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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孔子是最杰出的文化代表。孔子儒学总体上蕴含着文化、伦理、政治、教育、社会治理方面的五大智慧。它们仍可为今所用，甚至可以为全人类共享。
其一，述而有作的文化智慧。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周文疲敝，礼坏乐崩，当面临“古今之变”、重建“文化认同”的时代课题时，孔子应之以“述而有作”之道，述礼作仁，一继承一开新，由此礼乐得以存、仁学得以立、儒学得以开。借助于仁，中国传统文化顺利地实现了由上古向中古的转折；借助于仁，孔子之前数千年和孔子之后数千年的文化血脉得以沟通连接，而没有中绝断裂。如果孔子之于礼主要是“述”的话，那么全新意义上的仁，完全是孔子动心忍性、敏求善思，自家体贴出来的，是孔子述中所作。也就是说，面对“古今之变”下的文化创新的问题时，孔子从“述而有作”的原则出发，既承继了“传统”之礼，又有“现代”开新之仁，由此建立了“仁礼合一”的学说体系，奠定了儒学的根基。孔子这种“述而有作”的文化智慧，对当代文化的重建与创新不无借鉴意义。
其二，仁礼合一的伦理智慧。“仁”之要在于使“礼”合乎主体内在的心性情感，而不至于流于空有其表、形式僵化的所谓“吃人的礼教”；“礼”之要则在于将主体内在的情感化作外在的力量，落实于具体的社会关系中。“仁”的内在情感与“礼”的外在行为合而为一，方是道德实践之整个过程的完成。孔子的这种“仁礼合一”之学体现的是一种“美德”与“规范”（规则）并重、“德性”与“德行”统一的伦理智慧。孔子这种“仁礼合一”的伦理智慧，对克服当代道德困境，建设新型伦理价值体系，极具指导意义。
其三，德治民本的政治智慧。“德治”（孟子叫“仁政”）构成儒家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为政以德”“道之于德，齐之于礼”的思想主张是孔子儒家政治智慧的集中体现。这种“为政以德”的具体要求主要表现为对统治者自身“正身正己”的“德位”自觉，即要求在上位者能够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从而达到“正人”“不令而行”的目的。其言如是：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颜渊》）
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子路》）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
最后，将这种“正身正己”的德性诉求外化、落实，就是儒家“庶民富民教民”“安人安百姓”“博施济众”的民本观念及实践。
孔子儒家这种面向人本身，强调统治者之“德位”自觉的德治理念无疑是一种极其深刻的政治智慧。美国人文主义大师白壁德认为，孔子之教能够提供民主领袖所需要的品质。儒家“以身作则”精神可以塑造出“公正的人”，而不仅仅是“抽象的公正原则”，这是儒家可以贡献于现代民主之所在。
其四，因材施教的教育智慧。作为师长，孔子能够自觉做到以“因材施教”“教依人立”的原则教授门徒，“顺其气质才情而教”，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使学生各遂其性、各尽其才、各有所用，培养出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多方面的人才。孔子这种高超的教育智慧，仍值得当代“好老师”取法和借鉴。
其五，“以和为贵”的社会治理智慧。孔子开出“仁”，是要开辟价值之源，为“礼”提供意义支撑。而他之所以要“复礼”“从周”，所求者在“天下有道”，即以“礼”来调节人际关系，实现社会和谐。“礼之用，和为贵”（《学而》），此之谓也。从“克己复礼为仁”到“礼之用，和为贵”，孔子谈仁说礼，其终极追求在一个“和”字。可以说，“仁”“礼”“和”构成了孔子儒学思想体系的三个基本支点，仁礼合一的孔子儒学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一种以追求和谐为目的，包含调节社会关系，鼓励人向上向善诸多内容的社会治理之学。
“仁”由己而人，从内向外的层层打开和具体落实，就是人依循忠恕的原则，按照“能近取譬，推己及人”的为仁之方，做到“克己复礼”的过程。这就是说，“克己复礼为仁”的深层意涵当在于：道德实践（为仁）的落脚点是要将自我的道德信念与道德自觉（克己）不断向外扩展、落实，推己及人，从而在与家庭、社会、国家的关系中完成自我之角色定位，确立个体所当有的责任和义务（复礼），这叫“礼以辨异”。孔子称之为“正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通过“礼”来明分君臣父子、甄定社会角色、明确责任义务，使每个社会成员都依礼而行，各安其位，各行其是，从而实现人际关系的和谐。当然，人在对“礼”的践履过程中，本身也就开显了统归于“仁”（广义）之下的诸多道德价值，比如孝、悌、慈、爱、恭、敬、忠、信等。也就是《大学》说的，“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总之，以“仁”作为“礼”的价值支撑，又以“礼”来“正名”，促成社会关系的和谐，“仁”“礼”“和”确立了孔子社会治理思想的基本框架，而一个“和”字最是其社会治理智慧的精髓所在。孔子仁、礼、和“三位一体”的社会治理思想体系中，包含着许多适合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若能结合时代条件加以调整，赋予其新的含义，完全可贡献于当代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胡琴芝摘自《光明日报》2015年6月8日）
