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最好政府、最多给付”理念的兴起,行政权的各种表现形式都发生了改变。从之前的干预行政、秩序行政到给付行政、福利行政,行政机关的职能由单一的干涉变为积极的给付,行政职能呈现多元化趋势。我国2015年5月1日实施的《行政诉讼法》对此作出了制度性回应,该法第73条新增了一种判决类型——给付判决,丰富了我国行政诉讼的判决类型。它不仅有益于实现公民权利救济的彻底性和周延性,还有利于规范行政机关的行政给付行为。但是,该法第73条对于给付判决的适用范围未予明确化,在该条文的表述中仅仅用“查明被告依法负有给付义务”来对给付判决的作出予以规定。2015年5月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3条及2018年2月8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92条对于给付判决的适用范围作出规定:“履行支付抚恤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者社会保险待遇等给付义务”,明确了给付判决可以适用于这三种财产性给付,看似扩充了客体范围,但由于对“依法”以及“给付义务”未予以明确解释,反而限制了该判决应有的适用范围。理论与实践的脱节,这会使得人民法院在具体适用给付判决时出现困惑,增加了司法的不确定性。因此,对给付判决适用范围重新进行界定就具有必要性。本文通过分析给付判决内涵并结合司法实践中的案例,来具体分析给付判决应有的适用范围,旨在为司法实践中哪些案件应当用给付判决这一新型判决类型作为裁判依据提供参考和借鉴。本文共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介绍选题的背景与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并介绍本文的创新与不足之处。第二部分,从给付行政的兴起入手,通过对给付义务的来源进行探析,以给付请求权为基础将给付义务划分为法律规定的义务和法律认可的义务。通过对行政机关给付义务进行分类,将其划分为积极作为型给付和消极不作为型给付两大类;同时明确给付判决的性质与功能。第三部分,笔者按照特定条件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检索案例,通过对案例的分析得出行政给付判决在司法实践中的现状,并对现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第四部分,针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通过增加给付判决的法律依据、扩大适用范围、建立专门的诉讼类型等方法对给付判决予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