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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许顺湛先生是新中国建国后第一代文物工作者，曾任文物队队长、博物馆馆长，为河南省文博事业奉献了一生。著述有《许顺湛考古论集》《五帝时代研究》《史海荡舟》《豫晋陕史前聚落研究》。其学术贡献主要表现为对仰韶文化性质的认识、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和夏商文化热点的探讨，提出了史前文化研究不能单纯地依靠考古资料，而应当在考古学基础上与古史传说、民族民俗学相结合的观点。凿枘于考古与历史、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相结合，是许顺湛先生为中国考古事业的方法和精神贡献。
[关键词] 许顺湛；考古学；博物馆；仰韶文化；夏商文化；中原原始文化
[中图分类号] K825.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7）09-0116-07
2017年5月28日5时，许顺湛先生走到他人生的终点，永远离开了我们。一段时间以来，我们沉浸在悲痛和无尽的思念之中。许先生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文物工作者，为我国尤其为河南的文博事业奉献了他的一生，为后人树立了一面旗帜。由于工作的原因，我有很多的机会和先生接触，整理他的学术资料，编辑他的《许顺湛考古论集》《五帝时代研究》《史海荡舟》《豫晋陕史前聚落研究》等著作，感悟他的治学精神、治学方法和人生风范。
许先生1928年1月出生于山西芮城，上个世纪50年代初从事文博工作，近70年的时间钻研于学术，笔耕不缀。他历任文物队队长、博物馆馆长、名誉馆长等职，长期处在领导岗位上，但头绪繁多的行政工作丝毫没有影响他的学术研究。据不完全统计，先生先后出版了《灿烂的郑州商代文化》《商代社会经济基础初探》《中原远古文化》《黄河文明的曙光》《许顺湛考古论集》《五帝时代研究》《史海荡舟》《豫晋陕史前聚落研究》等10多部专著，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可谓硕果累累。而且大部分著作是在他退休之后完成的，足见他对事业的执著、痴迷和责任担当。正如他在《豫晋陕史前聚落研究》一书后记中所言，“我搞研究，写书，不感到有什么辛苦，而是作为一种社会的责任看待，更是我生活中的一大乐趣。生活中的乐趣虽有千种，但我只痴迷这一种，禀性难移”。这也正应了梁启超的一句名言：“人生须知负责任的苦处，才能知道有尽责的乐趣。”
许先生涉猎学术领域较宽，这也许与他长期从事博物馆工作的经历有关。在他的学术成果中，既有考古学的论著，又有历史学、民俗学、博物馆学等方面的论述。尽管他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但读他的文章，细细品来，大到鸿篇巨制，小到不过千字的杂文、序言等，其泉思如汩汩流水。
许先生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对仰韶文化性质的认识、文明起源的研究和夏商文化热点的探讨等方面。上世纪60年代初，先生基于對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有关资料的梳理，发表了《关于中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几个问题》一文，提出中原龙山文化源于仰韶文化，仰韶文化为父系氏族社会，二里头下层文化为夏文化的三个观点，成为较早提出中原龙山文化源于仰韶文化，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的学者，也是第一个提出仰韶文化为父系氏族社会的学者。尤其是仰韶文化为父系氏族社会的认识，后来被称之为仰韶文化父系说。1962年，许先生再次发表《仰韶时期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一文，与母系说展开学术辩论。遗憾的是由于父系说曲高和寡，这场争论还没有真正的展开，便在一片反对声中偃旗息鼓。在经历知识被洗劫、学术遭践踏的10年动乱之后，许先生在前段讨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充实材料，于1979年发表《再论仰韶文化社会性质》一文，重申仰韶文化父系说的观点。由于考古材料的不断充实，学术争鸣的气氛越来越浓，支持者日渐增多。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论证仰韶文化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或仰韶文化中晚期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1985年，在河南渑池召开的纪念仰韶村遗址发现65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父系说与母系说的论战推向高潮，父系说开始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和支持。
