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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丹被公认为西方现代雕塑的开山祖师。《加莱义民》是其最负盛名的代表作之一，它生动地再现了英法百年战争中一个难忘的事件。
加莱是法国西北的重要港口，和英国隔海相望。1346年，英王爱德华三世率兵包围了这座海港。在顽强抵抗11个月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加莱被迫投降。为了显示他的大度，英王提出，只要六位市民自愿接受惩处，就可以赦免其他所有人。在这个关键时候，加莱的领袖，也是最富裕的一位市民厄斯塔什率先站了出来，在他的感召下，其他五位也随即挺身而出。他们根据英王的要求，脖子上套着绳索，手里拿着城门和防御工事的钥匙，一步一步走向城外的受降大营。这六位市民本来要被处死，怀孕在身的英王妃以对孩子不利为由，劝说爱德华三世放弃了这一残忍的决定。这就是罗丹要用青铜讲述的故事。
虽然历经数百年，但厄斯塔什等人的义举没有被遗忘。自1845年以来，加莱市一直计划为这些英雄人物树碑立传，曾先后聘请了两位雕塑家。结果第一位英年早逝，第二位因为普法战争也未能如愿，罗丹便成为了幸运的第三位。
1884年，加莱为了合并附近的工业区圣皮埃尔，需要推倒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段城墙。市长德瓦弗兰借此机会旧事重提，并于当年10月专程拜访了罗丹在巴黎的工作室。在客人表明来意后，罗丹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1870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建立以来，各种公共项目纷纷上马，对于雕塑作品的需求也与日俱增，此前罗丹曾几次投标，均告失败。加莱义民项目本来也要采用招投标的方式，但德瓦弗兰市长不愿意耽误时间，于是在一位艺术家朋友的推荐下直接找到了罗丹，而罗丹此时正需要这样的项目来进一步证明自己的才能。《青铜时代》《行走的人》等作品虽然给他带来了不小的名声，但他一直被正统的学院派视为异端。早年罗丹曾三次投考巴黎美术学院，均名落孙山，这注定了他从一开始就不同凡俗。德瓦弗兰市长是第一位前来拜访的政府官员，这样的天赐良机罗丹绝不能放过。
一个月后，罗丹给德瓦弗兰寄去了设计草图。一般来说，雕塑作品都是一个人或者以一个人为主，通过他（她）的姿态、容貌和衣着来表现特定的主题。罗丹的构思则与众不同，他要展现全部六位义民，而不只是厄斯塔什一位，而且这六个人大小相等，地位也相等。市長在11月23日的回信中赞扬了罗丹令人惊异的方案和勇于创新的精神，并说很快会交给市议会讨论。此后一个多月始终没有消息，罗丹紧张起来，赶紧通过朋友打听，才知道德瓦弗兰一直在说服市议会。1885年1月23日，市议会以13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的最终结果通过了设计方案。得知这一结果后，罗丹立刻表示将停下手头的其他工作，同时在费用上也不会计较。经过商谈，除了其他费用，罗丹个人报酬为15000法郎。根据当时行情，这基本上是雕塑一大一小两个人物的价格。
五个月后，罗丹向加莱市议会提交了雕塑模型。厄斯塔什等六位义民或仰头、或低腰、或转身，姿态各异，但脖子上都套着同样的绳索，面部表情凝重，带着几分痛苦。这个模型通过当地的《爱国者报》披露后，有人表示欢迎和欣赏，也有人不以为然。8月2日，《爱国者报》刊载了一篇言辞激烈的文章，作者认为：将六个人雕成同样大小非常不恰当，应该采用金字塔——以一人高据中心，其他人簇拥——的结构;但这还是次要的，更大的问题在于罗丹没有选择义民们挺身而出的那一刻——那才是最动人、最崇高、最伟大的时刻。这篇文章署名“一个过路人”，但显然代表了保守的市议会和不少市民的想法，他们希望先民们走向死亡时不是像囚犯，而是像烈士。
罗丹看到这篇文章后立刻给市长写信，强调自己是一个现代艺术家，不想再遵循崇高静穆的古老原则。他的美学追求是通过动作来表现情感，特别是痛苦和矛盾的情感，所以，他选择义民们走向英王大营的时刻。此时他们虽然不畏惧死亡，但内心深处仍然有着生的渴望。至于被学院派奉为神圣的金字塔结构，罗丹更加不屑一顾，他告诉市长，虽然巴黎美术学院一直主导着雕塑的潮流，但在自己的工作室里，他是完全自由的。给市长写完信后，罗丹仍然意犹未尽，干脆给《爱国者报》主编写了封信，结尾处他直截了当地表达了自己的艺术追求：“也许别人会用不同的方式雕刻美妙的作品，但您必须允许我用自己的脑和心来工作，否则您就抽走了我的生气，把我变成了一个普通工匠。简单来说，我是一个雕塑家，只想做出杰作，如果那是可能的，对于我来说，艺术的考量超过其他一切。”
