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美国经济出现了连续10年的高增长、低通胀和低失业率的现象，尤其在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下仍继续保持着较高增长速度，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美国"新经济"的繁荣景气主要得益于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高技术产业为代表的经济群体的迅速崛起。因此，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劳动就业、优化产业结构、提升综合国力的高技术企业便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我国的高技术企业无论在整体规模，还是在管理制度上与世界水平相比都有较大差距。为加速国民经济的经济发展，缩小我国与欧美发达国家的差距，我国有必要促进高技术企业的发展。因而，笔者选择了高技术企业作为研究的方向，并涉足于国内经济学者减少研究的高技术企业治理结构领域，以力争运用相关基本理论分析、阐释部分问题，再对我国高技术企业的规范化发展提出自己的拙见。 对传统企业的治理结构，国内外的经济学者已有了深入而详实的研究。狭义的企业治理结构主要研究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之后，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广义的公司治理结构则着重探讨企业所有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在企业理论的演进过程，出现了两种观点截然不同的治理结构理论：一种是"股东中心理论"，认为股东是企业的完全所有者，在界定好其他相关者利益的情况下，企业在追求股东价值最大化的同时，也能实现社会效率的最大化；另一种是"利益相关者理论"，强调企业有多个利益相关者，企业的目标不是追求股东价值最大化，而是满足众多利益相关者的不同需求。从各国企业发展的实践来看，两种企业治理结构理论各有优劣，呈现<WP=3>出相互借鉴、日益趋同的态势。 以上述两种企业治理结构理论为基础，笔者首先注意到高技术企业与传统企业在技术和制度特征上的差异。高技术企业是从事最前沿、最尖端的高技术及其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和经营的企业。高技术企业具有的高投入、高风险与高度不确定性特点，使传统资本市场难以满足其资金需要，因而引入了一种特殊的资本运营模式——风险投资。风险投资方在高技术企业的快速成长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风险投资方受资本意志左右，追求高技术企业股权的短期增值收益，而对企业长久、永续经营并不感兴趣；相反，高技术企业的企业家往往是企业的发起人，他们不仅掌握着企业的核心技术，而且负责企业的运营管理，致力于企业的长期经营发展。这与传统企业中所有者追求长期价值最大化，经营者谋求短期经营业绩是不同的。因此，高技术企业的治理结构是风险投资方与企业家之间的治理关系。风险投资方提供的主要是非人力资本，而企业家则以供给最核心的要素——人力资本为主，从而高技术企业的治理结构进一步可视为非人力资本与人力资本之间的博弈问题。接着，在借鉴马克思、舒尔茨关于人力资本的理论论述之后，笔者认识到人力资本拥有创造新价值的特性，并成为与非人力资本对等的一种资本形态。在高技术企业中，由技术创新者和企业家为代表的人力资本，不同于非人力资本，具有高专用性、异质性、强显示性、弱流动性和稀缺性等特征。人力资本是高技术企业中最宝贵的财富和最关键的因素，因而激发人力资本的主动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想象力、创造力和管理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鉴于人力资本在高技术企业中的重要地位，笔者认为在企业治理结构中应当重视人力资本所有者的安排。随着现代企业的发展，人力资本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人力资本从非人力资本产权中逐渐分离出来，以独立的财产权地位主导着企业的方向。高技术企业更多地体现为非人力资本与人力资本的特殊合约：（1）运用现代企业理论，笔者认识到高技术企业的控制权具有状态依存性。为了有效地降低代理成本，应当使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尽<WP=4>可能对应，并将剩余索取权尽可能分配给企业中最重要、最具信息优势、最难监督的成员，让他们自己监督自己，以调动其积极性。当高技术企业发展到成熟阶段，资金缺口逐渐弥合，而从事技术研发、经营管理的人力资本的作用日益增加，人力资本所有者逐渐掌握企业的实际控制权，对其监督的难度也大大增加。因此，为减轻代理风险，激励人力资本，客观上要求剩余索取权和名义控制权发生相应的转换。（2）高技术企业的契约是不完全的，这也就助长了各方的机会主义行为。借助资产专用性理论中“由投资决策相对重要的主体购买全部控制权，能够改变机会主义者的动机和行为”，以及“当成员间‘非流动性’的分布不对称时，权利将集中于非流动性成员手中，可以减少偷懒和增强监督”的论述，笔者主张由资产专用性较强的人力资本掌握高技术企业的相关权利。资产专用性带来的可占用准租使机会主义行为动机变为现实，“敲竹杠”问题由此产生。博弈论指出，与单边治理结构相比，交易双方共同拥有企业所有权，能够降低偷懒带来的生产成本、威胁带来的交易成本和提防敲竹杠带来的生产成本，从而达到总成本最小的最优状态。高技术企业人力资本参与共同治理的结构可以减少“偷懒式”和“威胁式”敲竹杠行为，相对而言是最优的。（3）资源的相对稀缺性决定着契约双方的谈判力，也决定了企业的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