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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中国知识分子有家国天下情怀，而且世界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也这样。政治领导人的追求也类此：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然而，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本国人民努力，加上国际机构援助，为什么成功的国家那么少？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发达国家提供的发展援助很多，但是好钢没有用到刀刃上。经济发展带来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其前提條件是什么？是劳动生产力不断提高。劳动生产力提高靠的是现有产业技术不断创新、新的附加值更高的产业不断涌现。随着现代技术的使用，经济规模越来越大，市场范围越来越大，电力、通讯、公路、铁路、港口等基础设施必须不断完善。
这样的进程，对任何国家都是一样。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瓶颈是，必要的基础设施严重欠缺。没有必要的基础设施，就没有办法采用现代化的技术、发展现代化的产业去提高生产力。国际上的发展援助主要用在什么地方？改善政治治理，增加政治透明，提高人权，促进男女平等，发展教育、医疗等。这些发展援助出发点都是好的，但并不能消除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瓶颈。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和我国的经验来看，要致富先修路。一个发展中国家把基础设施完善了以后，才能够进入到现代化的进程。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提出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倡导的国际发展合作框架时，以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作为抓手来推动的主要原因。
这样一个新的国际发展援助合作框架提出来以后，在国际上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我国作为援助国会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但有些国家基础设施严重欠缺，所需资金投入规模巨大，必须用多边的方式来动员吸收市场资金。因此，我国倡导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在亚投行筹备的时候，美国公然反对。但成立亚投行是符合各国发展需要的，得到许多国家的积极响应，创始会员国57个，其中包括英国、法国、德国这些七国集团的主要成员，到现在已经有近90个成员国。而且，还有几十个国家在申请加入的过程当中。目前，亚投行已经是除了世界银行之外，成员国数量最多的国际多边发展机构。第二，2017年召开的“一带一路”峰会，是2017年国际上最大的盛会，这表明我们“一带一路”的倡议，得到国际社会的积极响应。
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不仅我国重视，美国也重视。2011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新丝绸之路”，倡导以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把中亚五国跟阿富汗连在一起。同年他还提出印太经济走廊，用基础设施把印度洋和太平洋连在一起。这些倡议的内容虽然和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有点相似，但是在国际上反响甚少。而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国际上得到积极响应。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因为在基础设施的建设上面，我们有比较优势，而且是可信的。
第一，中国是基础设施建设能力最强的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需要钢筋、水泥，我们这方面的产能占全世界的一半以上。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非常快，培养了世界规模最大、非常有竞争力、效率非常高的施工队伍，在国际上竞标，我国施工队的成本多在其他国家施工队的一半以下，甚至三分之一。
第二，基础设施建设需要资金，我们有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在全世界是最高的。这些外汇储备过去买美国政府的债券或是股票。美国政府的债券回报率非常低，如果去除通货膨胀是负利率。美国股票市场泡沫很大，风险很高。我国这3万亿美元储备当中一部分资金可以用来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资金。只要这些项目选择好，回报率会相当高，可以实现双赢。
第三，基础设施建设以后是不是能致富，决定于有没有产业发展。二战以后，成功的发展中经济体非常少，少数成功的发展中经济体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就是抓住了国际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窗口机遇期，从农业经济变成现代化的制造业经济。二战以后，日本的发展是抓住美国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机遇，发展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到20世纪60年代，日本工资上涨了，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降低。当时亚洲四小龙抓住了这个窗口机遇期，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成为新兴工业经济体。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改革开放，抓住了当时亚洲四小龙工资上涨，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转移的窗口机遇期，也迅速发展起来了。现在中国已经是上中等收入经济体，很快将变成高收入经济体，让中国变成世界工厂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也逐渐失掉比较优势需要向海外转移。谁抓住了这个窗口机遇期，就有可能像我国和东亚经济体一样快速发展起来。这一次跟前面几次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窗口机遇期有很大的不同，主要是量的不同。比如20世纪60年代，日本开始向外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其整个制造业雇佣的人数是930万。20世纪80年代，亚洲四小龙进行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时，制造业雇佣人数：韩国是230万，中国台湾是150万，中国香港是100万，新加坡是50万。当下，中国大陆整个制造业雇佣的人数是1.24亿，其中劳动密集型产业雇佣的人数达到8500万。从这个统计指标来看，我国实际上创造了一个足以让“一带一路”沿线60多个收入水平在我们人均GDP一半以下的国家，以及部分非洲国家，同时进入到工业化、现代化的窗口机遇期。如果他们解决了基础设施的瓶颈限制，就有可能抓住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窗口机遇期。
第四，思路决定出路。二战以后，许多发展中国家政治上摆脱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开始追求自己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他们在政策上以发达国家的理论和经验为指导，却忽略了理论和经验的适用性决定于前提条件是否具备。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条件不同，发达国家的理论和经验用在发展中国家难免有“南橘北枳”的局限。我国的条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较为相同，来自于我国的经验、理论和思路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动员资源，克服困难，抓住发展机遇将有较大的参考借鉴价值。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是中国人的事，而且事关世界的发展繁荣。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共同繁荣的机遇，有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美好愿景的实现。
