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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神演义》俗称《封神榜》，是一部古代神魔小说，被誉为中国古典小说中历史与神怪题材相结合的完美典范。在毛泽东喜欢的古典文学名著中，《封神演义》占有特殊位置。他经常通过书中的故事来讲述重要道理，以此启发干部。
玉皇顶论道
1950年代，毛泽东多次到杭州，工作之余，他经常爬杭州周围的山。有一次，毛泽东爬玉皇山。那时，山顶上有道观，还有道士住在观内。观内供有周武王、姜太公、哪吒、玉皇大帝等塑像，都是《封神演义》中描写的主要人物。
毛泽东一个个仔细看过供奉的神像，边看边问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封神演义》你看过没有？”对方回答：“在家读中学时看过。”毛泽东问：“你知道殷纣王为什么被周武王打败？”对方答道：“纣王宠信妲己，乱了朝政。”毛泽东说：“不对。纣王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在军事上采取分兵把守、消极防御的办法。而周武王用的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办法。所以纣王败了，周武王胜了。”毛泽东又说：“看来蒋介石没有看过《封神演义》，要么看了，没有真正看懂。”
三大法宝
毛泽东读《封神演义》，不仅善于从故事中发现道理，还善于将书中情节加以引申，用以概括革命工作的经验，阐述新的道理。这是毛泽东读书时博古通今、古为今用的一面。他往往利用书中的故事开拓思路，用以阐述新经验和新认识。
1939年7月7日，是“卢沟桥事变”爆发两周年纪念日，华北联大在延安举行开学典礼，校长成仿吾请毛泽东作报告。毛泽东以他特有的广征博引方式讲话，他说：“当年姜子牙下昆仑山，元始天尊赠了他杏黄旗、四不象和打神鞭三样法宝。现在你们出发上前线，我也赠给你们三样法宝，这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
毛泽东把姜子牙得到的三件法宝直接引申，用来比喻共产党通过对自己长期斗争经验的总结所掌握的三条真理。只要认识并正确运用这三条真理，共产党就将无往而不胜。
武王的“人民战争”
《封神演义》是用神话形式写周武王时代的事。书中歌颂了武王伐纣的正义战争。毛泽东也是肯定武王伐纣战争的，他甚至把这场战争给予“人民战争”的定义。
他曾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运用《封神演义》中的故事写道，“许仲琳以无比的热情歌颂了这场人民解放战争，这应该是完全合乎历史发展的时代”，总比“想做奴隶而不可得”的时代要好。
其实，那时的人民战争，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战争有本质的不同。但毛泽东借用《封神演义》中的描写，说明解放战争是人民要争取民主自由的战争，是符合人民意志的战争。
文王的“开明政治”
广泛阅读历史书籍的毛泽东，对于各朝各代的明君贤相是持赞赏态度的。他认为，历代明君贤相虽然也属于统治阶级，代表统治阶级利益，但他们采取的开明施政办法，对于下层劳动人民大众的生存有益处，一定程度缓解了社会矛盾，促进了社会发展，他们的政治经验也值得借鉴。毛泽东读《封神演义》时，对于书中描写的“文王之贤”持赞赏态度，并且在讲话中多次赞赏文王，希望共产党人学“文王之贤”。
《封神演义》中记载了这样的故事：文王筑灵台，见挖出枯骨，忙叫人用木匣掩埋，这被后世誉为“圣德之君，泽及枯骨”。书中这些描写表达了儒家明君仁政的观点。毛泽东由此赞颂了文王的开明。比较可贵的是，毛泽东并不因为《封神演义》中歌颂的是统治阶级政治家而对他们一概持否定态度，相反，他在讲话中多次称赞文王。他说，周文王、周武王励精图治，吸纳商人文化，促进周朝社会的发展，积极准备推翻商朝的统治。他们施行贤明政治，对奴隶们很有吸引力，周的军队打来，商朝的俘虏纷纷起义，掉转矛头，联合周军进攻商纣。纣王见大势已去，登鹿台自焚而死。
毛泽东把“文王之贤”和周朝的兴起、商朝的灭亡联系在一起，说明：实行贤明政治，关系事业成败，所以共产党人要从中总结经验与教训。
“纣王不是坏人”
毛泽东熟读历史，有很广泛的历史知识，他善于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历史人物，常常发表独到的看法。他对《封神演义》中所写的纣王就有与众不同的看法。
《封神演义》一书中记述了一个“反面人物”——纣王。在第九十五回中，姜子牙历数了纣王的十大罪状。后人对纣王的评价，也大多认为纣王是个暴君，是个“万恶无道”的人。但毛泽东却认为，对纣王要客观分析。
