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以佛教有“阴翊皇度”之功和社会教化之用,在思想文化层面上取推崇和扶持之策,同时,在社会组织的层面上又对其进行强有力的整肃,特别是教寺的设立对明代及其后佛教的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成祖上台后,崇好佛教,意图通过佛教的宣传为其篡夺皇位正名、给自己树立忠孝仁义的“明君”形象。成祖又极力加强同藏传佛教的关系,藏传佛教在明宫廷的影响由此大幅增长。自明中期开始,皇室奉佛,以祈福祝趋为主要诉求,佛教不仅为社会教化之具,更被视为护持宗社国脉的护国之器,诸帝奉佛亦多有耽溺之态,对藏密等尤其热衷。而诸帝奉佛,既伴以政事荒殆,又将无数人财物力投入寺院的兴造和佛事的供奉,不仅偏离了儒家正统的帝王“圣贤之道”,也縻财耗民,佛教也因此被推置到“异端”、“左道”的境地,成了一种十分消极的文化存在。晚明皇室崇兴佛教,对佛教“复兴”起到了重要的推助作用,然而佛教虽兴,国政不修,国运日颓。明代宦官普遍信奉,与佛教僧团也有广泛的交往结纳。以宫廷势要和佛教檀越的特殊身份,宦官不仅成为重要的护教者,同时也成为影响甚至左右佛教丛林事物的力量,佛教僧团也隐隐然成为支持宦官的一种社会力量。同时,宦官与佛教的关系中又折射着宦官之间、宦官与皇室、宦官与朝臣以及宦官与社会等等关系的因素。但以宦专权怙势的政治劣象,其与佛教的关系也给明代佛教及其僧团的社会形象蒙上了一层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