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作为公众的一项基本权利,人人需要且不可或缺。卫生保健制度是人类生存权、健康权和发展权的重要保障,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自建国以来,我国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经历了萌芽、形成、成长、构建四个历史发展时期,逐步建立起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医疗保障、药品供应保障四大制度体系。2009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中明确提出,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以社会公众普遍反映的“看病难、看病贵”为问题导向,以“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为改革原则,努力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提出是中国自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第一次把社会民生建设问题摆到“基本制度”的政治高度。不可否认,自新医改以来,我国政府在制度设计和政策推进中坚持的价值立场和改革方向是正确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建立符合我国政府“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也集中体现了国家“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政治意志。然而,我国现行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在运行中仍存在一些不足和有待完善的地方,主要可以归纳为两个层面:一是结构性问题。在供需结构方面,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引致“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凸显;在服务结构方面,基层服务能力薄弱和城市大医院负担过重;在利益结构方面,基本医疗服务提供体系、基本药物供应保障体系和基本医疗保险体系单兵独进,利益格局不均衡。二是具体性问题。虽然改革整体方向明确,但是基本医疗服务提供体系、基本药物供应保障体系和基本医疗保险体系之间对阶段性任务不明确,政府主导不足与市场作用欠佳,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和积极性难以平衡,卫生行政管理体制不健全,不同人群受益不均,健康保障欠公平。以上种种问题的存在影响了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良性发展,导致“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难以实现。那么,究竟如何选择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改革模式,如何实现卫生资源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以及人群之间的合理配置,如何缓解现阶段公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如何消解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割裂化”发展的路径锁定,如何更好地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如何构建“人人公平地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制度框架和可行的深化路径呢?以上这些问题都需要从中国国情、现阶段制度运行问题以及制度发展规律等多方面总体把握和考量。正义理论要求每一位社会成员都应该享有平等地获得自由、机会、收入、财富等社会基本价值的权利。将正义理论引用到医药卫生领域,换言之,卫生正义要求基本医疗卫生制度能够尊重每一位社会成员的基本健康权利,政府在运用公共权力和进行制度设计中要合理考虑不同群体获得健康的正当利益。因此,在卫生正义理论视域下我国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改革的基本价值立场就在于努力实现社会公众获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机会公平、过程公平以及结果公平,最终尽可能缩小人群间健康差异。而这一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体系内基本医疗服务提供体系、基本药物供应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体系之间的相互协作和整体统筹。本文以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为特定的研究对象,通过文献研究法、数据分析法、以及归纳分析法在定量的基础上进行定性分析,兼顾理论和实证分析,重点剖析基本医疗卫生制度运行中存在的不足以及问题形成的根源,进而展开以“三医联动”推进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结构性整合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合理性分析;通过比较分析法对国外典型卫生保健制度以及国内部分地区“三医联动”的先行试点模式进行比较,从中获取对我国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改革深化的经验和启示;最后,在正义理论和协同理论的指引下,从制定价值目标、加强顶层设计、完善治理结构以及提供制度保障等方面,试图给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深化改革的路径。全文分为六个部分,主要的研究内容和相关结论如下。首先是导论部分。介绍选题背景,通过对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应然与实然的介绍,突出了推进我国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发展对于维护社会基本善的重要意义——保证每位社会成员都能够获得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平等权利;继而回顾并评析国内外有关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研究现状以及对其相关概念做出界定;另外,引入正义理论、协同理论以及制度理论对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改革进行价值域的应然分析;接着,较为简明地介绍了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研究方法以及可能的创新之处。第一章是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概述。通过对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概念、内涵、特征以及功能等维度的分析,提出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是指政府为了让每位社会成员公平地享受可及、低廉、优质、有效、安全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而做出的一项制度保障。