（来源：北京日报）
一个发展中国家把基础设施完善以后，才能够进入到现代化的进程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发达国家提供的发展援助很多，但是好钢没有用到刀刃上。经济发展带来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其前提條件是什么？是劳动生产力不断提高。劳动生产力提高靠的是现有产业技术不断创新、新的附加值更高的产业不断涌现。随着现代技术的使用，经济规模越来越大，市场范围越来越大，电力、通讯、公路、铁路、港口等基础设施必须不断完善。
这样的进程，对任何国家都是一样。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瓶颈是，必要的基础设施严重欠缺。没有必要的基础设施，就没有办法采用现代化的技术、发展现代化的产业去提高生产力。国际上的发展援助主要用在什么地方？改善政治治理，增加政治透明，提高人权，促进男女平等，发展教育、医疗等。这些发展援助出发点都是好的，但并不能消除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瓶颈。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和我国的经验来看，要致富先修路。一个发展中国家把基础设施完善了以后，才能够进入到现代化的进程。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提出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倡导的国际发展合作框架时，以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作为抓手来推动的主要原因。
这样一个新的国际发展援助合作框架提出来以后，在国际上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我国作为援助国会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但有些国家基础设施严重欠缺，所需资金投入规模巨大，必须用多边的方式来动员吸收市场资金。因此，我国倡导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在亚投行筹备的时候，美国公然反对。但成立亚投行是符合各国发展需要的，得到许多国家的积极响应，创始会员国57个，其中包括英国、法国、德国这些七国集团的主要成员，到现在已经有近90个成员国。而且，还有几十个国家在申请加入的过程当中。目前，亚投行已经是除了世界银行之外，成员国数量最多的国际多边发展机构。第二，2017年召开的“一带一路”峰会，是2017年国际上最大的盛会，这表明我们“一带一路”的倡议，得到国际社会的积极响应。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是中国人的事，而且事关世界的发展繁荣
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不仅我国重视，美国也重视。2011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新丝绸之路”，倡导以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把中亚五国跟阿富汗连在一起。同年他还提出印太经济走廊，用基础设施把印度洋和太平洋连在一起。这些倡议的内容虽然和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有点相似，但是在国际上反响甚少。而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国际上得到积极响应。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因为在基础设施的建设上面，我们有比较优势，而且是可信的。
第一，中国是基础设施建设能力最强的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需要钢筋、水泥，我们这方面的产能占全世界的一半以上。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非常快，培养了世界规模最大、非常有竞争力、效率非常高的施工队伍，在国际上竞标，我国施工队的成本多在其他国家施工队的一半以下，甚至三分之一。
第二，基础设施建设需要资金，我们有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在全世界是最高的。这些外汇储备过去买美国政府的债券或是股票。美国政府的债券回报率非常低，如果去除通货膨胀是负利率。美国股票市场泡沫很大，风险很高。我国这3万亿美元储备当中一部分资金可以用来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资金。只要这些项目选择好，回报率会相当高，可以实现双赢。
第三，基础设施建设以后是不是能致富，决定于有没有产业发展。二战以后，成功的发展中经济体非常少，少数成功的发展中经济体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就是抓住了国际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窗口机遇期，从农业经济变成现代化的制造业经济。二战以后，日本的发展是抓住美国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机遇，发展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到20世纪60年代，日本工资上涨了，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降低。当时亚洲四小龙抓住了这个窗口机遇期，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成为新兴工业经济体。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改革开放，抓住了当时亚洲四小龙工资上涨，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转移的窗口机遇期，也迅速发展起来了。现在中国已经是上中等收入经济体，很快将变成高收入经济体，让中国变成世界工厂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也逐渐失掉比较优势需要向海外转移。谁抓住了这个窗口机遇期，就有可能像我国和东亚经济体一样快速发展起来。这一次跟前面几次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窗口机遇期有很大的不同，主要是量的不同。比如20世纪60年代，日本开始向外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其整个制造业雇佣的人数是930万。20世纪80年代，亚洲四小龙进行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时，制造业雇佣人数：韩国是230万，中国台湾是150万，中国香港是100万，新加坡是50万。当下，中国大陆整个制造业雇佣的人数是1.24亿，其中劳动密集型产业雇佣的人数达到8500万。从这个统计指标来看，我国实际上创造了一个足以让“一带一路”沿线60多个收入水平在我们人均GDP一半以下的国家，以及部分非洲国家，同时进入到工业化、现代化的窗口机遇期。如果他们解决了基础设施的瓶颈限制，就有可能抓住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窗口机遇期。
第四，思路决定出路。二战以后，许多发展中国家政治上摆脱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开始追求自己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他们在政策上以发达国家的理论和经验为指导，却忽略了理论和经验的适用性决定于前提条件是否具备。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条件不同，发达国家的理论和经验用在发展中国家难免有“南橘北枳”的局限。我国的条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较为相同，来自于我国的经验、理论和思路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动员资源，克服困难，抓住发展机遇将有较大的参考借鉴价值。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是中国人的事，而且事关世界的发展繁荣。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共同繁荣的机遇，有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美好愿景的实现。
（来源：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