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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南行
1938年4月，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三校，陆续从北平和天津撤离南迁至昆明，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就像在校歌歌词里的那句“辞却了五朝宫阙”所形容的那样。
当时，闻一多带着几个孩子从天津坐船离开，路上遇见诗人臧克家。
“你那些书怎么办呢？”臧克家问他。
“大片大片国土都丢掉了，几本书算什么。”闻一多回答。
吴宓是那年的11月4日离开北平的，临走时他写了首诗，“鸟雀南飞群未散，河山北顾泪常俱”。那一天，北平笼罩在浓雾当中，而他在庆幸师生们不会失散。
南迁的三校师生，在长沙暂时停驻，最终落脚在昆明。3所校风迥异的大学联合成了一个，而3位校长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成为这所联合大学的筹备委员会委员，也就是后来的联大“三常委”。
“当时，梅校长是3位校长里最年轻的，也是最具忧患意识的。在‘七七事变’之前，日军还在北平城外，他就早早开始转移清华大学的物资。后来，清华的资料和教学设备，是三校当中保存最多的。”张曼菱说。
起初，3位校长轮流担任常务委员会主席，任期1年。但由于蒋梦麟、张伯苓都在重庆任职，只有梅贻琦长年在昆明，轮任制度最终没有实行，始终由梅贻琦主导联合大学的校务，成为实际上的校长。
这所特殊历史条件下成立的联合大学，只存在了8年零11个月，但用潘际銮的话说，它具备的师资条件，与学生的成材率，却是空前绝后的，“无法复制”。
百年陈酒
昆明这座西南边陲安静的山城中，猛然迎来了一大群“有大学问”的人。这些人是当时最具名望的大学者，其中许多位，“蒋介石见了都要让三分”。
那时候，大学校长也没有什么行政级别，学者的身份才是第一位的。“梅贻琦就不是什么‘官’，但不会有人不尊重他。”潘际銮说。
学者为昆明的市民演讲，“闻一多讲诗，刘文典讲《红楼梦》，吴晗讲形势”，直讲得“台上失声痛哭，台下群情激奋”。
当时，哲学系没有月考和期中考试，只需要期末写论文。课程都是“启发式”的，没有课本，但老师“本身就像一本本教科书”。
西南联大哲学系的老师们都是带着自己“一生研究的问题”站在讲台上讲课的。郑敏印象最深的一位教授，讲的是康德。这位教授站在台上，一边抽着烟斗，一边把自己对康德理论思考的过程抛给学生。包括他自己正在怀疑的、不确定的，都讲出来，让学生跟着他一起思考，而非仅仅是提供一个标准的答案或考试大纲。
在昆明期间，陈省身与华罗庚、王信中一起，三人同住一间屋子。三位教授当时都是大名鼎鼎，早上没起床，就躺在各自的床上，互相开开玩笑，聊聊天，就像如今“同宿舍的男生”一样。
当大半个中国沦陷时，许多才华横溢的学者聚集在西南联大，教书育人。很多原本是带硕士甚至博士的教授，限于时局，都教起了本科生。
著名外交家、书法家叶公超早年赴美留学。他在西南联大担任外国文学系主任的时候，学生第一次见他，都有些惊讶。这位留过洋的教授一点也不洋气，反而穿着一件最寻常的长袍大褂，垂着袖子，双手背在身后，捏着个本子，“摇头晃脑地”就进了教室。学生一看，都问，“这就是叶公超啊？”
他手里拿着的，是个英文的剧本。从第一排开始，他让学生挨个儿站起来，读一句台词。每个同学读完了，叶公超就随后一指，“你坐在这里”，“你坐到那边去”。
全班人被他打乱了座位，渐渐分成了几拨儿。学生看着他，都有些不明所以。等到所有人都读完了，叶公超这才一个一个地指出来，“你们是江苏人”，“你们是河北的”，“你是天津人”。除了一个来自蒙古的学生之外，其他所有带着口音的英语，他全都听出来了。
学生一下子都服了。
联大学风
在进入西南联大就读之前，潘际銮是云南省全省高中毕业生会考第一名。可大学第一学期的期中考试，他的专业课物理，就拿了一个不及格。
这对当时的他来说，简直是“当头一棒”。
说起西南联大学风的严谨，潘际銮提到了王希季的例子。