其一，述而有作的文化智慧。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周文疲敝，礼坏乐崩，当面临“古今之变”、重建“文化认同”的时代课题时，孔子应之以“述而有作”之道，述礼作仁，一继承一开新，由此礼乐得以存、仁学得以立、儒学得以开。借助于仁，中国传统文化顺利地实现了由上古向中古的转折；借助于仁，孔子之前数千年和孔子之后数千年的文化血脉得以沟通连接，而没有中绝断裂。如果孔子之于礼主要是“述”的话，那么全新意义上的仁，完全是孔子动心忍性、敏求善思，自家体贴出来的，是孔子述中所作。也就是说，面对“古今之变”下的文化创新的问题时，孔子从“述而有作”的原则出发，既承继了“传统”之礼，又有“现代”开新之仁，由此建立了“仁礼合一”的学说体系，奠定了儒学的根基。孔子这种“述而有作”的文化智慧，对当代文化的重建与创新不无借鉴意义。
其二，仁礼合一的伦理智慧。“仁”之要在于使“礼”合乎主体内在的心性情感，而不至于流于空有其表、形式僵化的所谓“吃人的礼教”；“礼”之要则在于将主体内在的情感化作外在的力量，落实于具体的社会关系中。“仁”的内在情感与“礼”的外在行为合而为一，方是道德实践之整个过程的完成。孔子的这种“仁礼合一”之学体现的是一种“美德”与“规范”（规则）并重、“德性”与“德行”统一的伦理智慧。孔子这种“仁礼合一”的伦理智慧，对克服当代道德困境，建设新型伦理价值体系，极具指导意义。
其三，德治民本的政治智慧。“德治”（孟子叫“仁政”）构成儒家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为政以德”“道之于德，齐之于礼”的思想主张是孔子儒家政治智慧的集中体现。这种“为政以德”的具体要求主要表现为对统治者自身“正身正己”的“德位”自觉，即要求在上位者能够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从而达到“正人”“不令而行”的目的。其言如是：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颜渊》）
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子路》）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
最后，将这种“正身正己”的德性诉求外化、落实，就是儒家“庶民富民教民”“安人安百姓”“博施济众”的民本观念及实践。
孔子儒家这种面向人本身，强调统治者之“德位”自觉的德治理念无疑是一种极其深刻的政治智慧。美国人文主义大师白壁德认为，孔子之教能够提供民主领袖所需要的品质。儒家“以身作则”精神可以塑造出“公正的人”，而不仅仅是“抽象的公正原则”，这是儒家可以贡献于现代民主之所在。
其四，因材施教的教育智慧。作为师长，孔子能够自觉做到以“因材施教”“教依人立”的原则教授门徒，“顺其气质才情而教”，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使学生各遂其性、各尽其才、各有所用，培养出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多方面的人才。孔子这种高超的教育智慧，仍值得当代“好老师”取法和借鉴。
其五，“以和为贵”的社会治理智慧。孔子开出“仁”，是要开辟价值之源，为“礼”提供意义支撑。而他之所以要“复礼”“从周”，所求者在“天下有道”，即以“礼”来调节人际关系，实现社会和谐。“礼之用，和为贵”（《学而》），此之谓也。从“克己复礼为仁”到“礼之用，和为贵”，孔子谈仁说礼，其终极追求在一个“和”字。可以说，“仁”“礼”“和”构成了孔子儒学思想体系的三个基本支点，仁礼合一的孔子儒学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一种以追求和谐为目的，包含调节社会关系，鼓励人向上向善诸多内容的社会治理之学。
“仁”由己而人，从内向外的层层打开和具体落实，就是人依循忠恕的原则，按照“能近取譬，推己及人”的为仁之方，做到“克己复礼”的过程。这就是说，“克己复礼为仁”的深层意涵当在于：道德实践（为仁）的落脚点是要将自我的道德信念与道德自觉（克己）不断向外扩展、落实，推己及人，从而在与家庭、社会、国家的关系中完成自我之角色定位，确立个体所当有的责任和义务（复礼），这叫“礼以辨异”。孔子称之为“正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通过“礼”来明分君臣父子、甄定社会角色、明确责任义务，使每个社会成员都依礼而行，各安其位，各行其是，从而实现人际关系的和谐。当然，人在对“礼”的践履过程中，本身也就开显了统归于“仁”（广义）之下的诸多道德价值，比如孝、悌、慈、爱、恭、敬、忠、信等。也就是《大学》说的，“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总之，以“仁”作为“礼”的价值支撑，又以“礼”来“正名”，促成社会关系的和谐，“仁”“礼”“和”确立了孔子社会治理思想的基本框架，而一个“和”字最是其社会治理智慧的精髓所在。孔子仁、礼、和“三位一体”的社会治理思想体系中，包含着许多适合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若能结合时代条件加以调整，赋予其新的含义，完全可贡献于当代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胡琴芝摘自《光明日报》2015年6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