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放宽金融监管,在此背景下得以快速发展的金融创新,为推动金融市场以及金融机构改革提供了新路径。近年来,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创新越来越受关注,是维持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商业银行作为主要的金融中介机构,是金融创新的关键主体。而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是群体思维、情感和行为方式的心理程序,是群体成员之间共享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能够通过影响组织决策者的认知结构和创新偏好,进而影响组织的创新活动。董事会作为银行的最高决策者和战略核心,国家文化对董事会成员潜移默化的影响,能够体现在银行的金融创新活动之中。然而,目前的研究多聚焦于文化与企业创新,对银行金融创新的研究相对较少。因此,本文探究文化对银行创新的作用,为文化与金融的相关研究提供有力补充。Hofstede文化框架将文化体系划分为偏向西方文化的四个维度和偏向东方文化的两个维度。本文基于单一国家和国别两个视角,首先在Hofstede文化框架之下,基于国泰安数据库和银行年报数据等,利用2003-2018年25家中国A股上市商业银行的相关数据构建银行董事会文化指标体系,探究其对银行创新的影响机制。其次,通过Bank Scope数据库收集了亚洲范围内19个国家和地区2011-2018年279家银行的经济数据,探究国别董事会文化对银行创新的影响,为本文董事会文化与银行创新的研究结果补充更为全面的经验证据。研究结果表明:（1）董事会文化维度会作用于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其中个体主义、男性气质和放纵程度（董事会包容度）对银行创新具有正向影响,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和长期导向维度对银行创新具有反向影响。（2）在董事会文化分维度基础上构建的董事会文化多样性对银行创新具有正向作用,而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构建的董事长方言多样性则对银行创新具有反向作用。（3）立足亚洲范围内的国别文化,权力距离和不确定性规避文化维度对亚洲国家（地区）的银行创新具有反向影响,而男性气质和长期导向文化维度对亚洲国家（地区）的银行创新具有正向影响。（4）基于中国的董事会文化维度指标和亚洲国家（地区）的国别文化评分与儒家文化的交互效应,儒家思想在文化对银行创新的影响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在Hofstede文化框架下构建东方语境下的董事会文化指标度量体系,研究其对银行创新的影响机制,并以亚洲范围内的国别文化对银行创新的研究作为补充,丰富了文化与金融的研究,也证明了儒家思想在文化对银行创新影响力中的作用,从微观金融机构层面揭示了东方背景下文化对创新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