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先对《诗经》中“兴”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总结：把它分为“文本位”研究和“言本位”研究两种情况。“文本位”研究使用文字的规则或编码方式来阐释《诗经》，忽略了《诗经》的口语性质以及口语与书写之间的关系；“言本位”的研究观从发生学的角度研究《诗经》，恢复了《诗经》的口语性质，依照口语的规则与编码方式来研究《诗经》，但是也存在着缺陷，它未能意识到书写对口语状态的《诗经》产生的影响。文章的第一部分分为两章，第一章介绍了《诗经》的符号场，将《诗经》置于一个大的符号场中，介绍了《诗经》产生时期的三种文化记忆手段——仪式、音乐、文字，以及两大文化背景——口语文化和感性思维。认为《诗经》产生的时代是口语文化的时代，一个重视听觉、声音的时代，此时人们依赖语言而不是视觉的文字符号，但是当时汉字也已经产生，并且从上层不断的流传于民间，因而以重义为特点的书写文化也在不断的冲击着口语文化；同时人类处于感性思维模式阶段，人们“所想”即“所说”，创作的同时也要唤起物的在场，随着文字影响的深入以及应用的普及，人们逐渐实现了从感性思维到理性思维的转变，物的不在成为创作的必然要求，《诗经》产生的时期正好是处于这样一个转变期。第二章介绍了《诗经》的文本性与口语性，该部分从动态和静态两个角度进行，前者注重《诗经》的生成过程，从《诗经》的编辑过程、诗史同源、创作过程、雅俗文化的互动四个方面进行阐述；后者侧重对静态的文本性《诗经》的探讨，介绍了文本性《诗经》所具有的口语性与文本性的特点。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诗经》是一个混合体，是口语性和文本性的统一体，但是带有高度的文本性。文章的第二部分分为三章，第一章介绍了“兴”与口语，认为“兴”句在起源时期也是为了记忆上的方便而出现的，“起兴”句并不是演唱者所要表达的主要意思，他在诗中的作用就是为了跟后面的“所咏之词”形成整齐的句式与韵律上的协调，同时从最初的起源上来看，“起兴“句所咏之物为在场物，演唱者受到物的触动产生了创作的灵感，第二章介绍了“兴”与书写，认为受到汉字理据性和意象性思维的影响，“所咏之物”与“所咏之词”之间出现了意义上的联系，书写性的《诗经》被编定之后还要继续回到生活中传唱时，典籍所携带的汉字思维也就不断内化到个人，体现在创作中就是出现了比兴合流，第三章介绍了比兴合流，认为“比兴合流”之后“兴”就变成了一种类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