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日本不断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继“九·一八”事件之后,日本又发动了“七七”事件,侵略范围也由东北延伸至华北、华东地区,中国面临的民族危机不断加深。此时,南京国民政府依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和“剿共”的政策,对抗战态度消极,并对国内的抗日报刊采取查禁行动。但是,中国共产党一直没有放弃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尝试。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建立。救亡图存语境下,中国共产党深知发动人民群众对于抗战胜利的重要作用,于是,积极通过报刊等媒体动员群众。在这样的背景下,邹韬奋于1937年8月19日在上海创办了《抗战》三日刊。救亡图存语境下,抗战和建国一直是贯穿时代的主题。《抗战》三日刊自创刊之日起就以“分析报道国际国内形势,反映大众需求”为己任,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积极进行抗战宣传,动员民众。文章主要聚焦于《抗战》三日刊的抗日动员研究,通过数据统计和史料分析搭建该刊抗战动员的关系网络,回归彼时的历史场景,对抗战动员进行深层次的解读。全文主要内容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主要分析了《抗战》三日刊的创刊和发展。《抗战》三日刊创刊于上海,不仅得益于上海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而且受益于其发达的媒介环境。上海作为最先开放的东部沿海城市之一,成为当时中国接受变革的窗口和经济、文化中心。创刊之后的《抗战》三日刊是上海国统区救亡刊物的代表,其日常经营活动都以“抗战救国”为主题,因抗日战争中上海沦陷曾一度迁往汉口出版,虽然其发刊周期不足一年,但是在抗日动员中不失为一个旗帜鲜明的舆论阵地。第二章主要分析了《抗战》三日刊抗日动员报道的文体及栏目。本章主要采用数据统计和文本分析的方法,对该刊涉及抗日动员的篇目进行统计,作为文章研究的数据样本。《抗战》三日刊的动员文章呈现出文体类型的差异,因此,笔者对不同文体的抗日动员进行呈现和分析。书信文体加强了战时与读者的沟通,时评或短评文体对战局和战事进行了有力的评论,社论则充分论证了抗战必胜论,此三者是《抗战》三日刊抗日动员使用最多的文体。除此之外,《抗战》三日刊在抗日动员的版面和栏目上也进行了精心安排和设置,以适应战局变化,达到最佳动员效果。第三章主要分析了《抗战》三日刊抗日动员的类型。本章主要运用了数据统计和文本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在进行文本内容分析的基础上,概括出该刊抗日动员的三大类型,即民众动员、军事动员和教育文化动员,并通过对三种动员类型的分析,探究彼时《抗战》三日刊抗日动员的全貌。《抗战》三日刊抗日动员的内容涵盖了战时生活的方方面面,它通过报道战时消息,评论战争局势,对民众形成事实和情感上的动员。同时,对国民党政府和少数民族积极采取不同的动员方式,以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达到最佳动员效果。第四章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出《抗战》三日刊呈现乃至建构的战时日本的国际形象、军事形象以及战时日本的国民形象。30年代,日本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引起国际上的怨声载道,也置中国国民和日本国民的生活于战争的水深火热之中,《抗战》三日刊分析呈现了日本不义不智、暴戾残忍的军国主义形象,论证了其终将失败的宿命,从而鼓舞了民众抗战的决心,收到了良好的动员效果。《抗战》三日刊在爱国救亡刊物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于抗日动员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宣传是战时抗日动员的重要手段,对国内民众的精神鼓舞和战争胜利具有重大意义。《抗战》三日刊是由邹韬奋先生创办的一份专事战时宣传的爱国刊物,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它及时报道前线战况,积极动员包括农民、知识青年和妇女等群体参与到抗日战争中,他们在军事支援,伤兵救护和战争后勤等方面对抗战胜利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抗战》三日刊在彼时的爱国报刊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一定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是研究全面抗日战争初期抗战动员的良好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