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下，电影作为最富有群众性、最有力的政治宣传武器，一直承担着对广大工农兵群众的思想教育工作。叙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宏大主题成为电影表现的中心。爱情做为人类最基本的情感体验，一直是文艺作品中不可或缺的元素。而情爱这一两性间私密的个人体验，显然与社会主义的宏大叙述主题存在缝隙，尽管电影工作者在处理爱情时，尽可能的将其纳入主流意识形态的轨道中，但“十七年”时期政治环境的变动，使得一些在影片中表现爱情的电影，因爱情这一元素被冠以“毒草”之名受到批判。“毒草”是我国建国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的思想下的产物。1957年以后被广泛应用于文艺批评中的含有政治色彩的批评标准主要是指那些与我国建国后主流意识形态不符的，被认定为在思想上是负面的、消极的、反动的文艺作品。这一标准从1957年被提出知道文革后一直占据着文艺批评的主阵。笔者在论文主题部分通过对《柳堡的故事》、《五朵金花》、《早春二月》三部在“十七年”时期被打成“毒草”影片的分析，来审视三部影片中，爱情这一叙述元素，如何在政治变幻的时代里，被批判，被质疑，被扭曲。《柳堡的故事》作为新中国第一部表现战争年代革命军人爱情的影片，一改革命战争题材影片中所采用的严肃的、宏大的叙述风格，转而关注硝烟弥漫的战火下革命战士在英雄光环下作为普通人的个人情感表述。尽管影片创作时，将爱情尽可能纳入主流意识形态叙述中。但影片主题中的革命与爱情之间的矛盾是无法回避的存在。为了这一矛盾能够被合理的解释，批评者将这一矛盾或崇高化，或一致化，使其能够合理的符合电影的政治教化作用。电影主题曲《九九艳阳天》也因与以往铿锵有力地革命歌曲曲调风格的迥异，也被视为表达不健康情绪受到质疑。《五朵金花》通过少数民族年轻人的爱情，歌颂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主义新人。这部完全符合主流艺术形态的影片，也被《人民日报》点名批判“大毒草”，电影中对于社会主义的含蓄的艺术化的歌颂，使得影片中的爱情被诟病为反对社会主义的表现。新中国电影承担着在影片中塑造正确的爱情价值观的使命，在以劳动为基础的革命伴侣的情感关系的设定前，影片中所表现的少数民族的自由恋爱也受到了质疑。《早春二月》以20世纪20年代的芙蓉镇为背景，故事中讲述了萧涧秋和赋予反抗精神陶岚的爱情，但是由于影片被错误的定性为表现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影片，在这样的定性下，这对年轻男女身上所具有反抗精神和探索精神的被看做是具有资产阶级腐朽思想表现，两人纯真的爱情也因阶级属性的错误判定而被批判。而影片在改编过程中，有意渲染的人道主义精神，也被批评者扭曲为一种见不得人的情欲而加以批判。将“人性”的光芒掩盖。以上三部影片中，都在“十七年”时期受到政治干预下的批判，审视影片中所表现的爱情，不难发现这些爱情表达不仅纯真而且含蓄，使影片更有生动赋予艺术性。尽管如此，这些爱情还是受到了批判，可见我国建国初期对于电影表现爱情是所表现的思想性保守与政治干预下对“人性”的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