是无法用贪污罪进行规制,所以,当国有企事业单位中的非国家工作人员侵占本单位财物时,需要以职务侵占罪对其进行处罚。且从职务侵占罪的规定来看也并没有限制主体的范围,因此该罪的主体应包含国有企事业单位中非从事公务的工作人员。其次,本文就“利用职务便利”和“利用工作便利”的区别进行了分析,并认为“利用工作便利”的内涵要比“利用职务便利”的内涵更广泛。在对“利用职务之便”的理解问题上本文通过论证职务侵占罪属于双重法益罪名,得出应基于单位公权力的立场去界定“职务”范围的结论,即“职务”是单位授权的结果和表现,体现单位的公共利益和公权力;同时笔者认为在认定“职务”时应强调所从事事务对单位财产的控制与支配力;在解决职务侵占罪与盗窃罪的法条竞合问题上,笔者提出了职务侵占罪的客观行为方式只应包含“侵吞”这一种的观点,将欺诈、窃取等行为排除在职务侵占罪的行为方式之外。通过这些分析并结合相关案例,笔者认为“顺丰”快递案中杨某具有对经手快递的控制与支配力,他将公司快递占为己有的行为是利用职务便利而非利用工作便利,符合职务侵占罪的构成要件,应认定为职务侵占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