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善于追寻人类和自然的终极命运,“生存”可以说是贯穿于阿特伍德创作的主题。2003年问世的《羚羊与秧鸡》正体现了阿特伍德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深切担忧,基因工程的肆意发展完全打破了自然界的平衡和传统伦理的约束,人与基因动物的关系剑拔弩张。本文拟在科技迅猛发展的大背景下,从动物伦理角度出发,以基因工程为突破口,运用人性与动物性共生的思想,通过对比分析《羚羊与秧鸡》中所呈现的人与基因动物的关系,来探讨阿特伍德的动物伦理诉求,关照人与动物的生存,激发人们对人与动物关系的再思考。通过文本细读可以发现,人性和动物性并不是人类与动物分别持有的排他性特征,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人与动物有着极大的相似性,动物值得人类的平等关怀。而那些出于私利的诉诸于动物研究的对人体基因的复制,人体器官的培植,婴儿基因的重组等生物工程既忽视了人与动物自然属性的差异,也忽视了两者生命主体地位的平等,对人类和动物的生命都失去了起码的尊重。人类文明最终毁灭在自己研发的生物产品上,唯一的人类幸存者还受到基因动物的威胁,阿特伍德通过这一颇具讽刺性的结局警醒着人类要反思与动物的相处模式,认清两者的异同,实现人与动物、人性与动物性的和谐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