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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学者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里曾憧憬了一个这样的生活场景：“有游士借居万柳堂，夏日湘帘榧几，列古砚七八，古器铜器磁器十许，古书册画卷又十许，笔床水注，洒盏茶瓯，纸扇棕拂之类，皆极精致。壁上所粘，亦皆名士笔迹，焚香宴坐，琴声铿然，人望之若神仙，非高轩驷马不能登其堂也。”黄海涛的私人博物馆，馆内正在进行后期装修，但博物馆详细的蓝图已经呈现——以砚台为主，围绕文房用具，推广砚文化，打造文人文化博物馆，体验古代文人化的生活方式。
“这是小山子，这是镇纸，这是滴水，这是插屏……古人为了写好字，画好画，准备了很多工具，砚台是其中最重要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是一方汉代的三足砚，上面有三个人物造型：一人捂嘴，一人捂腿，一人捂耳，形态生动，富有变化，古人也讲究不言不听，不惹是非。三足砚的造型也体现了汉人的浪漫情怀。”
“武则天时期气势恢弘，盛唐时期的端砚也体现了这种气度，角度夸张，器形饱满，肥硕。”
黄海涛收藏的砚台近千方，博物馆展出的只是具有代表性的小部分，这些藏品体现了一套完整的砚台发展史。在他的收藏品中，最早的当属史前研磨器，他将其称之为砚台的雏形。而砚台兴起的秦汉时期也是黄海涛非常看重的，他收藏了一些具有个性特点的砚台。比如，一件汉代鹞子捕雀纹红砂石砚。
黄先生还收藏了一些隋唐时期的青釉瓷砚，这是砚台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黄海涛认为，中国砚台发展的第二次高峰就是唐代，出现了数量庞大的砚台，社会对砚台的需求量增大。唐代实行科举制度以后，天下的寒士有机会通过科举考取功名，读书成为当时社会上最热門的现象，文人、达官贵人荟萃，对砚的需求量增大。在当时，开采石料很麻烦，很多砚台就地取材，所有出现陶的、瓷的、泥的砚台，各种格式都有。
在他收藏的众多隋唐砚中，最为珍贵的是一方蹄足多达23条的青釉瓷砚台，在唐代阎立本的《北齐教书图》中，就描绘了一方和他收藏的这方相似的砚台。他还收藏了很多唐代出现、造型非常特别的箕斗形砚，也叫风字形砚，这种砚是在唐代中叶突然出现，材质各异，大小不同。
其中，宋砚也是黄海涛极为推崇的，“宋代是中国砚台发展的第三次高峰，宋代的砚主要特色在于文人参与治砚，使得中国砚台的风格定下来，也是中国砚台发展的转折期，在此之前，中国是工匠治砚，工匠用砚。”他认为，宋砚的优点在于简约、冷峻、峭拔，感觉砚出剑锋。“宋代是文人治国时代，与皇帝分权而治。在我想象当中，宋代文人手里的砚，是一把出锋的宝剑。辛弃疾写‘醉里挑灯看剑’，我认为可以改成‘醉里挑灯看砚’更有意思。宋代的文人非常有气节，砚台也具有文人的情怀，砚台的格局也是在宋代形成。
到了南宋，中国文人开始走下坡路。特别是清代的文字狱，把中国文人在宋代形成的骨气和气局全部杀灭了，简约大方的大格局越来越少，出现风花雪月的小格局。清代文人审美心态极其扭曲，造就了奇形怪状的砚台，黄海涛将清代的砚台形容为“歪不歪，正不正，扭不扭，方不方……”。这是清代扭曲的审美观导致的结果，这与清代龚自珍的《病梅馆记》讲到的是一样，当时对梅花的审美“以曲为美，以欹为美，以疏为美”，于是斫直、删密、锄正，以夭梅病梅居多，致使江浙之梅皆病！“不同时代，审美不一样，砚台风格不一样，材料、作用也都不一样。就如每个人性格一样，文化的多元化，文人多元化，砚台也就多元化，千砚千貌。”
自上世纪印年代中期开始，黄海涛逐渐收藏不同地方生产的砚台。“最早买砚只是兴趣使然，算不上真正意义的收藏。”他的第一方砚台是出差广东肇庆时偶然购买的，“别人都是大包小包的购买土特产，我选了两方端砚，当时对砚台的了解也只限于‘四大名砚’，这两方砚台也是以学生的身份买了学生做的砚”。至此之后，黄海涛只要到全国任何一个地方出差，就收集当地的砚台，做纪念品，开始玩砚台，他最初的收藏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上世纪90年代，经一位收藏古籍的行家点拨，黄海涛转而收藏古砚。好的砚台材质要好，而更为重要的是砚台的文化意义——砚台非是寻常家用摆件或生活实用器皿，砚台是直接参与书画创作的主要工具和为上层建筑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乃至宗教等方面服务的重要工具。因此，其地位远远高于其他许多門类的艺术品。
收藏的乐趣不仅在于收藏过程中各种悲欢的故事和数量的拥有，黄海涛认为“砚台收藏实际让我由无知，打开了新领域的一扇門，发展成我的兴趣，甚至事业”。古人时常用“耕砚田，永宝之”嘱托子孙，体现了砚台是古人生活和事业的伴侣。米芾“宁舍一室、不舍一石”，米芾当年以一方“灵璧研山”换得一处镇江甘露寺旁边临江的一处豪宅，但住进豪宅后，常思“灵璧研山”，并作诗云“研山不复见，哦诗徒叹息。惟有玉蟾蜍，向余频泪滴。”以此表达悔十艮失去这方宝砚的心理。历代以来，砚台的稀缺性、艺术性以及文人赋予的文化、历史价值构成了砚文化极高的含金量。“收藏砚台一开始是出于兴趣，玩的心态，由于砚丰富多彩，文化表现不同，促使我看书，学习。越看书，越觉得砚台内涵丰富，越有兴趣，必会越投入研究。”醉里挑灯看砚，这是砚台对于黄海涛的影响。