显然，反对意见绝不能动摇罗丹的想法，反而激发了他的热情。他在给市长的信中表示将在秋天正式动手，并争取在一年内完成全部工作。但计划不如变化快，1886年，法国遭遇严重的经济危机，加莱银行业破产，无法及时支付罗丹的费用，在完成三个人物后工作一度中断。此后罗丹时断时续，加上不断有其他任务，《加莱义民》的石膏像直到1889年才最终完成，铸铜则一直拖到1895年。资金不能及时到位也有好处，罗丹可以更加从容、更加自由地进行艺术创作。经济危机瓦解了加莱的银行业，也瓦解了罗丹的反对派。
根据当代艺术史家的研究，《加莱义民》的创作中可能还有一位女性的参与，她就是卡米耶·克洛代尔。1883年，年仅19岁的克洛代尔成为罗丹的学生和恋人，十年后两人分手，痛苦的克洛代尔很快精神失常，在疯人院度过了后半生，直到1943年去世。罗丹在现实生活中制造的痛苦可能不亚于他的雕塑所表现的痛苦。克洛代尔的艺术天才一直被罗丹的光彩所掩盖，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重新进人人们的视野，并逐渐获得了可以和罗丹并驾齐驱的地位。除了个人创作，克洛代尔还帮罗丹完成了某些作品的初雕以及次要部分如手、脚的雕刻工作，但具体做了多少，现在已经无法确切知道。当然，对于罗丹来说，她的存在是灵感的直接来源：“我注定要认识你，重过一种全然陌生的生活，我那暗淡的存在才能在喜悦的火中燃烧。谢谢你。因为你，我的生命得到了属于神性的那一部分。”（1886年10月罗丹致克洛代尔）在两人相伴相爱的十年中，罗丹完成了众多艺术杰作，《加莱义民》是其中之一。
2019年底，我有幸访问加莱，一出火车站就直奔不远处的市政府广场。和一般的纪念雕塑不同，《加莱义民》的基座很低，相当接地气，这也是罗丹的别出心裁。他希望加莱人不是对这六位英雄高山仰止，而是仿佛遇到了自己的街坊邻居。真正的艺术品是浑然一体的，尽管我仔细端详这六位义民的手足，还是完全看不出哪些出自一代才女克洛代尔。
在加莱市政府广场盘桓徘徊，一时不能离去。面对历久弥新的铜像，不禁感慨良多：伟大的艺术家总是富于创造力、敢于打破成规，而大量的艺术从业者却习惯于制造尽可能精致的平庸。学术界的分野，似乎也是如此。
摘自《中华读书报》
加莱是法国西北的重要港口，和英国隔海相望。1346年，英王爱德华三世率兵包围了这座海港。在顽强抵抗11个月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加莱被迫投降。为了显示他的大度，英王提出，只要六位市民自愿接受惩处，就可以赦免其他所有人。在这个关键时候，加莱的领袖，也是最富裕的一位市民厄斯塔什率先站了出来，在他的感召下，其他五位也随即挺身而出。他们根据英王的要求，脖子上套着绳索，手里拿着城门和防御工事的钥匙，一步一步走向城外的受降大营。这六位市民本来要被处死，怀孕在身的英王妃以对孩子不利为由，劝说爱德华三世放弃了这一残忍的决定。这就是罗丹要用青铜讲述的故事。
虽然历经数百年，但厄斯塔什等人的义举没有被遗忘。自1845年以来，加莱市一直计划为这些英雄人物树碑立传，曾先后聘请了两位雕塑家。结果第一位英年早逝，第二位因为普法战争也未能如愿，罗丹便成为了幸运的第三位。
1884年，加莱为了合并附近的工业区圣皮埃尔，需要推倒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段城墙。市长德瓦弗兰借此机会旧事重提，并于当年10月专程拜访了罗丹在巴黎的工作室。在客人表明来意后，罗丹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1870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建立以来，各种公共项目纷纷上马，对于雕塑作品的需求也与日俱增，此前罗丹曾几次投标，均告失败。加莱义民项目本来也要采用招投标的方式，但德瓦弗兰市长不愿意耽误时间，于是在一位艺术家朋友的推荐下直接找到了罗丹，而罗丹此时正需要这样的项目来进一步证明自己的才能。《青铜时代》《行走的人》等作品虽然给他带来了不小的名声，但他一直被正统的学院派视为异端。早年罗丹曾三次投考巴黎美术学院，均名落孙山，这注定了他从一开始就不同凡俗。德瓦弗兰市长是第一位前来拜访的政府官员，这样的天赐良机罗丹绝不能放过。