据潘际銮解释，那时工科考试计算题很多，计算的工具是计算尺，可以算出复杂的公式，“拉”出三位有效数字。考试很严，时间很短，需要非常熟练地“拉计算尺”。定位要在“拉计算尺”后，自己根据算试，推算出结果。如果定位错了，就给零分，如果有效数最后一位错了，得一半分数。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希季在校时，一次考试中，就曾因小数点错位，得了零分。
当时在西南联大，考试不及格不能补考，但可以重修。要是一门基础课考不过，就得一直重修下去，直到合格为止。西南联大没有学年的限制，采用选课制与学分制相结合的制度，学生如果有基础课一直学不好，可以换专业读下去。
当时学校招生，并没有全国统考。求学者或是拿着自己读中学的成绩，或是拿着参加会考的成绩，前往心仪的大学提交申请。潘际銮同时被两所大学录取了，他选择了西南联大。
学校不会开除学生，实在读不下去的，往往会自行离开。西南联大自成立后，共招生8000余人，只有3800名最终得到了毕业证书。即使不算上其中因参军、战乱离散等原因离开的学生，也称得上是宽进严出。
西南联大的学生，喜欢跨系、跨院地去旁听自己感兴趣的课程。老师也同样喜欢互相旁听，时不时还要进行一些“学术对话”。
一边讲着课，教授一边还需艰难地维持生计。
著名核物理學家、“两弹一星”研制工程重要骨干赵忠尧，在西南联大教实验物理学。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杨振宁和李政道，都曾是赵先生的学生。时局最艰难时，赵忠尧自己做起了肥皂。 他买回油和碱，放在一个大汽油桶里烧制。成型后的肥皂，在昆明郊区的一处院子里晒干后，被他用自行车推出去，卖给化工厂，这才养活得起一家老小。每一天，赵忠尧都得等肥皂交了货，才回到家中开始备第二天的课。
抗日战争结束后，赵忠尧前往美国，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进行核物理方面的研究。数年后他归国，从美国带回了一批原子核能物理实验器材。那是他用打工和节约的钱，自己购买的。我国第一台质子静电加速器，就是基于他带回来的这些材料，最终装配完成的。
从北平逃难出来时，闻一多没带什么细软。在昆明住得久了，生计艰难，闻一多只好凭着刻图章“增加一些收入”。朱自清同闻一多交情好，将自己保存的一瓶印油送给了闻一多。
学校里的许多教授，都帮着闻一多打起了广告。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浦江清教授起草了一篇《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梅贻琦、朱自清、沈从文、蒋梦麟等11位教授一起签了名。
签名的教授当中，不乏平时与闻一多针锋相对、意见不合的。当时的西南联大，教授之间即使对政治和社会的意见相左，对于对方的学问，往往也会有“相当的尊重”。
这就是君子之风，即使不同意你的意见，也不打算让你饿死，活不下去。
山城回忆
汪曾祺写过一篇文章，专门回忆读西南联大时昆明的茶馆，他在茶馆里，写出了文学生涯中最初的几篇小说。
李政道是1944年转入西南联大就学的。对昆明的茶馆，他的印象同样很深。“他们（昆明的人民）基本上没什么本钱，但是对大学生是特别保护的，所以我对云南的人民非常感谢。”李政道在接受张曼菱的采访时说。
西南联大的学人，另外还有一个共同的记忆，便是“跑警报”。
当战火向着西南边陲蔓延，昆明时不时会遭到日军的轰炸，日本飞机飞得很低，从人群头顶上飞过去，并不扔炸弹，偏要故意朝着人群，用机枪扫射。
为了避开日军骚扰的时间，西南联大不得不改了上课时间，提前1小时上课，每节课改成40分钟，争取在日军飞机飞来之前把上午的课上完。等飞机“往越南那边”飞走了，师生再赶回来，继续下午的课。
关于“跑警报”最有趣的典故，大概是文史大师刘文典与沈从文斗嘴，刘文典问对方，“我跑警报是为了保存《庄子》，你跑是为了什么？”
一向浪漫的吴宓，就算是记述跑警报这种事，也不乏浪漫笔触。他在日记中写道：“是为少男少女提供爱情绝佳之机会。”
据杨振宁向张曼菱回忆，有一阵子，师生几乎天天跑警报。大家都跑到西北边的山上，每人发两个馒头和一个云南大头菜，一直等到警报解除了才回去。学生在山上等得无聊，偶尔還要打打桥牌，以至于“桥牌都挺熟的”。