继而回顾了我国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历史沿革,并将其划分为萌芽时期、形成时期、成长时期以及构建时期四个阶段,着重介绍了制度演变中取得的成就并总结出制度发展的成功经验,包括政府是制度推进的重要力量,制度是维护社会公众健康权利的重要保障,以及卫生正义要求充分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健康权利等。第二章深入剖析了我国现行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存在的问题与问题形成的原因。首先介绍了我国现行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框架结构,主要分为基本医疗服务领域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领域,其中基本医疗服务领域主要涵盖了基本医疗服务提供体系、基本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和基本医疗保险体系。不可否认,我国现行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改革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仍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结构性问题和具体性问题两个方面。其中,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割裂化”发展问题尤为突出,直接损害着公众获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损害了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运行效率。最后,从制度价值、政府政策、社会各方利益诉求以及制度改革重点领域等方面深入挖掘出阻碍基本医疗卫生制度运行的问题根源。可见,如何完善现行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从而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目标,是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一项艰巨任务。第三章分别从国外典型卫生保健制度比较以及国内有关“三医联动”改革的现行试点模式比较展开研究。一方面,比较国际典型的卫生保健制度,包括英国、美国、德国、印度和墨西哥。通过对各国卫生保健制度的发展沿革及制度特色进行阐述,继而比较制度之间在公平与效率、医疗服务提供、医疗保障等方面的异同,得出对我国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改革的借鉴与启示,主要包括:“健康全覆盖”已经成为国际卫生保健制度改革共识;卫生保健制度需要整体性地推进;管理模式和制度保障等方面的借鉴;走向统一的行政管理体制;强调立法保障和政府责任。对于我国来说,只有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在充分尊重历史和现实的基础上思考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改革以及当前所面临的各种突出问题,考虑从不同体制中吸取有益经验,才能制定出符合我国国情的、满足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改革需要的最佳方案。另一方面,对国内部分地区在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改革中有关“三医联动”的先行探索实践进行分析比较。主要选取了国内上海、福建、安徽、山东四个地区的制度模式进行分析比较,虽然试点地区各制度模式逻辑不一、深化路径不同,但是为国家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深化改革提供了地方实践经验,例如:“三医联动”是对现行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结构性整合的必然趋势;政府主导是制度模式推进的强大动力;强化基本医疗保险的第三方监督在制度推进中的作用;破除“以药养医”机制是公立医院改革的关键;提升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是“保基本”的必要基础;以及人、财、物和信息等资源是制度创新的必要保障等。其中,地方实践探索充分体现出“三医联动”是弥合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割裂化”发展的必然趋势。第四章对我国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结构性整合的必然性、可行性和合理性展开分析,探讨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与“三医联动”之间的内在联系。首先,提出我国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结构性整合的必然性在于体现了国家的政治制度底线要求,基本医疗卫生制度自身的复杂性以及“三医联动”具有消除内耗、提高效率的正当性;其次,提出了我国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结构性整合的可行性在于国家强大的政治承诺,国内先行地区“三医联动”改革的成功示范,以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为“三医联动”提供了必要条件;最后,提出了我国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结构性整合的有效性方面在于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和“三医联动”之间体现了目标与手段的多方对接,系统与要素的具体协同以及夙愿与现实要求的高度统一。由此,进一步突出弥合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割裂化”发展的重要性,也重申了政府在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改革中的主导地位,而且认识到基本医疗服务提供体系、基本药物供应保障体系和基本医疗保险体系之间内在的规律性,充分把握了制度改革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第五章是全文的重点和点睛之笔。在前面几部分探究和总结的基础上,构思出我国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改革深化的路径,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提出了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深入改革需要明确的价值目标,包括“保基本”、“促公平”、“控费用”和“提效率”;第二,提出了以顶层设计的确定性来确立卫生正义的理念指引,试图通过构建“政府保基本、市场提效率、社会促公平”的治理新格局,健全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体系以及为制度发展提供人、财、信息、法制等必要保障来消解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改革中出现的结构性问题;第三,提出了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深入改革需要完善的治理结构,包括政府导向、整体统筹、利益均衡和渐进发展;第四,提出了以制度优势的明确性来保证卫生公正的框架建构,从明晰政府在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改革中的应尽职责,推进卫生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到位,以及优化“三医联动”机制三方面来解决制度改革中面临的结构性问题和具体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