继提出仰韶文化父系说之后，许先生进入更深层次的思考和探索。他意识到研究史前文化并不能单纯的依靠考古资料，而应当在考古学的基础上，与古史传说、民族、民俗学资料等相结合，才能打开中原原始文化的秘宫。1983年出版的《中原远古文化》一书，便是这一指导思想下的产物。在这本被著名考古学家邹衡先生称为“第一本中原远古文化史”的专著中，许先生除了对中原史前文化的来龙去脉、物质文化和社会状况进行详尽的探讨外，首次将传说时代与考古学文化相对应。文明起源问题是研究中国文化发展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课题。但是长期以来由于文明的概念、要素等没有统一的标尺，对文明起源的认识见仁见智，差距甚大。为此，许先生参阅了大量的国外文明史研究著作，反复对比研究，1985年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成立3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首次提出了文明起源的5条标准，即农业生产社会化、手工业专门化、脑力劳动阶层化、部落酋邦化和礼制规范化。1986年他又把这“许五条”重新整理为《关于文明起源的几个问题》公开发表。在这个理论框架下，先生通过七八年的潜心研究，完成了45万言的《黄河文明的曙光》一书。该书采用考古资料结合文献，区分中原、海岱、甘青3个地区，全面论证古代氏族社会组织结构、意识形态和科学技术成就，认为中国文明的源头在距今6千年前已经形成，酋邦王国在夏以前的仰韶、龙山时代已经存在，仰韶时代不仅是父系社会，而且已出现文明的源头。他还对“五帝”的研究投入更多的精力，断言夏商周断代工程告捷之日，也正是“五帝工程”的启动之时。“夏商周断代工程”只证明夏代为信史，说明中国有4千年文明，距5千年文明尚有一千年的距离。2005年，他出版的《五帝时代研究》一书，通过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的整合，就是要解决中国有5千年文明这个大问题，解决五帝时代是传说时代还是历史时代的问题，5帝的年代框架以及五帝时代与新石器时代的宏观对应等问题。2012年出版的《豫秦陕史前聚落研究》则将文明起源研究的大视野聚焦在大中原地带，从宏观到微观，从聚落群到个例观察，翔实解析史前时期中原地区聚落发展演进的轨迹。 许先生的主要精力放在史前文化的研究上，但他始终关注夏商文化热点问题的讨论。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他就撰写了《找商都西亳》《到底有没有夏代》《夏都阳城在哪里》《夏都斟鄩在哪里》等系列文章。他的《夏代文化探索》《夏代文化的再探索》等学术论文，对寻找夏文化的踪迹，曾起到启示作用。遗憾的是关于夏商文化断代的焦点问题即西亳与郑亳之争，他没能直接参与争论，但许先生却以极大的兴趣，撰写出《偃师西亳说的困境》《隞都说与郑亳说的对峙》等文，总结争论双方的得失，客观地评价双方的论据和存在的缺陷。也正是基于上述这些工作，他在大量占有材料的同时，不断产生了新的认知。1996年发表的《中国最早的两京制》一文，他依据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的繁荣期与衰败期基本相同这一事实，证明商代早期的郑亳与西亳是并存的，这是中国最早的两京制。同年，在偃师召开的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他又重申上述观点，得到了郑亳说与西亳说双方的赞赏。从此，争论相当长时期的焦点问题，有了一个新的较为合理的解释。
如果对许先生的治学之道、治学精神作一个恰实评价的话，至少有3点让笔者感受深刻：一是他独立思考、富于创新、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二是他凿枘于历史与考古之间、历史与考古整合的治学方法；三是他一以贯之、锲而不舍的韧性。通过这3点，也许我们可以走进许先生的学术视野，更好地读懂他和了解他。
创新，是融责任、勇气、方法、态度及精神于一体的实践，从学术研究层面讲，它是挑战传统观点、独辟蹊径、超越前人的法宝。许先生治学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不惧权威，勇于创新。这一点在仰韶文化社会性质的讨论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是一个具有学术敏感性的学者，对于一些学术热点问题、新的考古发现，往往会先人一步发表个人的学术见解。当然，这种学术的敏感性来自于他治学中的创新意识和深厚的学术素养。他曾在《考古论集·五十年的脚印》中这样写道：“我这个人不愿意盲目地人云亦云，喜欢独立思考，不顾及权威，总想我行我素。”