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跨文化交流的背景下探讨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1882—1941)在中国的译介、研究和影响,首先是基于伍尔夫在西方现代文学和女性主义批评史上的重要地位。其次,从20世纪20年代末至今,中国的伍尔夫译介、研究颇丰,说明中国对伍尔夫的喜爱和关注程度之深。对这些译介、研究进行归纳和辨析,不仅可以总结我国的伍尔夫研究成果,而且能够考察中国对伍尔夫的接受状况。再次,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和女性主义理论深受其影响。作为现代主义文学的代表之一和女性主义先驱,伍尔夫在当代中国的知名度颇高,在高雅和通俗两个文化领域中都成为标志性的人物。然而中国对伍尔夫的接受及伍尔夫给予中国的影响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和系统的研究,伍尔夫与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关系的研究还是目前学术界的薄弱环节。如果没有对伍尔夫与中国联系的审视,没有对中国接受伍尔夫的深入研究,就无法理解中国文坛中的伍尔夫因素,无法准确把握中国现当代文坛和文化领域中的一些现象和特征。　　 伍尔夫在中国的接受过程,大致经历了20世纪30、40年代的毁誉兼有、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的低谷以至绝迹期、新时期以来的伍尔夫热潮。中国早期虽有众多学者和翻译家高度评价了伍尔夫创作的艺术技巧,但是对其小说中的人物塑造以及她与劳动大众的联系是持质疑态度的,对她的女性主义思想也是嘲笑与褒扬兼有。而新时期后期伍尔夫的文学创新实验和现代主义理论获得中国学者普遍的高度称誉,其女性主义诗学思想也在中国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和文化层面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现今伍尔夫己成为文化坐标和偶像,是西方女性主义者在中国传播最为广泛的人物。伍尔夫对生命和死亡意义的思考,对女性命运的探索,对人的终极关怀,对社会体制和战争的反思,使得她对于中国的现代性意义不止仅仅囿于学界,也延伸到普通大众。伍尔夫在这一传播、接受和影响的历程中,其形象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演绎了不同时期国人文学观念的变迁和对伍尔夫的不同认识。　　 本研究在论述中融合文学接受学、文学变异学、文学社会学和文学心理学等学科方法,以便阐明中国接受伍尔夫的历史文化语境和民族心理,从而深入阐释伍尔夫在中国接受、变异的原因。以重科学实证的影响研究为主,考察伍尔夫与中国文学、文化的事实联系,第一次全面地勾勒出伍尔夫在中国的接受史。同时,在细读的基础上揭示中国文学与伍尔夫作品之间的差异,探讨文学的共通特质和异质文化交流的规律。在论述中既观照伍尔夫在现当代时期的中国的整体传播和接受状况,系统梳理伍尔夫在中国接受与影响的历史事实；又着重个案研究,探讨徐志摩、冰心、陈染等个别作家对伍尔夫的接受。出于全面观照、探讨伍尔夫在中国的译介、研究、影响的动态过程的目的,本论文主要由相互关联的三个部分组成。　　 绪论部分简要介绍伍尔夫的创作理念、文学作品及其世界影响,阐明本论文的研究价值和意义、框架结构与研究方法。　　 第一章主要按照时间顺序梳理伍尔夫在中国自上世纪20年代末至今的动态的译介历程,从而展现伍尔夫在中国从赞美到批判、再到热潮的概貌。从意识形态、社会心态、时代文化、审美需求和文学发展背景等历史文化语境分析、探讨中国对伍尔夫迎拒的缘由及伍尔夫在中国传播的途径、媒介和身份,勾勒伍尔夫在中国译介的轨迹,探讨不同时期伍尔夫译介策略、译介特点及其深层原因,揭示出不同时期由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氛围所铸的文学观念对外来文学接受的影响。　　 第二章主要分析、总结伍尔夫在中国的研究状况,探讨不同时期伍尔夫研究的特点及其原因,进而总结历史文化语境与文学研究的关系。本章还结合西方伍尔夫研究状况,总结了中国伍尔夫研究在研究视野、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等方面的欠缺和不足。　　 第三章主要探讨伍尔夫对中国现当代时期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产生的影响。运用影响实证与平行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辨析徐志摩、李健吾、凌叔华、汪曾祺、陈染、赵玫等现当代作家对伍尔夫小说创作思想的吸收和创作手法的借鉴,并探讨他们与伍尔夫的差异性及其深层原因,从而肯定了他们建构中国民族新文学的努力。本章还探究了伍尔夫诗学思想给予中国文学批评界和文化领域的影响及中国文学批评与理论对伍尔夫诗学思想的推进,并阐明了中国批评界在吸纳伍尔夫因素时存在的局限性。　　 总之,本文对伍尔夫在中国的接受和影响进行了实证性考察和研究,弥补了国内伍尔夫研究之不足,不但有利于把握和理解伍尔夫及其作品在中国的接受与影响的动态过程,而且可以从侧面观照到不同时期文学观念的演变及其影响因素,进而总结文学接受与文化语境的关系。同时,这项个案研究对推进中西文学的互识、互证与互补,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和中国文学民族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理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