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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战乱频仍，强者为王，弱者挨打。各诸侯国都力图发展、壮大自己的国家，国富民强，这样才能保证不输给其他国家。如何才能让自己的国家在短时间内迅速强盛起来，在众国中独占鳌头？各国各显神威，但无一例外地将目光盯在了人才上。各国对人才的渴求，简直如大旱之望云霓。
齐国名相管仲强调人才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作用：“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收天下之豪杰，有天下之骏雄”“人，不可不务也，此天下之极也”。意思非常明确，就是将争夺人才视为得天下的必要前提。墨子有《尚贤》篇，主要论述贤能之士的极端重要性：“尚贤，政之本也。”当时各个诸侯国都有视人才为宝的意识，于是就出现了得一人才而国强的盛况：“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
这个时期对人才的任用比较宽松合理，所以大多数都能人尽其才，建功立业。
赏功罚过
一些诸侯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吏治改革，为人才脱颖而出创造条件。齐威王的吏治改革着眼于营造尽心尽责做事的环境。经过认真的调查，他抓了两个典型：一个是即墨大夫，一个是阿大夫。即墨大夫勤于政务，治理有方，其所治之地，政务清明，社会安宁，田地得到耕种，百姓生活富足;但是因为他不善于巴结逢迎威王周围的近臣而遭诋毁。威王明察秋毫，给予即墨大夫重赏，“封之万家”。阿大夫所治之地，田地荒芜，人民贫苦，疏于防务要，但是威王周围的人都赞美阿大夫。原来阿大夫的心思都用于讨好、贿赂威王左右近臣，所以他们替阿大夫说好话。威王对此痛恨至极，当即下令“烹阿大夫”，并把左右曾经违心吹捧赞誉过他的人一并烹杀。以此为契机，威王又修订法律以督奸吏。通过改革吏治，“齐国震惧，人人不敢饰非，务尽其诚。齐国大治。诸侯闻之，莫敢致兵于齐二十余年”。齐威王对二人的处理体现了鼓励踏实做事的用人原则：对于像即墨大夫这样埋头苦干，将全部心思用在为老百姓做事，不蝇营狗苟追名逐利的老实人，不仅不能让他吃亏，而且予以重赏，这样就会形成务实的风气。而对于像阿大夫这样投机取巧、哗众取宠、沽名钓誉的官员，不仅惩罚其本人，而且严惩那些与其沆瀣一气之人，这样势必会遏制那些只会“做人”、不愿做事或只做表面文章，喜欢搞关系托人情的虚浮之风，使善于钻营者无机可寻。一个崇尚实干、务尽其诚的风气，对于一个国家发展至关重要。
尊重人才
为了广收人才，齐相管仲派出游士八十人周游各国，给他们配备车马衣裘和丰厚的财币，为齐国招揽天下贤士。还设立稷下学宫，以优厚的物质待遇招纳各国读书人，为他们提供宽房大屋，免费供应饮食，所谓“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于是读书人闻风而动，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盛时多达千人。燕昭王则筑造黄金台吸引人才。燕昭王继位时的燕国残破不堪，岌岌可危，昭王励精图治，发愤图强，决心复兴燕国，迫切需要贤臣良士辅佐。于是，燕昭王以十分谦恭的态度去拜访贤士郭隗，郭隗献出招贤纳士之策，这件事最终促成了燕昭王筑黄金台的壮举：“筑黄金台，置千金于台上，以延请天下名士。”结果出现了“士争趋燕”的局面：“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齊往，剧辛自赵往。”正是在乐毅、邹衍等人的辅佐下，燕国由一个内乱外祸的衰败弱国变成了一个富裕兴旺的国家。秦孝公也曾发出求贤令：“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就是这则求贤令，将商鞅从魏国招到秦国，从而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变法运动。经过商鞅变法，秦国“兵革大强，诸侯畏惧”“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至有“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之论。
墨子将贤才视为“国家之珍”“社稷之佐”，认为如果想吸纳这样的人才，就应该先“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后国之良士亦将可得而众也”。这种吸引人才策略是全方位的，既要给他们丰厚的物质条件，让他们富裕;还要给他们地位荣誉使之显贵。
尽用其才
管子提出要充分发挥人才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毋代马走，使尽其力;毋代鸟飞，使弊其羽翼”。卫鞅得到秦孝公赏识以后，立即被委以重任，小小年纪便成为左庶长，而且孝公下令：“今后国政，悉听左庶长施行，如违抗者，与逆旨同，斩！”这就为人才施展才华扫平了道路，搭建起了舞台。
