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梳理财政分权、政府生产性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经济学理论学说、回顾中国1994年分税制改革前后的历史事实以及全国、中央和省级地方政府生产性财政支出变动趋势的基础上，通过构建一个包含中央与地方两级政府，公共物质资本投资支出、科技研发活动投资支出和人力资本投资支出三种政府生产性财政支出的内生增长理论模型推导分析得出:两级政府财政分权条件下存在省级地方政府最优财政分权程度，省级地方政府的财政分权程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倒“U”型关系;省级地方政府三种生产性财政支出存在最优支出水平，三种省级地方政府生产性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倒“U”型关系，当实际支出水平不超过最优水平时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超过最优支出水平则会抑制经济增长。运用1994～2006年全国28省份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全国层面的省级地方政府财政基本建设支出、科学技术支出和教育支出对地区生产总值高度正相关，东部地区财政科学技术支出和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正向影响更为显著，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财政基本建设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财政分权程度提高通过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对经济增长有显著促进作用，全国层面和东部地区财政分权兼具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主要是直接效应。进一步运用2007～2019年全国28省份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全国层面和三大区域的省级地方政府财政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科学技术支出和教育支出对地区生产总值均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这一时期三种生产性财政支出的支出效率都高于1994～2006年的回归结果。全国层面和三大区域生产性财政支出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占比下降，科学技术支出和教育支出占比提高，支出结构得到优化。全国层面、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财政分权程度与地区生产总值高度负相关，即进一步的财政分权会抑制经济增长，本文认为可能的三个原因是地方政府经济粗放式发展形成路径依赖、非生产性财政支出扩张对居民消费和投资的“挤出效应”以及2008～2011年大规模建设投资造成的总供给与总需求结构性失衡;西部地区财政分权程度与地区生产总值呈正相关，本文认为受经济发展水平所限，西部地区仍需要进一步增加财政支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交通、通讯等生产性领域以及社会保障、文化卫生、医疗等非生产性领域。基于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本文有三点政策建议:一是为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省级地方政府应提高“两个比重”，即生产性财政支出在财政总支出中的比重以及财政科学技术支出和教育支出在生产性财政支出中的比重;二是省级地方政府财政分权应有合适的边界，不可过度竞争、盲目扩张;三是应当“分区域、分阶段、分层次”优化调整省级地方政府生产性财政支出结构比例，促进东、中、西部地区平衡、充分、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