1958年10月，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讲话指出：“把商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错误的。”他说，史书上把纣王描写得如一个青面獠牙、十恶不赦的恶人，太过分了。连孟子也为他打抱不平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桀纣之恶未有为此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均归焉”。纣王宠爱妲己、剖开比干心，这两件坏事，使他得到了一个大暴君的恶名，于是天下之恶就都归结到纣王头上了，好像他什么善事都没有做。其实，纣王这个人聪明能辩，尚武能文。他打起仗来是很有英雄气概的。商朝晚期，江淮之间的夷人强盛起来，威胁商朝，纣王的父辈曾经几次对东夷用兵，获得了胜利，但没有击退东夷向商朝的扩张和冒犯。纣王当政后，亲率大军东征夷人，打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胜仗，俘虏了“亿兆夷人”，由此击退了东夷的扩张，保卫了商朝在东南方的安全。而且纣王对东南的经略，使中原文化渐渐发展到了东南，这对我国历史是有贡献的。毛泽东说，“商”这个词就是做生意的意思，它标志着商朝已开始有了商品贸易，到纣王时已成为当时最富强的、文化程度最高的奴隶制国家。
毛泽东认为，纣王的失败，自然有他的教训。周文王、周武王励精图治、吸纳商人文化，促进社会的发展，积极准备推翻商朝的统治，但纣王对此却完全丧失了警觉性。他根本不听商朝大贵族微子、箕子等人的不断进谏，结果陷入了众叛亲离的境地。
评价历史人物，主要看他大的方面、看主要点，看他在历史进程中的实际行为，这是毛泽东的一贯看法。毛泽东并不否认纣王存在重大错误甚至罪过，他评论纣王的中心意思是讲：对纣王要一分为二：纣王本人，也是一个聪明能辩、尚武能文的人，是个有本事的人，他做的不少事，在历史上是有功的。对于纣王的失败，毛泽东也作了精辟的分析：主要原因是纣王没有意识到内部反对力量强大的颠覆性，在战事紧急的情况下，纣王把东夷战俘武装起来开向前线。结果，俘虏纷纷起义，掉转矛头，使纣王彻底失败。
神话的永恒魅力
无论是明代、清代、民国年间还是新中国建立后，都有一部分人对《封神演义》有看法，认为它宣扬封建迷信，情节怪诞，对青年人有不良影響。
然而，任何神话都是借助想象力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的艺术手段。高尔基曾说：“神话是一种虚构……浪漫主义是神话的基础，而且它是极其有益的，因为它帮助激起对现实革命的态度，即实际地改变世界的态度。”
毛泽东也一直持这样的看法。一直以来，毛泽东坚持认为《封神演义》可以读，但要有分析地读，应该从中发掘古人的智慧，了解故事中的道理，用以启发对当今事物的认识和分析。但毛泽东也从来没有批评过那些贬斥《封神演义》的人。他认为，不同的人对不同的书有自己的认识和评价，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强求统一认识。各种不同认识可以各自保留。
玉皇顶论道
1950年代，毛泽东多次到杭州，工作之余，他经常爬杭州周围的山。有一次，毛泽东爬玉皇山。那时，山顶上有道观，还有道士住在观内。观内供有周武王、姜太公、哪吒、玉皇大帝等塑像，都是《封神演义》中描写的主要人物。
毛泽东一个个仔细看过供奉的神像，边看边问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封神演义》你看过没有？”对方回答：“在家读中学时看过。”毛泽东问：“你知道殷纣王为什么被周武王打败？”对方答道：“纣王宠信妲己，乱了朝政。”毛泽东说：“不对。纣王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在军事上采取分兵把守、消极防御的办法。而周武王用的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办法。所以纣王败了，周武王胜了。”毛泽东又说：“看来蒋介石没有看过《封神演义》，要么看了，没有真正看懂。”
三大法宝
毛泽东读《封神演义》，不仅善于从故事中发现道理，还善于将书中情节加以引申，用以概括革命工作的经验，阐述新的道理。这是毛泽东读书时博古通今、古为今用的一面。他往往利用书中的故事开拓思路，用以阐述新经验和新认识。
1939年7月7日，是“卢沟桥事变”爆发两周年纪念日，华北联大在延安举行开学典礼，校长成仿吾请毛泽东作报告。毛泽东以他特有的广征博引方式讲话，他说：“当年姜子牙下昆仑山，元始天尊赠了他杏黄旗、四不象和打神鞭三样法宝。现在你们出发上前线，我也赠给你们三样法宝，这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
毛泽东把姜子牙得到的三件法宝直接引申，用来比喻共产党通过对自己长期斗争经验的总结所掌握的三条真理。只要认识并正确运用这三条真理，共产党就将无往而不胜。
武王的“人民战争”
《封神演义》是用神话形式写周武王时代的事。书中歌颂了武王伐纣的正义战争。毛泽东也是肯定武王伐纣战争的，他甚至把这场战争给予“人民战争”的定义。
他曾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运用《封神演义》中的故事写道，“许仲琳以无比的热情歌颂了这场人民解放战争，这应该是完全合乎历史发展的时代”，总比“想做奴隶而不可得”的时代要好。