不问出身、唯能是用。墨子有言：“不党父兄，不偏贵富，不嬖颜色”“不辨贫富、贵贱、远迩、亲疏，贤者举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废之”“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对于有才能的人，不问其出身地位，不分尊卑贵贱，一律加以任用;而且要打通上、下之间的通道，使能者上，庸者下：“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不问出身、唯能是用的用人原则，让许多出身卑微却有真才实学的贤能之士登上政治舞台，像宁戚、司马穰苴、淳于髡、邹忌、孙膑、宁越、苏秦等都是如此。
任人不疑
有些能力强的人个性往往强烈而偏执，或多或少地具有某些性格缺陷，作为用人者就要大处着眼，取其优点，不是只盯着他的小缺点小毛病，如果那样的话，可能会遗失能才。《论语·微子》曾引周公的话：“无求备于一人！”管子说：“苟大意得，不以小缺为伤。”即要看大处、长处，勿吹毛求疵。晏子亦言：“任人之长，不强其短，任人之工，不强其拙。此任人之大略也。”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人无完人，不必求全。重要的是相信自己眼光，任人不疑。齐桓公求贤若渴，慧眼识才，听到宁戚敲击牛角，高歌抒怀，便知宁戚非寻常之辈，乃延请他入城，欲聘任他为官。这时，群臣有不同意见，说宁戚是卫国人，卫国离齐国不远，何不派人去卫国打听一下，看此人的品行才能如何？若确有德有才再任用不迟。桓公曰：“不然。问之，患其有小恶。以其小恶，忘其大美，此世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凡廓达俊杰之才，平时难免不拘小节，也不喜与他人厮混，人缘一定不好。如果因小过而弃大用，那将是很大的遗憾。由此可以看出，齐桓公既善于发现人才，又能容纳人才，更善于任用人才，所以才能吸引管仲、宁戚等一批大才辅佐，成就“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霸业。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代，广袤辽阔的华夏大地似乎是一个巨大的人才交流市场，不同的人怀着建功立业的梦想，四处闯荡，周游列国，寻找着识才的明主，寻觅着能让自己施展才能的舞台与天空，并最终找准自己的最佳位置，建立不朽的功勋，千古扬名。
摘自《学习时报》
齐国名相管仲强调人才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作用：“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收天下之豪杰，有天下之骏雄”“人，不可不务也，此天下之极也”。意思非常明确，就是将争夺人才视为得天下的必要前提。墨子有《尚贤》篇，主要论述贤能之士的极端重要性：“尚贤，政之本也。”当时各个诸侯国都有视人才为宝的意识，于是就出现了得一人才而国强的盛况：“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
这个时期对人才的任用比较宽松合理，所以大多数都能人尽其才，建功立业。
赏功罚过
一些诸侯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吏治改革，为人才脱颖而出创造条件。齐威王的吏治改革着眼于营造尽心尽责做事的环境。经过认真的调查，他抓了两个典型：一个是即墨大夫，一个是阿大夫。即墨大夫勤于政务，治理有方，其所治之地，政务清明，社会安宁，田地得到耕种，百姓生活富足;但是因为他不善于巴结逢迎威王周围的近臣而遭诋毁。威王明察秋毫，给予即墨大夫重赏，“封之万家”。阿大夫所治之地，田地荒芜，人民贫苦，疏于防务要，但是威王周围的人都赞美阿大夫。原来阿大夫的心思都用于讨好、贿赂威王左右近臣，所以他们替阿大夫说好话。威王对此痛恨至极，当即下令“烹阿大夫”，并把左右曾经违心吹捧赞誉过他的人一并烹杀。以此为契机，威王又修订法律以督奸吏。通过改革吏治，“齐国震惧，人人不敢饰非，务尽其诚。齐国大治。诸侯闻之，莫敢致兵于齐二十余年”。齐威王对二人的处理体现了鼓励踏实做事的用人原则：对于像即墨大夫这样埋头苦干，将全部心思用在为老百姓做事，不蝇营狗苟追名逐利的老实人，不仅不能让他吃亏，而且予以重赏，这样就会形成务实的风气。而对于像阿大夫这样投机取巧、哗众取宠、沽名钓誉的官员，不仅惩罚其本人，而且严惩那些与其沆瀣一气之人，这样势必会遏制那些只会“做人”、不愿做事或只做表面文章，喜欢搞关系托人情的虚浮之风，使善于钻营者无机可寻。一个崇尚实干、务尽其诚的风气，对于一个国家发展至关重要。
尊重人才
