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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慢性鼻一鼻窦炎鼻粘膜的免疫状态
本研究旨在通过调查CRS患者鼻粘膜的局部免疫状态，分析超敏反应与ISRS的关系，探讨导致CRS粘膜炎症持续状态的机理．
方法：收集43例慢性鼻鼻窦炎及15例正常中鼻甲粘膜组织，采用免疫组织化学、免疫荧光双标、ELISA及组织病理学等技术研究慢性鼻窦炎鼻粘膜(43例)局部免疫特点和可能存在的超敏反应。
结果：与正常对照组相比，CRS组11例粘膜局部总IgE增高，占25.58﹪，其增高幅度约为正常的2倍(P<0.01)，CRS患者粘膜局部有明确嗜酸细胞浸润的5例，占11.62﹪；14例鼻粘膜上皮层吞噬细胞(CD68)明显增加(p<0.01)，其中6例与上皮细胞层补体C3关系密切，自然杀伤细胞(CD57)数量在粘膜内无明显增加，但区域性聚集特点明显；补体C3在粘膜下层微血管内线性沉积4例，占9.3﹪； 8例CRS患者在鼻粘膜上皮层检测到了CTL(CD8、perforin双标细胞)细胞； CRS粘膜内IFN γ增高14例，占32.56﹪， IL4增高11例，占25.58﹪，二者与正常对照相比差异显著(p<0.01；p<0.01)，IFNγ和IL4的含量同时增高的5例；而IL5未检测到明显的变化。
结论：综合分析本研究结果，提示CRS粘膜粘膜局部可能存在I～Ⅳ型超敏反应，且各型超敏反应有部分重叠，鼻粘膜局部免疫调节紊乱可能是造成鼻粘膜组织损伤和CRS持续状态的基础。有近30﹪的病例不存在明确的超敏发应，其炎症持续状态的发生机理不清，推测可能与CRS的病因有关。
第二部分：中国鼻息肉的组织病理学及免疫学特征
背景：作为一种全球性常见疾病，鼻息肉通常被人们与哮喘联系起来。然而，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鼻息肉患者哮喘的发病率则相对较低。目的：通过调查鼻息肉的病理学和免疫学特征，探讨中国鼻息肉患者哮喘的发病率低的可能机制。
方法：收集31份鼻息肉组织来源于鼻内镜手术切除标本，15例健康中甲粘膜来源外伤整复无慢性鼻窦炎和哮喘的患者。对所有标本进行组织病理学检测，并通过ELISA、免疫荧光染色及Western blot检测IgE、IgG4、IL4、IL5、IL10、TGFβ1、T-bet、GATA3、foxp3。
结果：组织病理学显示，在所有鼻息肉标本中，主要表现为嗜酸细胞浸润的占38.7﹪，浆细胞增多的占41.9﹪，嗜中性粒细胞浸润为主的占9.7﹪。与对照组相比，鼻息肉中IgE和IgG4的浓度都明显增高，特别是IgG4(p=0.0009)，但二者呈负相关趋势(r=-0.7036，p<0.05)。除嗜中性粒细胞增多的样本IgE、IgG4水平较低外，免疫球蛋白与其他炎性细胞无明显相关性。鼻息肉中IL4、IL5、IL10和TGF β1表达均增加，尤以IL10变化最为明显(p=0.001)。IL10主要定位在上皮细胞、嗜酸性粒细胞和浆细胞，而TGF β1则主要分布于嗜酸性粒细胞和嗜中性粒细胞，T淋巴细胞无IL10和TGFβ1表达。部分鼻息肉高表达T-bet，GATA3，foxp3，但主要定位于嗜酸性粒细胞和浆细胞的胞浆中。 结论：本研究结果提示，嗜酸性粒细胞和浆细胞作为鼻息肉的主要炎症细胞，与上皮细胞一起参与局部免疫的调节。鼻息肉中高水平的IL10可能作为抑制性因子而存在，促进局部免疫球蛋白的表型的转换。
第三部分：Akt/AP1信号途径调节鼻息肉IL10的表达及分泌
目的：调查鼻息肉IL10过度表达的信号转导途径，探讨IL10表达调控及抑制变应性炎症的机理。
方法：收集31例鼻息肉样本及15例不伴有慢性鼻窦炎及变应性炎症的正常中鼻甲组织，采用免疫荧光、免疫印记、组织培养及ELISA和EMSA等技术，调查Akt、JNK以及p38MAPK信号途径及其相关的核转录子AP1、CREB和NF-kappaB与鼻息肉组织细胞中IL10表达分泌的关系。
结果：与对照相比，鼻息肉组织中活化的Akt明显增加(p<0.01)，主要定位与鼻息肉的粘膜上皮细胞及粘膜下的嗜酸细胞、浆细胞，并与鼻息肉组织IL10水平正相关(r=0.9608，p<0.01)。活性的JNK主要表达于嗜酸细胞，而p38MAK定位于鼻息肉中性粒细胞。磷酸化c-jun(AP1亚单位)分布特征与Akt类似，而磷酸化CREB主要表达于粘膜下的炎性细胞。NF-kkapaB在鼻息肉组织中表达明显增多，但无明显的胞核定位。PI3K的抑制剂在下调Akt活性及IL10表达的同时，抑制AP1及CREB的DNA结合活性，促进NF-kappaB的核转位。JNK以及p38MAPK的抑制剂对IL10的表达无明显作用。
结论： PI3K/Akt/AP1信号途径可能是调节鼻息肉IL10表达分泌的主要信号通路。JNK参与鼻息肉嗜酸细胞炎症的调节，而p38MAPK与鼻息肉的感染状态有关。IL10可能部分通过抑制NF-kppaB的活性发挥其抗变应性炎症的作用。本研究从信号转导的角度再次证明，在中国鼻息肉发生、发展的分子病理机制可能明显不同于发达国家，导致这一差异的原因还不清楚，考虑可能与遗传或环境因素有关，特别是环境因素，需要进一步研究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