一个月后，罗丹给德瓦弗兰寄去了设计草图。一般来说，雕塑作品都是一个人或者以一个人为主，通过他（她）的姿态、容貌和衣着来表现特定的主题。罗丹的构思则与众不同，他要展现全部六位义民，而不只是厄斯塔什一位，而且这六个人大小相等，地位也相等。市長在11月23日的回信中赞扬了罗丹令人惊异的方案和勇于创新的精神，并说很快会交给市议会讨论。此后一个多月始终没有消息，罗丹紧张起来，赶紧通过朋友打听，才知道德瓦弗兰一直在说服市议会。1885年1月23日，市议会以13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的最终结果通过了设计方案。得知这一结果后，罗丹立刻表示将停下手头的其他工作，同时在费用上也不会计较。经过商谈，除了其他费用，罗丹个人报酬为15000法郎。根据当时行情，这基本上是雕塑一大一小两个人物的价格。
五个月后，罗丹向加莱市议会提交了雕塑模型。厄斯塔什等六位义民或仰头、或低腰、或转身，姿态各异，但脖子上都套着同样的绳索，面部表情凝重，带着几分痛苦。这个模型通过当地的《爱国者报》披露后，有人表示欢迎和欣赏，也有人不以为然。8月2日，《爱国者报》刊载了一篇言辞激烈的文章，作者认为：将六个人雕成同样大小非常不恰当，应该采用金字塔——以一人高据中心，其他人簇拥——的结构;但这还是次要的，更大的问题在于罗丹没有选择义民们挺身而出的那一刻——那才是最动人、最崇高、最伟大的时刻。这篇文章署名“一个过路人”，但显然代表了保守的市议会和不少市民的想法，他们希望先民们走向死亡时不是像囚犯，而是像烈士。
罗丹看到这篇文章后立刻给市长写信，强调自己是一个现代艺术家，不想再遵循崇高静穆的古老原则。他的美学追求是通过动作来表现情感，特别是痛苦和矛盾的情感，所以，他选择义民们走向英王大营的时刻。此时他们虽然不畏惧死亡，但内心深处仍然有着生的渴望。至于被学院派奉为神圣的金字塔结构，罗丹更加不屑一顾，他告诉市长，虽然巴黎美术学院一直主导着雕塑的潮流，但在自己的工作室里，他是完全自由的。给市长写完信后，罗丹仍然意犹未尽，干脆给《爱国者报》主编写了封信，结尾处他直截了当地表达了自己的艺术追求：“也许别人会用不同的方式雕刻美妙的作品，但您必须允许我用自己的脑和心来工作，否则您就抽走了我的生气，把我变成了一个普通工匠。简单来说，我是一个雕塑家，只想做出杰作，如果那是可能的，对于我来说，艺术的考量超过其他一切。”
显然，反对意见绝不能动摇罗丹的想法，反而激发了他的热情。他在给市长的信中表示将在秋天正式动手，并争取在一年内完成全部工作。但计划不如变化快，1886年，法国遭遇严重的经济危机，加莱银行业破产，无法及时支付罗丹的费用，在完成三个人物后工作一度中断。此后罗丹时断时续，加上不断有其他任务，《加莱义民》的石膏像直到1889年才最终完成，铸铜则一直拖到1895年。资金不能及时到位也有好处，罗丹可以更加从容、更加自由地进行艺术创作。经济危机瓦解了加莱的银行业，也瓦解了罗丹的反对派。
根据当代艺术史家的研究，《加莱义民》的创作中可能还有一位女性的参与，她就是卡米耶·克洛代尔。1883年，年仅19岁的克洛代尔成为罗丹的学生和恋人，十年后两人分手，痛苦的克洛代尔很快精神失常，在疯人院度过了后半生，直到1943年去世。罗丹在现实生活中制造的痛苦可能不亚于他的雕塑所表现的痛苦。克洛代尔的艺术天才一直被罗丹的光彩所掩盖，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重新进人人们的视野，并逐渐获得了可以和罗丹并驾齐驱的地位。除了个人创作，克洛代尔还帮罗丹完成了某些作品的初雕以及次要部分如手、脚的雕刻工作，但具体做了多少，现在已经无法确切知道。当然，对于罗丹来说，她的存在是灵感的直接来源：“我注定要认识你，重过一种全然陌生的生活，我那暗淡的存在才能在喜悦的火中燃烧。谢谢你。因为你，我的生命得到了属于神性的那一部分。”（1886年10月罗丹致克洛代尔）在两人相伴相爱的十年中，罗丹完成了众多艺术杰作，《加莱义民》是其中之一。
2019年底，我有幸访问加莱，一出火车站就直奔不远处的市政府广场。和一般的纪念雕塑不同，《加莱义民》的基座很低，相当接地气，这也是罗丹的别出心裁。他希望加莱人不是对这六位英雄高山仰止，而是仿佛遇到了自己的街坊邻居。真正的艺术品是浑然一体的，尽管我仔细端详这六位义民的手足，还是完全看不出哪些出自一代才女克洛代尔。
在加莱市政府广场盘桓徘徊，一时不能离去。面对历久弥新的铜像，不禁感慨良多：伟大的艺术家总是富于创造力、敢于打破成规，而大量的艺术从业者却习惯于制造尽可能精致的平庸。学术界的分野，似乎也是如此。
摘自《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