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国文学史上第一位职业文人——查尔斯·布罗克登·布朗(Charles Brockden Brown)一直被定义为一个边缘式的“次级艺术家”。但随着历史主义批评的兴起,冷战影响的消退,美国共和国早期文学在文学史研究领域所占比重逐渐增大,热衷于讨论社会地位复杂性的布朗开始逐渐被许多批评家们纳入到了研究范畴之中。本文在对一部分批评意见进行一个大体综述之后,选择从跨大西洋的视角出发,以布朗所论述的理想个体与社群的建构为主要议题来展开论述。论文正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先从宏观上解释了为何要探讨英美文学之间的关系,为什么能用跨大西洋的研究方法来分析美国哥特,以及作为源本来到北美的英国哥特小说中所蕴藏的个体和社群究竟是什么。接着在第二、三、四章中主要从政治哲学的角度,以布朗的四部哥特式小说《亚瑟·默文》、《威兰》、《埃德加·亨特利》、《奥蒙德》为例,去探讨当约翰·洛克(John Locke)的理性个体不再符合美国社会需要之时,布朗是如何利用《人类理解论》中洛克阐述的有关个人主权的缺陷,将洛克模型中的某一潜在问题具体化,并在其著作中另塑造出一个个适合于新美利坚合众国的理想个体的。首先,在洛克最初的构想中,公民是与英国拥有土地的精英阶层划等号的,也就说要在传统的亲属关系等级体系中去讨论个体的“理性”。但是在美国建国初期的社会背景下,人们已经跨越了上述的这种社会分层体系,并且对现代个体和政治权威的理解都发生了改变,所以这种模式的局限性开始变得愈发明显。意识到这一问题的查尔斯·布朗,便在《亚瑟·默文,或1793年回忆录》中先是通过黄热病的流言诱发出人们不同的情感反应,说明了以“同情”为纽带的家庭形式的脆弱性。接着安排无视个体与外部环境之间界限的默文,如同瘟疫一样四处流窜,带着一种攻击性不断闯入封闭性的空间,去获取有利于自身发展的信息。最后,通过默文在费城上流社会里的功成名就,充分明确了这种开放性与流动性特点在城市空间中的适用性。布朗理想个体的特性不仅限于此,除却城市,他还将“荒野”看作是属于美国本土的哥特式空间,有意地借助美国十七世纪以来便开始出现的,以荒野为背景的“俘虏叙事”中的被俘虏的“女儿”这一意象,对此展开了进一步讨论。不同于无处可归的被玷污的“女儿”,《威兰》中的女主角克拉拉纵使接受了陌生信息,并将其同化为自己的一部分,布朗仍未剥夺她建构家庭的资格,反而鼓励了她的这种行为。在《埃德加·亨特利》中这种倾向则更为明显,亨特利最后已经声称自己仿佛与印第安人有了“血缘关系”。借此我们可以归纳出布朗理想个体的第三个特点——有“本土化”(go native)即容纳和消化异质文化的能力。但这种“本土化”并不是没有代价的,由此产生的“排异反应”也在诸多人物上都有所体现。默文将对异质文化的包容添加进契约婚姻之中,接受了阿克萨的隐秘历史,却因此产生了“精神混乱”,《奥蒙德》中的康斯坦蒂亚甚至杀死了代表着异质文化的奥蒙德。当个体拒绝用婚姻契约来缓和封闭的情感社群和开放性“荒野”社群之间的对立,但是对异质文化的包容又同时已经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之时,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受“俘虏叙事”中部落式社群的启发,布朗提出了一种基于“联系”的社群模型。在此种模式中,个体本身不再是社群构建过程中的重点,以《埃德加·亨特利》中的罗瑞莫双胞胎为例,个体和个体之间联系的稳固与否才是构建理想社群的关键因素。至此,静止的、封闭的情感社群被由流动性“线条”编制而成的社群所替代,这种“块茎”原则下的社群模型与开放性的、流动性的、有“本土化”能力的个体完美契合了起来。在与他人的交汇和冲突之中,不断地进行自我重组的个体成就了这种能够对异质文化的不断融合的社群,这种网络状的社群同样也得以让世界各地的外来移民都能在美国找到一席之地。因此,本文虽采用了以单一作家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方法,但面对十八世纪末共和国复杂抽象的早期历史,布朗的作品可以说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力视角,去思考当时的知识分子们是怎样努力去构想一种新的社群模式,来赋予那些不过“把自己看作是宾夕法尼亚人或者弗吉尼亚人,而不是美国人”的民众一种新的身份基础,进而把这些移民者团结了起来,去解决在一片新的沃土重新创造一个家园的文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