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对“新文化运动”这个名词的考辩为入口,但不是纯粹的观念史研究,希望将观念的形成落实到运动的层面,追问“新文化”作为运动的同一性是如何形成的?或者说,作为一个整体的运动,“新文化”如何从局部的(阶段性的、地方性的)运动中获取动力?　　 “新文化运动”,或者说“文化运动”出现于“五四”以后,即1919年下半年,到1920年初才流行开来。这与既成的以《新青年》为起点的新文化运动的概念是有出入的。对这个名词的历史性的敏感源自《新青年》同人对于“新文化运动”的观感,尤其是周氏兄弟的态度。以“五四”为端绪的“新文化运动”或许是文学革命、思想革命之外“另起”的事业。作为新名词的文化运动与《新青年》这个被追认的起点之间的区隔,是“新文化运动”的发生何以成为问题的缘起。　　 “新文化运动”与《新青年》倡导的文学革命、思想革命之间,一个绕不开的转捩点是五四运动。本文不可能正面进入“五四”这段历史,仅着眼于舆论界对五四事件的即时反应,来看这场运动是如何迅速被自我命名并逐渐合法化的。当时舆论界争执的焦点是“五四”究竟是文化运动,还是打人放火的“武化”运动?《晨报》组织的“五四纪念”主要也是围绕这个议题展开。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认为“五四”的价值就在不用“笔头”而用“拳头”,不是“文化”而是“武化”。但教育者仍希望把四处泛滥的学生运动收束为校园内的学生活动。《晨报》所属的研究系也想趁机吸纳这股突然崛起的新势力,以纪念的方式将“五四”的象征意义收编入自家的文化规划中。　　 研究系从事文化活动的意识萌发于“五四”之前,其北方的言论机关《晨报》、《国民公报》被北大新派引为同道,而南方张东荪主持的《时事新报》却与《新青年》、《新潮》纠纷不断。双方的争论与其说出于主义的分歧,不如说是一个态度问题。所谓“革新家的态度问题”,其实是《新青年》同人内部矛盾的外化:胡適不满钱玄同将趋新分子骂出门外,钱玄同则以为胡適与旧势力过于周旋。《时事新报》在从“谭政治”转为“谭文艺”,进而主张白话的过程中,不时受到党派背景的困扰,甚至引发了以梁任公为正宗的猜疑。胡適在调停两派的冲突时肯定《时事新报》立异的目的在于求同,也是为钱玄同对他的猜疑作辩护。　　 如果以《时事新报》为视点跟踪“五四”到“新文化”的运动过程,张东荪的时评提供了当局者对事态发展的观察与掌控。“五四”诚如张东荪所说只是一场旧思想的新运动,无论是此前《新青年》同人的革命主张,还是研究系转向后的文化规划,都来不及贯彻到暴风疾雨般的五四运动当中。除了判别“五四”的性质,还应该关心如何“运动”。“五四”与“新文化”共享了一种横向扩张的运动机制。《晨报》上对于地方文化运动的特约通讯,说明“新文化”的扩张以四周对中心的模仿为动力。所以,文化运动一开始就伴随着打假运动。被认为是冒牌杂志的《新中国》事实上由胡逋暗中主持,其大肆宣扬阎锡山的山西新政,透露出文化运动与地方自治乃至军阀政治的暖昧关系。　　 文化运动的中心势力,在后起的“新人”看来,或以学院为依托,或有政党作后盾,包括北大派和带有派系色彩的报馆主笔,在这些“学阀”的把持下,新文化的组织结构只能是尖锥形的。王无为发起的《新人》杂志处于这个尖锥最底层、最外围的位置,它与尖顶的《新青年》到底有多大的落差,或许可以通过与这两个圈子都有联系的成舍我、刘半农等人,他们社会身份的转换及其言说姿态的调整来度量。　　 1922年出现的学衡派,以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名义,讨伐《新青年》同入主要是胡遮倡导的文学革命,从而将“新文化运动”这一“另起”的名目“反套”在《新青年》身上。学衡派的张冠李戴,一方面因为二十年代初,其核心人物吴宓尚在美国留学,虽然关注国内的状况,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发生,毕竟缺乏切身的感受。另一方面则源于梅光迪与胡逋的宿怨,以及吴宓从梅光迪那里接受的对于文学革命的先入之见。所以,学衡派与其说是“新文化运动”的反对者,不如说是我们日后理解的以《新青年》为起点的新文化运动的塑形者。　　 本文所遵循的方法,基于最本初的文学素质和历史素质,一是对于语词的历史性的敏感,二是浑朴的过程的观念。前者表现为对“新文化运动”这一名词的诠释意义与历史意义的分疏,后者表现在对“新文化”作为运动的同一性的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