为了广收人才，齐相管仲派出游士八十人周游各国，给他们配备车马衣裘和丰厚的财币，为齐国招揽天下贤士。还设立稷下学宫，以优厚的物质待遇招纳各国读书人，为他们提供宽房大屋，免费供应饮食，所谓“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于是读书人闻风而动，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盛时多达千人。燕昭王则筑造黄金台吸引人才。燕昭王继位时的燕国残破不堪，岌岌可危，昭王励精图治，发愤图强，决心复兴燕国，迫切需要贤臣良士辅佐。于是，燕昭王以十分谦恭的态度去拜访贤士郭隗，郭隗献出招贤纳士之策，这件事最终促成了燕昭王筑黄金台的壮举：“筑黄金台，置千金于台上，以延请天下名士。”结果出现了“士争趋燕”的局面：“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齊往，剧辛自赵往。”正是在乐毅、邹衍等人的辅佐下，燕国由一个内乱外祸的衰败弱国变成了一个富裕兴旺的国家。秦孝公也曾发出求贤令：“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就是这则求贤令，将商鞅从魏国招到秦国，从而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变法运动。经过商鞅变法，秦国“兵革大强，诸侯畏惧”“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至有“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之论。
墨子将贤才视为“国家之珍”“社稷之佐”，认为如果想吸纳这样的人才，就应该先“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后国之良士亦将可得而众也”。这种吸引人才策略是全方位的，既要给他们丰厚的物质条件，让他们富裕;还要给他们地位荣誉使之显贵。
尽用其才
管子提出要充分发挥人才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毋代马走，使尽其力;毋代鸟飞，使弊其羽翼”。卫鞅得到秦孝公赏识以后，立即被委以重任，小小年纪便成为左庶长，而且孝公下令：“今后国政，悉听左庶长施行，如违抗者，与逆旨同，斩！”这就为人才施展才华扫平了道路，搭建起了舞台。
不问出身、唯能是用。墨子有言：“不党父兄，不偏贵富，不嬖颜色”“不辨贫富、贵贱、远迩、亲疏，贤者举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废之”“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对于有才能的人，不问其出身地位，不分尊卑贵贱，一律加以任用;而且要打通上、下之间的通道，使能者上，庸者下：“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不问出身、唯能是用的用人原则，让许多出身卑微却有真才实学的贤能之士登上政治舞台，像宁戚、司马穰苴、淳于髡、邹忌、孙膑、宁越、苏秦等都是如此。
任人不疑
有些能力强的人个性往往强烈而偏执，或多或少地具有某些性格缺陷，作为用人者就要大处着眼，取其优点，不是只盯着他的小缺点小毛病，如果那样的话，可能会遗失能才。《论语·微子》曾引周公的话：“无求备于一人！”管子说：“苟大意得，不以小缺为伤。”即要看大处、长处，勿吹毛求疵。晏子亦言：“任人之长，不强其短，任人之工，不强其拙。此任人之大略也。”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人无完人，不必求全。重要的是相信自己眼光，任人不疑。齐桓公求贤若渴，慧眼识才，听到宁戚敲击牛角，高歌抒怀，便知宁戚非寻常之辈，乃延请他入城，欲聘任他为官。这时，群臣有不同意见，说宁戚是卫国人，卫国离齐国不远，何不派人去卫国打听一下，看此人的品行才能如何？若确有德有才再任用不迟。桓公曰：“不然。问之，患其有小恶。以其小恶，忘其大美，此世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凡廓达俊杰之才，平时难免不拘小节，也不喜与他人厮混，人缘一定不好。如果因小过而弃大用，那将是很大的遗憾。由此可以看出，齐桓公既善于发现人才，又能容纳人才，更善于任用人才，所以才能吸引管仲、宁戚等一批大才辅佐，成就“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霸业。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代，广袤辽阔的华夏大地似乎是一个巨大的人才交流市场，不同的人怀着建功立业的梦想，四处闯荡，周游列国，寻找着识才的明主，寻觅着能让自己施展才能的舞台与天空，并最终找准自己的最佳位置，建立不朽的功勋，千古扬名。
摘自《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