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大兴见到一张老地契，说是民国十年农历十月，大兴康营村一位姓刘的佃户从地主手里买下四亩三分地，总共只花了七块大洋。也就是说，一亩地还不值两块大洋。
　　大洋的购买力是很强的，但是购买力再强，民国时代一块大洋也买不了一百斤米，撑死了相当于现在两百元人民币。两块大洋呢？最多相当于四百元钱。花四百元买一亩地，是不是白日做梦？
　　真的不是白日做梦，民国时代农村的地皮就是这么便宜。
　　也甭说农村，就连北京城里的地价都低得吓人。我在北大图书馆见过另一张老地契，上面显示民国十六年一个名叫松海的八旗破落户卖掉了东直门外、光熙门内一块地，面积一亩五分，卖价是三十六块大洋。据我所知，那时候北京大学正牌教授的月薪能开到二百六十块大洋，教一个月的书，能买十亩地。
　　是不是只有北京和北京大兴的土地这么便宜？不是。今年春节我的一个同乡兼同仁从自家老宅里翻出来四十多张地契，从民国十六年的到民国三十六年的都有，看看上面显示的土地成交价，统统低得可怜。
　　比如说民国二十五年三月，杞县高阳乡（我的老家）一位名叫刘宗起的农民购买本村蔡韩氏的土地，总共五亩地，一百块大洋成交。民国三十五年七月，刘宗起又从本村张瑞云手里买了三亩地，四万七千元成交。四万七千元好像很贵，可它不是大洋，是法币，而民国三十五年已经是抗战后了，法币正在严重贬值，用购买力折算的话，四万七千元法币最多相当于现在几千块人民币。
　　民国三十年，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出版了《中国土地问题之统计分析》一书，该书第六章第一节列举了全国每一个省份的平均地价，全部折合成大洋，贵州每亩地不到一块钱，甘肃每亩地不到十块钱，河南每亩地十三块钱，广东和浙江两省的平均地价最高，也才五十块大洋一亩。由此可见，那个时代地价低廉已经成了普遍现象。
　　为什么土地那么便宜？因为在广大农村以及某些城市，土地的产出太少，而税费成本却太高，经营土地极不划算，故此买地的人不愿意出大价钱。吴组缃在短篇小说《一千八百担》里举过一个典型例子：南京城里一个商人贷给乡下某油坊主两千块大洋，每年收些利息，后来油坊破产，油坊主自杀，商人去要债，油坊主的家人说：“要钱没有，我们用土地还账好不好？”商人说：“我们家也有一百多亩地，去年反倒贴了几十块大洋来完粮纳税，我要的是钱，要你的地干嘛？”旁边一个律师跟着帮腔：“这年头，地是个倒霉东西，是个瘟神，谁见了谁怕！”您瞧瞧，一个谁见了谁怕的东西，当然只能便宜卖了。
　　但也不是所有的土地都不值钱。民国时区域发展极不均衡，少数大城市畸形繁荣，其他地方基本破产，土地放在广大农村和死气沉沉的故都北京非常不值钱，放在上海、南京、广州、杭州等地方却是寸土寸金。以上海为例，从民国建立到抗战爆发，公共租界的地价差不多一年涨一倍，最贵时一亩地能卖三百万块大洋。还有广州，最繁华的惠爱路两边的商铺宅基，论井（折合十多个平方米）出售，每井高达四十万块大洋。跟其他地方几十块大洋甚至几块大洋一亩的地价比起来，广州、上海的地价贵了几万倍！
　　为什么这几个大城市的地价会这么贵？因为它们商业繁荣、交通便利、教育发达、文化先进，又没有土匪横行，有钱人都往那里挤，土地当然紧张，地价当然暴涨。
　　新中国成立后广大农村流行批斗大地主，其实从经济上讲，農村的大地主远远不如大城市里的小地主活得划算——只要你在大城市里拥有一块地皮，把它租给开发商盖成房子（民国流行租地建房），就什么都不用管了，哪怕天天睡大觉，也能源源不断地收到惊人的租金，等租期一满，甚至还能把开发商盖的那些房子无偿收归自己名下（这也是民国时的惯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