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发票是发票技术革新的产物,发票技术的创新并没有改变发票的本质,因此,电子发票仍然具有一般发票的内涵,是记载交易的收付款凭证。电子发票的技术特征还赋予了电子发票特殊的内涵,即在形态上应当以电子形式呈现,并通过电子化的方式开具、传输、接收与储存。由于我国的电子发票是在网络发票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因此实践中常常将网络发票视同电子发票。本文认为,网络发票最终以有纸化的形式进行交付,其实质是税控升级版的机打发票,不能将其与电子发票等同。我国的电子发票是从传统的发票制度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在监管思维上与传统发票的监管一脉相承。监管模式是对传统发票的直接继承,政府是发票的监管主体；对电子发票实行全面的监管,政府不仅识别发票上的交易事实,还识别发票的形式要件。这种监管模式给我国电子发票的运行造成了障碍。政府介入发票的交换形成了发票买卖市场；发行及开具主体唯一增加了政府的监管负担,使交易过程更加复杂：将政府的税收利益置于首位,忽视发票上其他主体的利益,导致利益相关方的弱势主体结盟,对抗税务机关,给税收征管造成障碍；重视形式监管,设计严格的对发票形式监管程序,发票形式和发票内容的分离机制,弱化了对交易事实的确认,不利于税务机关在税收征管方式上的转型,难以适应“信息管税”的国际化趋势。域外国家及我国台湾地区在电子发票的应用方面起步较早,对电子发票的监管逐渐形成集中控税和市场自由化两种主要的监管模式。虽然对电子发票的监管强度不同,这两种监管模式均是将市场作为交易真实性的控制主体,注重交易事实的监管,不去识别发票的主体及发票的形式,监管强度相对较小。这种监管模式及特征,对我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为了解除目前电子发票的运行障碍,需要对我国电子发票监管方式进行改进。首先要变革电子发票的制度基础,对发票的监管,要回归市场,确立以交易事实为唯一的监管原则,在立法安排上平衡发票主体利益；然后在重构发票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以大数据为核心的信息管税机制,并探索电商语境中电子发票的监管,提高发票的监管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