其实，那时的人民战争，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战争有本质的不同。但毛泽东借用《封神演义》中的描写，说明解放战争是人民要争取民主自由的战争，是符合人民意志的战争。
文王的“开明政治”
广泛阅读历史书籍的毛泽东，对于各朝各代的明君贤相是持赞赏态度的。他认为，历代明君贤相虽然也属于统治阶级，代表统治阶级利益，但他们采取的开明施政办法，对于下层劳动人民大众的生存有益处，一定程度缓解了社会矛盾，促进了社会发展，他们的政治经验也值得借鉴。毛泽东读《封神演义》时，对于书中描写的“文王之贤”持赞赏态度，并且在讲话中多次赞赏文王，希望共产党人学“文王之贤”。
《封神演义》中记载了这样的故事：文王筑灵台，见挖出枯骨，忙叫人用木匣掩埋，这被后世誉为“圣德之君，泽及枯骨”。书中这些描写表达了儒家明君仁政的观点。毛泽东由此赞颂了文王的开明。比较可贵的是，毛泽东并不因为《封神演义》中歌颂的是统治阶级政治家而对他们一概持否定态度，相反，他在讲话中多次称赞文王。他说，周文王、周武王励精图治，吸纳商人文化，促进周朝社会的发展，积极准备推翻商朝的统治。他们施行贤明政治，对奴隶们很有吸引力，周的军队打来，商朝的俘虏纷纷起义，掉转矛头，联合周军进攻商纣。纣王见大势已去，登鹿台自焚而死。
毛泽东把“文王之贤”和周朝的兴起、商朝的灭亡联系在一起，说明：实行贤明政治，关系事业成败，所以共产党人要从中总结经验与教训。
“纣王不是坏人”
毛泽东熟读历史，有很广泛的历史知识，他善于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历史人物，常常发表独到的看法。他对《封神演义》中所写的纣王就有与众不同的看法。
《封神演义》一书中记述了一个“反面人物”——纣王。在第九十五回中，姜子牙历数了纣王的十大罪状。后人对纣王的评价，也大多认为纣王是个暴君，是个“万恶无道”的人。但毛泽东却认为，对纣王要客观分析。
1958年10月，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讲话指出：“把商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错误的。”他说，史书上把纣王描写得如一个青面獠牙、十恶不赦的恶人，太过分了。连孟子也为他打抱不平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桀纣之恶未有为此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均归焉”。纣王宠爱妲己、剖开比干心，这两件坏事，使他得到了一个大暴君的恶名，于是天下之恶就都归结到纣王头上了，好像他什么善事都没有做。其实，纣王这个人聪明能辩，尚武能文。他打起仗来是很有英雄气概的。商朝晚期，江淮之间的夷人强盛起来，威胁商朝，纣王的父辈曾经几次对东夷用兵，获得了胜利，但没有击退东夷向商朝的扩张和冒犯。纣王当政后，亲率大军东征夷人，打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胜仗，俘虏了“亿兆夷人”，由此击退了东夷的扩张，保卫了商朝在东南方的安全。而且纣王对东南的经略，使中原文化渐渐发展到了东南，这对我国历史是有贡献的。毛泽东说，“商”这个词就是做生意的意思，它标志着商朝已开始有了商品贸易，到纣王时已成为当时最富强的、文化程度最高的奴隶制国家。
毛泽东认为，纣王的失败，自然有他的教训。周文王、周武王励精图治、吸纳商人文化，促进社会的发展，积极准备推翻商朝的统治，但纣王对此却完全丧失了警觉性。他根本不听商朝大贵族微子、箕子等人的不断进谏，结果陷入了众叛亲离的境地。
评价历史人物，主要看他大的方面、看主要点，看他在历史进程中的实际行为，这是毛泽东的一贯看法。毛泽东并不否认纣王存在重大错误甚至罪过，他评论纣王的中心意思是讲：对纣王要一分为二：纣王本人，也是一个聪明能辩、尚武能文的人，是个有本事的人，他做的不少事，在历史上是有功的。对于纣王的失败，毛泽东也作了精辟的分析：主要原因是纣王没有意识到内部反对力量强大的颠覆性，在战事紧急的情况下，纣王把东夷战俘武装起来开向前线。结果，俘虏纷纷起义，掉转矛头，使纣王彻底失败。
神话的永恒魅力
无论是明代、清代、民国年间还是新中国建立后，都有一部分人对《封神演义》有看法，认为它宣扬封建迷信，情节怪诞，对青年人有不良影響。
然而，任何神话都是借助想象力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的艺术手段。高尔基曾说：“神话是一种虚构……浪漫主义是神话的基础，而且它是极其有益的，因为它帮助激起对现实革命的态度，即实际地改变世界的态度。”
毛泽东也一直持这样的看法。一直以来，毛泽东坚持认为《封神演义》可以读，但要有分析地读，应该从中发掘古人的智慧，了解故事中的道理，用以启发对当今事物的认识和分析。但毛泽东也从来没有批评过那些贬斥《封神演义》的人。他认为，不同的人对不同的书有自己的认识和评价，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强求统一认识。各种不同认识可以各自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