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中国GDP总量首次超过日本,上升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然而,在赢得了举世瞩目、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中国经济的深层次矛盾逐渐凸显,特别是农业发展与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严重不匹配,业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瓶颈。首先,扭曲性的城乡收入分配格局并未得到根本性扭转,而且这种差距还表现出逐渐扩大的趋势。其次,日益趋紧的世界粮食供求关系使粮食安全问题激化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而中国又是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国和人口大国,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再次,由于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化肥、农药等农业投入要素的过量使用,中国的农业生态环境正在遭到严重破坏,而且缺乏有效的制度设计能够加以缓解或遏制。最后,WTO成员国在全球农业的相关政策博弈与规则设定中的话语权不同,导致中国政府面临的国际农业补贴竞争环境非常严峻、复杂而不公平。所谓农业补贴,就是各级政府为了实现保障粮食安全、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等政策目标,对农业生产、流通、贸易活动或农业生产者提供的具有导向功能的转移性财政支出。农业补贴是财政支农不可替代的政策手段,也是国际上普遍采用的支持与保护农业生产的有效手段。进一步健全农业补贴制度,对于促进增粮增收,推动农业农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的调控和保障意义。因此,在WTO农业补贴相关规则的框架下,深入剖析我国农业补贴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症结,准确评估和测度中国农业补贴的政策效应和效率,比较并借鉴国外农业补贴的成功做法与先进经验,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中国农业补贴制度优化的方向和具体建议,最终形成目标清晰、受益直接、类型多样、简便高效以及符合WTO规则的农业补贴制度,理所当然成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一项极具挑战性而亟待破解的重大课题。我们正是在此背景下对中国农业补贴制度的优化问题展开研究。首先,本文在比较和综合国内外财政补贴定义的基础上界定了农业补贴的定义,阐释了农业补贴的基本特征,从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区分了农业补贴、农业保护和农业支持等几个术语。进而,从公共财政学说、福利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农业多功能性理论等多维视角探讨了实施农业补贴政策的理论依据,分析了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实施农业补贴对本国和它国的福利影响,列示了衡量农业补贴水平的主要指标,探讨了中国推行农业补贴政策的特殊性,以及中国政府面临的复杂国际农业补贴竞争环境。接着,本文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农业补贴制度变迁过程,全面剖析了中国当前的农业补贴政策体系,探讨了各项具体农业补贴政策的实施情况,阐释了中国农业补贴政策的主要特征,分析了中国当前农业补贴的规模与结构,总体考察并具体分析了中国农业补贴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从国际规则、法律、经济、制度等层面挖掘问题背后的根源。在上述定性分析的基础上,我们运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从全国的层面实证检验了新型农业补贴政策整体和各项具体新型农业补贴政策的增产效应与增收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新型农业补贴政策整体的两种效应均较为显著,而且增产效应比增收效应略微明显。从具体农业补贴政策来看,各项新型农业补贴政策的增产效应与增收效应的大小排序是一致的。除了良种补贴增产效应低于增收效应之外,其它三项农业补贴政策的增产效应均比增收效应突出。然而,与我国农资综合直补、良种补贴以及农机购置补贴等单项政策效应相比,中国新型农业补贴政策的整体效应欠佳。运用省际面板数据模型分别研究了粮食主产区、产销基本平衡区和主销区的农业补贴政策的整体增产效应；运用省际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农机购置补贴的政策效应。我们认为,在保证农业补贴政策效应显著性的同时,还必须提高农业补贴资金自身的使用效率。进而,简要介绍了农业补贴效率测度的基本理论与研究方法,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对各省的农业补贴的效率和超效率进行测度与比较分析。效率测算结果显示,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的所有省份均处于农业补贴的高效区与中效区。在粮食主产区,辽宁、河北、河南、江苏四省处于农业补贴高效区,其余九个省份处于农业补贴中效区。在粮食主销区,上海、北京、天津、浙江、福建和海南等六省均处于农业补贴高效区,只有广东省位于农业补贴中效区。在粮食产销基本平衡区,只有西藏位于农业补贴高效区,新疆、青海、广西和重庆四省处在中效区,云南、贵州、甘肃、陕西、宁夏、山西等六省则处于农业补贴低效区。通过对粮食主产区、产销基本平衡区和主销区三大区域的比较,本文的结论是,主销区的农业补贴效率最高,主产区居中,而产销基本平衡区最低。省际农业补贴超效率测度的结果表明,超效率平均值均大于1的省份共有8个,按其超效率平均得分的多少,依次为上海、北京、海南、福建、天津、西藏、河南、辽宁。按照三大粮食产区的划分,本文分别找出各大粮食产区的农业补贴效率较高的省份作为参考。粮食主销区农业补贴效率最高的省份是上海,然后是北京、海南、福建、天津；粮食主产区农业补贴效率最高的省份是河南,辽宁次之；粮食产销基本平衡区农业补贴效率最高的省份是西藏。为了提高农业补贴效率,在农业补贴制度优化的过程中,我们建议对三大粮食产区分类指导,以各大粮食产区农业补贴效率最高的省份作为改革的典范与标杆。运用DEA-Malmquist模型测算和比较粮食主产区13个省份的粮食直补效率。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粮食直补效率不高的主要原因是技术无效率。粮食直补的Malmquist生产率年均增长3.6%,粮食直补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源于技术进步与规模效率的提高,而不是纯技术效率的提高。由于发达国家和若干发展中国家的农业补贴实践已有较长历史,积累的很多先进经验值得中国借鉴,而留下的一些教训又需要中国引以为戒。本文比较并总结了欧盟、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与印度、巴西、埃及等发展中国家的农业补贴的先进经验。我们认为,认真借鉴这些先进经验,对中国农业补贴制度的创新和完善大有裨益。在剖析中国农业补贴制度存在的诸多问题、准确评估与测度中国农业补贴的政策效应和效率、比较与总结一些国家农业补贴制度的基础上,我们从理论分析和经验研究两个角度分析了影响农业保护水平的一系列经济因素。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我们界定了中国农业补贴制度的目标,给出了中国农业补贴制度优化的指导原则、总体思路与基本框架。在我们设计的基本框架内,遵循优化农业补贴制度的指导原则并沿着上述思路,从法律体系、农业补贴水平、政策工具、农业补贴结构、补贴资金的发放程序与监管等方面,界定中国完善农业补贴制度的基本着力点；提出了优化农业补贴制度的具体措施,以及完善农业补贴制度的配套措施。全文可能的创新主要表现在：其一,运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和2006-2010年全国层面的相关数据,从经验研究的角度检验了新型农业补贴政策整体和各项具体新型农业补贴政策的增产效应与增收效应。其二,在梳理农机购置补贴和其它财政支农支出的传导机制和拓展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基础上,我们运用农机总动力和土地生产率两个省际面板数据模型,分别对中国粮食主产区和非粮食主产区的农机购置补贴与其它财政支农支出的传导机制的有效性进行理论研究与经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无论粮食主产区还是非粮食主产区,农业补贴与其它财政支农支出的传导机制均较为有效。其三,运用DEA方法准确测度并比较了中国各省份农业补贴的效率和超效率。效率测算结果显示,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的所有省份均处于农业补贴的高效区与中效区。为了提高农业补贴效率,在农业补贴制度优化的过程中,我们建议对三大粮食产区分类指导,以各大粮食产区农业补贴效率最高的省份作为改革的典范与标杆。其四,从理论上梳理了粮食直补的传导机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回归分析,从整体上检验了粮食直补传导机制的有效性。运用DEA-Malmquist模型测算了粮食主产区13个省份的粮食直补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