“我不怕人们笑话我在学术上犯错误，没有什么清规戒律束缚我，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尽管我的观点论述得不清楚、不完善，甚至不正确，但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绝不是蛮干的。”事实也正是如此，例如1960年二里头遗址刚开始发掘不久，他根据初步掌握的材料提出了二里头下层文化是夏文化的观点；不久，又提出了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是承袭关系，仰韶文化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的观点；接着，郑州西山发现仰韶文化城址的消息一经发布，他就在已掌握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很快撰文《郑州西山发现黄帝时代古城》，将古城址与黄帝时代的文化相联系，运用考古资料印证“黄帝筑邑造五城”的历史文献记载； 1997年发表的《中国历史上有个五帝时代》一文，明确提出五帝时代的概念，并与先前提出的夏代前有个联邦制王朝相呼应，称五帝时代是中国文明社会的初级阶段。2005年出版的《五帝时代研究》，对五帝时代与文明起源、形成及其进程提出较为系统的认识。继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随即被列入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项目，所涉及的课题有相关文献的整理与可信性研究，与中國文明起源密切相关的天文历法与礼制起源研究，作为华夏文明核心地区的豫西晋南龙山至二里头时期考古学文化的谱系、分期与14C年代框架，聚落演变及其反映的社会结构变化，冶金术起源与青铜铸造工艺技术，古代刻符与早期文字资料的收集整理，环境变化及与文明起源的关系，世界其他文明起源与形成的模式及其研究，等等。而许先生从仰韶文化父系说到酋邦王国、文明源头、五帝时代逐步深入的探索，无疑是这一工程的前奏。这对于我们走出古史是传说时代的迷茫心态，当具重大的实践意义。
凿枘于考古与历史之间，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相结合，是许先生贯穿始终的治学方法。正如张忠培先生为其考古论集作序中所言：“顺湛同志的这本考古论集，表明他信古不泥古，既信文献，又信遗存，游移于考古和文献资料之间，力图将两者结合起来，以探讨史学中的重大问题……看来，这是贯穿顺湛同志学术的一条主线。”十多年前我曾与中国文物报曹兵武总编辑一起到许先生家中拜访，谈到历史文献与考古结合的问题，许先生多少有些激动：“有人说，一个许顺湛跟历史学缠在一起，一个宋兆鳞跟民族学搅到一堆，是伪考古学。考古学不跟历史学结合，那么仰韶时期算啥时代？龙山时代呢？还是得结合，不但如此，还要和自然科学结合，这是大趋势，结合起来是优势互补，是大优势，不跟历史结合，连商文化都不会有，叫二里岗文化、小屯文化好了，更不用说夏文化了。夏、商都是历史的概念，古人的历史，像影子一样，但是，有实物才会有影子，我们的研究要影也要物。”2005年12月在河南博物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召开的“文明探源：考古与历史的整合”学术研讨会上，他再一次重申研究古史必须文献与考古资料相结合。古史文献是后代学者追述远古社会的记载，考古资料则是远古社会当时的遗迹、遗物。古史文献与考古资料结合起来，相互印证，相互补缺是最佳的研究方法。如五帝时代的研究，五帝时代是传说还是历史时代？如果把五帝时代视为传说时代，以传说为基点来进行研究，研究的结果还是传说，许多重要的考古资料不能为研究传说者所使用；同样，许多有价值的古史文献也不能为考古研究者所使用。传说研究者、考古研究者各自我行我素，互不结合，这实在是一大损失。许先生将古史文献与考古资料相结合的研究实践，主要体现在他先后出版的《中原远古文化》《黄河文明的曙光》和《五帝时代研究》上。可以说，这3部著作，是他学术研究逐步向纵深发展的三部曲。
文献记载与考古学文化的对应与结合，也同样存在一个方法论的问题。考古学与历史学结合，一定要慎重，尤其是在远古史的研究中，不能一下子太具体，更不能简单化。《五帝时代研究》便是从宏观上对五帝时代进行多视角、全方位研究的一部力作。在这部洋洋洒洒近80余万言的巨著中，他首先将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定位为不同时期的族团名称、族团领袖世袭名称，他们既是具体的人，也是一个族团。在将五帝时代视为历史时代的基点上，再结合古典文献从宏观上提出五帝时代的基本年代框架，并在这个年代框架之下，分别研究了五帝活动的地域及其后裔的发展分布情况，五帝的政绩，当时的社会结构、生产生活状况、文化艺术和礼仪制度情况等。聚落研究是当今学术界的热点。《五帝时代研究》《豫晋陕史前聚落研究》引入了宏观聚落研究的方法，重点研究了河南、山西、陕西3地呈现为金字塔结构的新石器时代的聚落群，以寻找五帝时代的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和酋邦，从而再现五帝时代邦国林立大中原的历史真实。许先生研究五帝时代、大中原史前聚落的目的，同样是力图揭示中国早期文明的发展进程，论证“五帝时代是中国文明的初级阶段，黄帝时代是中国文明的源头”的观点。 