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绥远省政与在绥西施治历程》，作为民国绥远发展史上一个特殊阶段的研究课题，其内容不仅包括由于日本侵略，加之当时绥远军政受制于第二战区阎锡山司令长官，致使绥包于1937年10月相继沦陷，其省政中心被迫西移于绥西陕坝；而且绥远省政府在特定的战争环境下，围绕着战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在绥西进行恢复和重建，最终使绥西在国统区范围内形成独具自身特点的格局。基于这一点，本文选用了一个更为客观、多元的框架来审视、重现绥远省政这段多种因素交织、多条线索共存的历史。这一研究视野无疑有效地扩展了抗战时期绥远省政在绥西施治研究的学术内涵和外延。　　 本文由序言、正文和结语三部分构成。　　 序言介绍本文选题及其意义，区内外研究现状，采取的研究方法、研究内容以及所采用的基本史料，并对其创新之处作出说明。　　 正文共分五章。第一章《西移陕坝前的绥远省政》，本章首先对抗战前绥远省政作了概略地记述，目的在于为本专题研究作一些铺垫。而重点则是探讨绥远省政中心西移于陕坝及其原因，并对绥远省政府流亡于晋陕期间这段历史给予了一定程度地关注，而这时绥远政局的演变，其主要线索有两条：一是蒋介石与阎锡山争夺傅作义已付诸于行动；一是傅作义与共产党走上了合作抗日道路。这两条线索及其之间的消长，它主导着绥远省政府返绥后形势发展大局，关系着绥政的定位和走势，理所当然地成为本文聚焦的领域。第二章《动委会与新县制》，动委会与新县制在绥西的成立和推行，作为抗战时期绥远省政在政制演变进程中晴雨表，不仅展现了傅作义在与共产党合作抗日道路上亦进亦退的历史轨迹，而且提供了作为以县为自治单位的新县制实施历程。第三章《土地整理与土地合作经营》，绥远省政府于1940年在绥西推行和实施的土地整理，在当时的国统区内，可谓独树一帜，而这一举措又成就了合作运动在绥西的兴起和发展，这就是当时国民党人所称道的“绥西实行着两项有价值的民生主义的新政”。虽然土地整理在不妨碍地主生产的范围内和合作场社以承租方式施行，但它是趋向于改善与农民关系的一个步骤，有利于增加战时生产，配合了军事胜利之需。第四章《治水与经济复兴》，本章主要记述绥远省政府于1940年3月五原战役胜利后，其省政工作的首要之图，即为扩大耕作面积，增加农业生产，以保障军粮民食。为促成此一目标，傅作义提出：“治军与治水并重”的指导方针，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成立了水利工程指挥部，决定动用兵工疏浚渠道，大兴水利，开创了河套水利史上军事水利建设的先例。由是，将绥西推向以治水为中心的经济复兴之路，国家的政权控制力量完全深入到了经济领域。第五章《文化与教育在绥西的复兴》，文化宣传在抗战时期的绥西，作为傅作义政治动向的标志性参照物，政治化的特征始终贯彻着绥远省政府在河套的整个过程，故有“延安文化”风行、“重庆文化”猖獗、“美国文化”渗透三阶段之说。而教育作为百政之母和建设之基，绥远在绥包失陷后，一些文化教育机构也随军政人员之逃奔而停办。除沦陷区外，当时绥远政权所及的地方，仅有五原、临河、安北、东胜等县局，其学校教育也只有几所小学校。鉴于此，绥远省政府首先筹设国立中学，继则推行国民教育，而傅作义也在绥西创办了私立奋斗中小学，践行其“救国之首，教育当先”的指导思想，就此开始了绥西教育复兴的黄金时期。　　 结语部分通过以上五个方面研究，从总体上来看，绥远省政府作为国民政府的下属政权，其省政自然代表它所属阶级各个阶层、集团的长远和共同利益，而抗战在这短暂的八年历史行程，抗日救国浪潮不可遏制地推进到政治制度变革层面，波波相续，异彩粉呈。生活于这个政治大环境中的绥远省政府，其省政无不打上时代所具有的新旧杂陈、半生不熟、矛盾多变的历史烙印。所以，抗战时期绥远省政府的根本政策大计、施政方针、军事大计、财政经济计划及战时生产，以三民主义之名，行国民党一党专政之实，则成了绥远省政府统治集团的最终出路。这就是抗战时期绥远省政被时代所赋予的发展性、进步性外壳被保留下来的原因。同样，它也是绥远省政府在抗战八年中能够立脚于绥西而又左右逢源的基本原因之一。　　 总而言之，抗战时期在绥西施行的绥远省政，其影响和作用都是具有双重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