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贤亮这个名字,足以跻身中国“新时期”文学史上争议最多的作家之列。他自我剖析式的写作被不少批评者定调为“知识分子心灵史”,然而这个名称本身就含有十足的复杂含义。批评者围绕张贤亮及其作品展开的讨论之所以莫衷一是,原因在于,在张贤亮的文本内部存在着太多的自相矛盾。笔者在细读文本,并综合参考三十年来张贤亮研究文献的基础上,以张贤亮创作心理中的矛盾为入手点和落脚点,对张贤亮的创作心理作进一步的深入探索,以自我、政治话语和身份这样三个关键词,深度解析张贤亮创作心理中的节点与症结,并对张贤亮的创作出路提出建议。笔者从探究张贤亮的自我意识入手,认为灵与肉二元对立的身体观导致了张贤亮创作心理中自我的分裂,而脱离现实的母性理想又加剧了自我的分裂,最终导致张贤亮的“自剖”式的写作演变成一场没有希望也没有创造的纵欲仪式。对苦难的补偿心理和一种非常态化的历史观,使张贤亮看似激愤的政治控诉实则是被自我辩护的动机所驱动。政治话语规训了张贤亮笔下人物的个人话语,甚至成为男主人公骨子里的话语需要。政治话语还进一步被男权主义所利用,成为规训女性话语、否定女性自我的工具。男权话语对女性话语的凌驾是政治话语凌驾于个人话语的递推结果。在张贤亮对两性关系的书写的背后,其实是被一种身份需求所驱动的。《灵与肉》透露出张贤亮因为“不良血统”而无辜遭受政治苦难,以及出于重演父亲身份悲剧的恐惧而催生的身份补偿心理。在《绿化树》中,作者在“爱情”题材的掩盖下,实际展现了章永磷从追求劳动者身份认同到恢复知识分子身份“记忆”的历程。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章永磷则以“自我超越”的口号,掩饰其对女人实质上的背叛和身份崇拜的最终确立。为了补偿个人的价值与欲望,也为了纾缓灵魂深处政治后遗症的发作及其造成的自我分裂的痛苦,张贤亮积极投身政治经济活动,并且将对社会身份的诉求反映在创作中。张贤亮小说中的知识分子主动与政治达成合谋,而丧失了追求理性价值的精神实质,成了一具身份的空壳。九十年代以来,张贤亮转向对经济身份的高扬,这突出地体现在小说《一亿六》中。在小说主题的缺失和视角的游移背后,透露出经济身份对自然与人性的殖民。这意味着独立人格与理性价值在张贤亮书写世界中的彻底崩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