摘自《中国青年报》）
1938年4月，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三校，陆续从北平和天津撤离南迁至昆明，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就像在校歌歌词里的那句“辞却了五朝宫阙”所形容的那样。
当时，闻一多带着几个孩子从天津坐船离开，路上遇见诗人臧克家。
“你那些书怎么办呢？”臧克家问他。
“大片大片国土都丢掉了，几本书算什么。”闻一多回答。
吴宓是那年的11月4日离开北平的，临走时他写了首诗，“鸟雀南飞群未散，河山北顾泪常俱”。那一天，北平笼罩在浓雾当中，而他在庆幸师生们不会失散。
南迁的三校师生，在长沙暂时停驻，最终落脚在昆明。3所校风迥异的大学联合成了一个，而3位校长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成为这所联合大学的筹备委员会委员，也就是后来的联大“三常委”。
“当时，梅校长是3位校长里最年轻的，也是最具忧患意识的。在‘七七事变’之前，日军还在北平城外，他就早早开始转移清华大学的物资。后来，清华的资料和教学设备，是三校当中保存最多的。”张曼菱说。
起初，3位校长轮流担任常务委员会主席，任期1年。但由于蒋梦麟、张伯苓都在重庆任职，只有梅贻琦长年在昆明，轮任制度最终没有实行，始终由梅贻琦主导联合大学的校务，成为实际上的校长。
这所特殊历史条件下成立的联合大学，只存在了8年零11个月，但用潘际銮的话说，它具备的师资条件，与学生的成材率，却是空前绝后的，“无法复制”。
百年陈酒
昆明这座西南边陲安静的山城中，猛然迎来了一大群“有大学问”的人。这些人是当时最具名望的大学者，其中许多位，“蒋介石见了都要让三分”。
那时候，大学校长也没有什么行政级别，学者的身份才是第一位的。“梅贻琦就不是什么‘官’，但不会有人不尊重他。”潘际銮说。
学者为昆明的市民演讲，“闻一多讲诗，刘文典讲《红楼梦》，吴晗讲形势”，直讲得“台上失声痛哭，台下群情激奋”。
当时，哲学系没有月考和期中考试，只需要期末写论文。课程都是“启发式”的，没有课本，但老师“本身就像一本本教科书”。
西南联大哲学系的老师们都是带着自己“一生研究的问题”站在讲台上讲课的。郑敏印象最深的一位教授，讲的是康德。这位教授站在台上，一边抽着烟斗，一边把自己对康德理论思考的过程抛给学生。包括他自己正在怀疑的、不确定的，都讲出来，让学生跟着他一起思考，而非仅仅是提供一个标准的答案或考试大纲。
在昆明期间，陈省身与华罗庚、王信中一起，三人同住一间屋子。三位教授当时都是大名鼎鼎，早上没起床，就躺在各自的床上，互相开开玩笑，聊聊天，就像如今“同宿舍的男生”一样。
当大半个中国沦陷时，许多才华横溢的学者聚集在西南联大，教书育人。很多原本是带硕士甚至博士的教授，限于时局，都教起了本科生。
著名外交家、书法家叶公超早年赴美留学。他在西南联大担任外国文学系主任的时候，学生第一次见他，都有些惊讶。这位留过洋的教授一点也不洋气，反而穿着一件最寻常的长袍大褂，垂着袖子，双手背在身后，捏着个本子，“摇头晃脑地”就进了教室。学生一看，都问，“这就是叶公超啊？”
他手里拿着的，是个英文的剧本。从第一排开始，他让学生挨个儿站起来，读一句台词。每个同学读完了，叶公超就随后一指，“你坐在这里”，“你坐到那边去”。
全班人被他打乱了座位，渐渐分成了几拨儿。学生看着他，都有些不明所以。等到所有人都读完了，叶公超这才一个一个地指出来，“你们是江苏人”，“你们是河北的”，“你是天津人”。除了一个来自蒙古的学生之外，其他所有带着口音的英语，他全都听出来了。
学生一下子都服了。
联大学风
在进入西南联大就读之前，潘际銮是云南省全省高中毕业生会考第一名。可大学第一学期的期中考试，他的专业课物理，就拿了一个不及格。
这对当时的他来说，简直是“当头一棒”。
说起西南联大学风的严谨，潘际銮提到了王希季的例子。
据潘际銮解释，那时工科考试计算题很多，计算的工具是计算尺，可以算出复杂的公式，“拉”出三位有效数字。考试很严，时间很短，需要非常熟练地“拉计算尺”。定位要在“拉计算尺”后，自己根据算试，推算出结果。如果定位错了，就给零分，如果有效数最后一位错了，得一半分数。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希季在校时，一次考试中，就曾因小数点错位，得了零分。