在文明探源的研究中，许先生通过考古与历史的整合，做了很多有益的尝试，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当然，一些认识还处于初步探索中，还需要进一步的论证。但是，这种研究的方法无疑是值得我们借鉴的。由于考古学、历史学等各有自己的优长和局限性，所以不同学科之间的整合势在必行，且已初步具備了条件。就中原地区而言，这里是文献记载五帝史迹最为密集的地区。如何看待这些丰富的文献记载与史迹，这些文献和史迹与我们要追寻的夏代以前的历史有没有内在的联系，以及与我们所揭示的一系列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又存在什么样的关系，这些是我们在进行文明探源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在文明探源的过程中，我们会有意或无意地将考古与历史文献结合在一起。毫无疑问，考古学是文明探源研究中所运用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但另一方面，考古学研究同样需要更新观念，更新研究的方法和模式，在课题的组织上吸收不同学科、不同学术背景的人来参加，如此才更有利于取长补短。
许先生取得如此丰硕的学术成果，与他长期以来锲而不舍、一以贯之的执着追求精神是分不开的。在步入文博这个行业的50多个春秋里，他从不言弃，即便是在十年动乱的“文革”时期，在受批斗、接受审查的日子里，人格的屈辱，残酷的迫害，并没有磨灭他顽强的意志，“门里门外两重天”，出了住室门接受批判，回到住室抛开一切忧愁和烦恼，看书、翻资料、写文章。在这期间，许先生修改完成了他的《中原远古文化》一书。正如他所说的：“我有自己的一套思维方式，有自己的理想，下决心绝不向恶势力低头，我一定要走自己的路。”“我要按照我的路子走下去，明里不行，暗里走。”《河南日报》记者刘哲2007年曾发表一篇题为《许顺湛：用碎片还原历史》的长篇报道，其中引述许老夫人的一段话：“那些年上班，他往往是十天半月不着家，参加学术交流，跑考古工地，回家就做‘甩手掌柜’。”“这些年他退休了，不是外出参加学术会议，就是在家埋头看书、写作。”在撰写《五帝时代研究》时，几岁的小孙子在屋里嬉闹，许老呵斥也不听，他竟打了孙子。“我那是吓唬他哩。我已经年过七旬，不赶快把东西写出来就来不及了！”许先生笑着解释。 最近这两年，他酝酿写一本《山海经》研究的著作，我每次去看他，他总是眉飞色舞地谈起研究的心得，说《山海经》是一部奇书，同时也是研究史前文化的一座富矿，等待我们去发掘。曾经有朋友问他：“你没有上过多少学，基础不好，又一直担任行政领导，为什么能在学术上取得如此成就？”他说：“关键在个人的意志，个人的恒心。”“学习要嘴勤、眼勤、手勤、腿勤，也就是说要勤问、勤看、勤记、勤思考，带着问题学习，事半功倍；反之，事倍功半。总之，要方向明确，持之以恒，见缝插针，刻苦勤奋，别无仙丹妙药。”从这些不太完整的记述中，我们或许能够理解是什么原因使许先生成为一个多产的考古学者。
许顺湛先生孜孜以求的治学态度，勇于创新、只争朝夕、执着追求的精神，对事业强烈的责任担当意识，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学习的榜样。斯人已去，但风范长存。他的学术思想，他的科学精神，将激励着我们继续前行。
[责任编辑：谭晓影]
[关键词] 许顺湛；考古学；博物馆；仰韶文化；夏商文化；中原原始文化
[中图分类号] K825.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7）09-0116-07
2017年5月28日5时，许顺湛先生走到他人生的终点，永远离开了我们。一段时间以来，我们沉浸在悲痛和无尽的思念之中。许先生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文物工作者，为我国尤其为河南的文博事业奉献了他的一生，为后人树立了一面旗帜。由于工作的原因，我有很多的机会和先生接触，整理他的学术资料，编辑他的《许顺湛考古论集》《五帝时代研究》《史海荡舟》《豫晋陕史前聚落研究》等著作，感悟他的治学精神、治学方法和人生风范。
许先生1928年1月出生于山西芮城，上个世纪50年代初从事文博工作，近70年的时间钻研于学术，笔耕不缀。他历任文物队队长、博物馆馆长、名誉馆长等职，长期处在领导岗位上，但头绪繁多的行政工作丝毫没有影响他的学术研究。据不完全统计，先生先后出版了《灿烂的郑州商代文化》《商代社会经济基础初探》《中原远古文化》《黄河文明的曙光》《许顺湛考古论集》《五帝时代研究》《史海荡舟》《豫晋陕史前聚落研究》等10多部专著，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可谓硕果累累。而且大部分著作是在他退休之后完成的，足见他对事业的执著、痴迷和责任担当。正如他在《豫晋陕史前聚落研究》一书后记中所言，“我搞研究，写书，不感到有什么辛苦，而是作为一种社会的责任看待，更是我生活中的一大乐趣。生活中的乐趣虽有千种，但我只痴迷这一种，禀性难移”。这也正应了梁启超的一句名言：“人生须知负责任的苦处，才能知道有尽责的乐趣。”
