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住在西安城里已經几十年了，我不敢说这座城就是我的，或我给了这座城什么，但多年前我还在陕南的乡下，确实是做过一个梦的，梦见了一棵不高大却很老的树，树上有一个洞。
　　在现实的生活里，老家有满山的林子，但我没有觅寻到这样的树；而在初做城里人的那年，于街头却发现了，真的，和梦境中的树丝毫不差。这棵树现在还长着，年年我总是看它一次，死去的枝柯变得僵硬，新生的梢条软和如柳。
　　我就常常盯着还趴在树干上的裂着背已去了实质的蝉壳，发许久的迷瞪，不知道这蝉是蜕了几多回壳，生命在如此转换，真的是无生无灭，可那飞来的蝉又始于何时，又该终于何地呢？于是在近晚的夕阳中驻脚南城楼下，听岁月腐蚀得并不完整的砖块缝里，一群蟋蟀在唱着一部梵乐，恍惚间就觉得那一块砖是我吧，或者，我是蟋蟀的一只，夜夜在望着万里的长空，迎接着每一次新来的明月而欢歌了。
　　我庆幸这座城在中国的西部，在苍茫的关中平原上，其实只能在中国西部的关中平原上才会有这样的城，我忍不住就唱起关于这个地方的一段民谣：八百里秦川黄土飞扬，三千万人民吼叫秦腔，调一碗黏面喜气洋洋，没有辣子嘟嘟囔囔。
　　这样的民谣，描绘的或许缺乏现代气息，但落后并不等于愚昧，它所透发的一种气势，没有矫情和虚浮，是冷的幽默，是对旧的生存状态的自审。我唱着它的时候，唱不出声的却常常是想到了夸父逐日渴死在去海的路上的悲壮。正是这样，数年前南方的几个城市来人，以优越异常的生活待遇招募我去，我谢绝了。我不去，我爱陕西，我爱西安这座城。
　　我生不在此，死却必定在此。当百年之后躯体焚烧于火葬场，我的灵魂随同黑烟爬出了高高的烟囱，我也会变成一朵云游荡在这座城的上空的。
　　当世界上的新型城市愈来愈变成了一堆水泥，我该怎样来叙说西安这座城呢？是的，没必要夸耀曾经是十三个王朝国都的历史，也不自得八水环绕的地理风水，承认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已不在这里了。但可爱的是，时至今日，气派不倒的、风范犹存的、在全世界的范围内最具古城魅力的，也只有西安了。它的城墙赫然完整，独身站定在护城河的吊板桥上，仰观那城楼、角楼、女墙垛口，再怯弱的人也要豪情长啸了。
　　大街小巷方正对称，排列有序的四合院和四合院砖雕门楼下已经黝黑如铁的花石门墩，可以让你立即坠入古昔里高头大马驾驶木制的大车开过来的境界里去。如果有机会收集一下全城的数千个街巷名称：贡院门、书院门、竹笆市、琉璃街、教场门、端履门、炭市街、麦苋街、车家巷、北油巷……
　　你突然感到历史并不遥远，以至眼前飞过一只并不卫生的苍蝇，也忍不住怀疑这苍蝇的身上有着汉时的模样或是唐时的标记。现代的艺术在大型的豪华的剧院、影院、歌舞厅日夜上演着，但爬满青苔的如古钱一样的城墙根下，总是有人在观赏着中国最古老的属于这个地方的秦腔或者皮影、木偶。他们不是正规的演艺人，他们是工余后的娱乐。有人演，就有人看，演和看都宣泄的是一种自豪，生命里涌动的是一种历史的追忆，所以你也便明白了街头饭馆里的餐具，碗是那么粗的瓷，大得称之为海碗。
　　逢年过节，你见过哪里的城市的街巷表演着社戏，踩起了高跷，扛着杏黄色的幡旗放火铳，敲纯粹的鼓乐？最是那土得掉渣的土话里，如果依音写出来，竟然是文言文中极典雅的词语：抱孩子不说“抱”，说“携”；口中没味不说“没味”，说“寡”；即使骂人滚开也不说“滚”，说“避”。
　　你随便走进一条巷的一户人家中，是艺术家或者是工人、小职员、个体的商贩，他们的客厅必是悬挂了装裱考究的字画，桌柜上必是摆设了几件古陶旧瓷。对于书法绘画的理解，对于文物古董的珍存，成为他们生活的基本要求。男人们崇尚的是黑与白的色调，女人们则喜欢穿大红大绿的衣裳，质朴大方，悲喜分明。他们少以言辞，多以行动；喜欢沉默，善于思考；崇拜的是智慧，鄙夷的是油滑；有整体雄浑，无琐碎甜腻。
　　西安的科技人才云集，产生了众多的全球著名的数学、物理学家，但民间却大量涌现着《易经》的研究家，观天象，识地理，搞预测，做遥控。你不敢轻视了静坐于酒馆一角独饮的老翁或巷头鸡皮鹤首的老妪，他们说不定就是身怀绝技的奇才异人。
　　清晨的菜市场上，你会见到人手托着豆腐，三个两个地立在那里谈论着国内的新闻。关心国事，放眼全球，对于他们似乎是一种多余，但他们就有这种古都赋予的秉性。“杞人忧天”从来不是他们讥笑的名词，甚至有人庄严地提议，在城中造一尊巨大的杞人雕塑，与那巍然竖立的丝绸之路的开创人张骞的塑像相映生辉，成为一种城标。
　　整个西安城，充溢着中国历史的古意，表现的是一种东方的神秘，囫囵囵是一个旧的文物，又鲜活活是一个新的象征。
　　选自《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