当时在西南联大，考试不及格不能补考，但可以重修。要是一门基础课考不过，就得一直重修下去，直到合格为止。西南联大没有学年的限制，采用选课制与学分制相结合的制度，学生如果有基础课一直学不好，可以换专业读下去。
当时学校招生，并没有全国统考。求学者或是拿着自己读中学的成绩，或是拿着参加会考的成绩，前往心仪的大学提交申请。潘际銮同时被两所大学录取了，他选择了西南联大。
学校不会开除学生，实在读不下去的，往往会自行离开。西南联大自成立后，共招生8000余人，只有3800名最终得到了毕业证书。即使不算上其中因参军、战乱离散等原因离开的学生，也称得上是宽进严出。
西南联大的学生，喜欢跨系、跨院地去旁听自己感兴趣的课程。老师也同样喜欢互相旁听，时不时还要进行一些“学术对话”。
一边讲着课，教授一边还需艰难地维持生计。
著名核物理學家、“两弹一星”研制工程重要骨干赵忠尧，在西南联大教实验物理学。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杨振宁和李政道，都曾是赵先生的学生。时局最艰难时，赵忠尧自己做起了肥皂。 他买回油和碱，放在一个大汽油桶里烧制。成型后的肥皂，在昆明郊区的一处院子里晒干后，被他用自行车推出去，卖给化工厂，这才养活得起一家老小。每一天，赵忠尧都得等肥皂交了货，才回到家中开始备第二天的课。
抗日战争结束后，赵忠尧前往美国，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进行核物理方面的研究。数年后他归国，从美国带回了一批原子核能物理实验器材。那是他用打工和节约的钱，自己购买的。我国第一台质子静电加速器，就是基于他带回来的这些材料，最终装配完成的。
从北平逃难出来时，闻一多没带什么细软。在昆明住得久了，生计艰难，闻一多只好凭着刻图章“增加一些收入”。朱自清同闻一多交情好，将自己保存的一瓶印油送给了闻一多。
学校里的许多教授，都帮着闻一多打起了广告。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浦江清教授起草了一篇《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梅贻琦、朱自清、沈从文、蒋梦麟等11位教授一起签了名。
签名的教授当中，不乏平时与闻一多针锋相对、意见不合的。当时的西南联大，教授之间即使对政治和社会的意见相左，对于对方的学问，往往也会有“相当的尊重”。
这就是君子之风，即使不同意你的意见，也不打算让你饿死，活不下去。
山城回忆
汪曾祺写过一篇文章，专门回忆读西南联大时昆明的茶馆，他在茶馆里，写出了文学生涯中最初的几篇小说。
李政道是1944年转入西南联大就学的。对昆明的茶馆，他的印象同样很深。“他们（昆明的人民）基本上没什么本钱，但是对大学生是特别保护的，所以我对云南的人民非常感谢。”李政道在接受张曼菱的采访时说。
西南联大的学人，另外还有一个共同的记忆，便是“跑警报”。
当战火向着西南边陲蔓延，昆明时不时会遭到日军的轰炸，日本飞机飞得很低，从人群头顶上飞过去，并不扔炸弹，偏要故意朝着人群，用机枪扫射。
为了避开日军骚扰的时间，西南联大不得不改了上课时间，提前1小时上课，每节课改成40分钟，争取在日军飞机飞来之前把上午的课上完。等飞机“往越南那边”飞走了，师生再赶回来，继续下午的课。
关于“跑警报”最有趣的典故，大概是文史大师刘文典与沈从文斗嘴，刘文典问对方，“我跑警报是为了保存《庄子》，你跑是为了什么？”
一向浪漫的吴宓，就算是记述跑警报这种事，也不乏浪漫笔触。他在日记中写道：“是为少男少女提供爱情绝佳之机会。”
据杨振宁向张曼菱回忆，有一阵子，师生几乎天天跑警报。大家都跑到西北边的山上，每人发两个馒头和一个云南大头菜，一直等到警报解除了才回去。学生在山上等得无聊，偶尔還要打打桥牌，以至于“桥牌都挺熟的”。
摘自《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