许先生涉猎学术领域较宽，这也许与他长期从事博物馆工作的经历有关。在他的学术成果中，既有考古学的论著，又有历史学、民俗学、博物馆学等方面的论述。尽管他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但读他的文章，细细品来，大到鸿篇巨制，小到不过千字的杂文、序言等，其泉思如汩汩流水。
许先生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对仰韶文化性质的认识、文明起源的研究和夏商文化热点的探讨等方面。上世纪60年代初，先生基于對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有关资料的梳理，发表了《关于中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几个问题》一文，提出中原龙山文化源于仰韶文化，仰韶文化为父系氏族社会，二里头下层文化为夏文化的三个观点，成为较早提出中原龙山文化源于仰韶文化，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的学者，也是第一个提出仰韶文化为父系氏族社会的学者。尤其是仰韶文化为父系氏族社会的认识，后来被称之为仰韶文化父系说。1962年，许先生再次发表《仰韶时期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一文，与母系说展开学术辩论。遗憾的是由于父系说曲高和寡，这场争论还没有真正的展开，便在一片反对声中偃旗息鼓。在经历知识被洗劫、学术遭践踏的10年动乱之后，许先生在前段讨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充实材料，于1979年发表《再论仰韶文化社会性质》一文，重申仰韶文化父系说的观点。由于考古材料的不断充实，学术争鸣的气氛越来越浓，支持者日渐增多。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论证仰韶文化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或仰韶文化中晚期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1985年，在河南渑池召开的纪念仰韶村遗址发现65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父系说与母系说的论战推向高潮，父系说开始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和支持。
继提出仰韶文化父系说之后，许先生进入更深层次的思考和探索。他意识到研究史前文化并不能单纯的依靠考古资料，而应当在考古学的基础上，与古史传说、民族、民俗学资料等相结合，才能打开中原原始文化的秘宫。1983年出版的《中原远古文化》一书，便是这一指导思想下的产物。在这本被著名考古学家邹衡先生称为“第一本中原远古文化史”的专著中，许先生除了对中原史前文化的来龙去脉、物质文化和社会状况进行详尽的探讨外，首次将传说时代与考古学文化相对应。文明起源问题是研究中国文化发展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课题。但是长期以来由于文明的概念、要素等没有统一的标尺，对文明起源的认识见仁见智，差距甚大。为此，许先生参阅了大量的国外文明史研究著作，反复对比研究，1985年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成立3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首次提出了文明起源的5条标准，即农业生产社会化、手工业专门化、脑力劳动阶层化、部落酋邦化和礼制规范化。1986年他又把这“许五条”重新整理为《关于文明起源的几个问题》公开发表。在这个理论框架下，先生通过七八年的潜心研究，完成了45万言的《黄河文明的曙光》一书。该书采用考古资料结合文献，区分中原、海岱、甘青3个地区，全面论证古代氏族社会组织结构、意识形态和科学技术成就，认为中国文明的源头在距今6千年前已经形成，酋邦王国在夏以前的仰韶、龙山时代已经存在，仰韶时代不仅是父系社会，而且已出现文明的源头。他还对“五帝”的研究投入更多的精力，断言夏商周断代工程告捷之日，也正是“五帝工程”的启动之时。“夏商周断代工程”只证明夏代为信史，说明中国有4千年文明，距5千年文明尚有一千年的距离。2005年，他出版的《五帝时代研究》一书，通过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的整合，就是要解决中国有5千年文明这个大问题，解决五帝时代是传说时代还是历史时代的问题，5帝的年代框架以及五帝时代与新石器时代的宏观对应等问题。2012年出版的《豫秦陕史前聚落研究》则将文明起源研究的大视野聚焦在大中原地带，从宏观到微观，从聚落群到个例观察，翔实解析史前时期中原地区聚落发展演进的轨迹。 许先生的主要精力放在史前文化的研究上，但他始终关注夏商文化热点问题的讨论。