“这是小山子，这是镇纸，这是滴水，这是插屏……古人为了写好字，画好画，准备了很多工具，砚台是其中最重要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是一方汉代的三足砚，上面有三个人物造型：一人捂嘴，一人捂腿，一人捂耳，形态生动，富有变化，古人也讲究不言不听，不惹是非。三足砚的造型也体现了汉人的浪漫情怀。”
“武则天时期气势恢弘，盛唐时期的端砚也体现了这种气度，角度夸张，器形饱满，肥硕。”
黄海涛收藏的砚台近千方，博物馆展出的只是具有代表性的小部分，这些藏品体现了一套完整的砚台发展史。在他的收藏品中，最早的当属史前研磨器，他将其称之为砚台的雏形。而砚台兴起的秦汉时期也是黄海涛非常看重的，他收藏了一些具有个性特点的砚台。比如，一件汉代鹞子捕雀纹红砂石砚。
黄先生还收藏了一些隋唐时期的青釉瓷砚，这是砚台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黄海涛认为，中国砚台发展的第二次高峰就是唐代，出现了数量庞大的砚台，社会对砚台的需求量增大。唐代实行科举制度以后，天下的寒士有机会通过科举考取功名，读书成为当时社会上最热門的现象，文人、达官贵人荟萃，对砚的需求量增大。在当时，开采石料很麻烦，很多砚台就地取材，所有出现陶的、瓷的、泥的砚台，各种格式都有。
在他收藏的众多隋唐砚中，最为珍贵的是一方蹄足多达23条的青釉瓷砚台，在唐代阎立本的《北齐教书图》中，就描绘了一方和他收藏的这方相似的砚台。他还收藏了很多唐代出现、造型非常特别的箕斗形砚，也叫风字形砚，这种砚是在唐代中叶突然出现，材质各异，大小不同。
其中，宋砚也是黄海涛极为推崇的，“宋代是中国砚台发展的第三次高峰，宋代的砚主要特色在于文人参与治砚，使得中国砚台的风格定下来，也是中国砚台发展的转折期，在此之前，中国是工匠治砚，工匠用砚。”他认为，宋砚的优点在于简约、冷峻、峭拔，感觉砚出剑锋。“宋代是文人治国时代，与皇帝分权而治。在我想象当中，宋代文人手里的砚，是一把出锋的宝剑。辛弃疾写‘醉里挑灯看剑’，我认为可以改成‘醉里挑灯看砚’更有意思。宋代的文人非常有气节，砚台也具有文人的情怀，砚台的格局也是在宋代形成。
到了南宋，中国文人开始走下坡路。特别是清代的文字狱，把中国文人在宋代形成的骨气和气局全部杀灭了，简约大方的大格局越来越少，出现风花雪月的小格局。清代文人审美心态极其扭曲，造就了奇形怪状的砚台，黄海涛将清代的砚台形容为“歪不歪，正不正，扭不扭，方不方……”。这是清代扭曲的审美观导致的结果，这与清代龚自珍的《病梅馆记》讲到的是一样，当时对梅花的审美“以曲为美，以欹为美，以疏为美”，于是斫直、删密、锄正，以夭梅病梅居多，致使江浙之梅皆病！“不同时代，审美不一样，砚台风格不一样，材料、作用也都不一样。就如每个人性格一样，文化的多元化，文人多元化，砚台也就多元化，千砚千貌。”
自上世纪印年代中期开始，黄海涛逐渐收藏不同地方生产的砚台。“最早买砚只是兴趣使然，算不上真正意义的收藏。”他的第一方砚台是出差广东肇庆时偶然购买的，“别人都是大包小包的购买土特产，我选了两方端砚，当时对砚台的了解也只限于‘四大名砚’，这两方砚台也是以学生的身份买了学生做的砚”。至此之后，黄海涛只要到全国任何一个地方出差，就收集当地的砚台，做纪念品，开始玩砚台，他最初的收藏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上世纪90年代，经一位收藏古籍的行家点拨，黄海涛转而收藏古砚。好的砚台材质要好，而更为重要的是砚台的文化意义——砚台非是寻常家用摆件或生活实用器皿，砚台是直接参与书画创作的主要工具和为上层建筑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乃至宗教等方面服务的重要工具。因此，其地位远远高于其他许多門类的艺术品。
收藏的乐趣不仅在于收藏过程中各种悲欢的故事和数量的拥有，黄海涛认为“砚台收藏实际让我由无知，打开了新领域的一扇門，发展成我的兴趣，甚至事业”。古人时常用“耕砚田，永宝之”嘱托子孙，体现了砚台是古人生活和事业的伴侣。米芾“宁舍一室、不舍一石”，米芾当年以一方“灵璧研山”换得一处镇江甘露寺旁边临江的一处豪宅，但住进豪宅后，常思“灵璧研山”，并作诗云“研山不复见，哦诗徒叹息。惟有玉蟾蜍，向余频泪滴。”以此表达悔十艮失去这方宝砚的心理。历代以来，砚台的稀缺性、艺术性以及文人赋予的文化、历史价值构成了砚文化极高的含金量。“收藏砚台一开始是出于兴趣，玩的心态，由于砚丰富多彩，文化表现不同，促使我看书，学习。越看书，越觉得砚台内涵丰富，越有兴趣，必会越投入研究。”醉里挑灯看砚，这是砚台对于黄海涛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