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他就撰写了《找商都西亳》《到底有没有夏代》《夏都阳城在哪里》《夏都斟鄩在哪里》等系列文章。他的《夏代文化探索》《夏代文化的再探索》等学术论文，对寻找夏文化的踪迹，曾起到启示作用。遗憾的是关于夏商文化断代的焦点问题即西亳与郑亳之争，他没能直接参与争论，但许先生却以极大的兴趣，撰写出《偃师西亳说的困境》《隞都说与郑亳说的对峙》等文，总结争论双方的得失，客观地评价双方的论据和存在的缺陷。也正是基于上述这些工作，他在大量占有材料的同时，不断产生了新的认知。1996年发表的《中国最早的两京制》一文，他依据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的繁荣期与衰败期基本相同这一事实，证明商代早期的郑亳与西亳是并存的，这是中国最早的两京制。同年，在偃师召开的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他又重申上述观点，得到了郑亳说与西亳说双方的赞赏。从此，争论相当长时期的焦点问题，有了一个新的较为合理的解释。
如果对许先生的治学之道、治学精神作一个恰实评价的话，至少有3点让笔者感受深刻：一是他独立思考、富于创新、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二是他凿枘于历史与考古之间、历史与考古整合的治学方法；三是他一以贯之、锲而不舍的韧性。通过这3点，也许我们可以走进许先生的学术视野，更好地读懂他和了解他。
创新，是融责任、勇气、方法、态度及精神于一体的实践，从学术研究层面讲，它是挑战传统观点、独辟蹊径、超越前人的法宝。许先生治学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不惧权威，勇于创新。这一点在仰韶文化社会性质的讨论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是一个具有学术敏感性的学者，对于一些学术热点问题、新的考古发现，往往会先人一步发表个人的学术见解。当然，这种学术的敏感性来自于他治学中的创新意识和深厚的学术素养。他曾在《考古论集·五十年的脚印》中这样写道：“我这个人不愿意盲目地人云亦云，喜欢独立思考，不顾及权威，总想我行我素。”“我不怕人们笑话我在学术上犯错误，没有什么清规戒律束缚我，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尽管我的观点论述得不清楚、不完善，甚至不正确，但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绝不是蛮干的。”事实也正是如此，例如1960年二里头遗址刚开始发掘不久，他根据初步掌握的材料提出了二里头下层文化是夏文化的观点；不久，又提出了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是承袭关系，仰韶文化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的观点；接着，郑州西山发现仰韶文化城址的消息一经发布，他就在已掌握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很快撰文《郑州西山发现黄帝时代古城》，将古城址与黄帝时代的文化相联系，运用考古资料印证“黄帝筑邑造五城”的历史文献记载； 1997年发表的《中国历史上有个五帝时代》一文，明确提出五帝时代的概念，并与先前提出的夏代前有个联邦制王朝相呼应，称五帝时代是中国文明社会的初级阶段。2005年出版的《五帝时代研究》，对五帝时代与文明起源、形成及其进程提出较为系统的认识。继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随即被列入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项目，所涉及的课题有相关文献的整理与可信性研究，与中國文明起源密切相关的天文历法与礼制起源研究，作为华夏文明核心地区的豫西晋南龙山至二里头时期考古学文化的谱系、分期与14C年代框架，聚落演变及其反映的社会结构变化，冶金术起源与青铜铸造工艺技术，古代刻符与早期文字资料的收集整理，环境变化及与文明起源的关系，世界其他文明起源与形成的模式及其研究，等等。而许先生从仰韶文化父系说到酋邦王国、文明源头、五帝时代逐步深入的探索，无疑是这一工程的前奏。这对于我们走出古史是传说时代的迷茫心态，当具重大的实践意义。
凿枘于考古与历史之间，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相结合，是许先生贯穿始终的治学方法。正如张忠培先生为其考古论集作序中所言：“顺湛同志的这本考古论集，表明他信古不泥古，既信文献，又信遗存，游移于考古和文献资料之间，力图将两者结合起来，以探讨史学中的重大问题……看来，这是贯穿顺湛同志学术的一条主线。”十多年前我曾与中国文物报曹兵武总编辑一起到许先生家中拜访，谈到历史文献与考古结合的问题，许先生多少有些激动：“有人说，一个许顺湛跟历史学缠在一起，一个宋兆鳞跟民族学搅到一堆，是伪考古学。考古学不跟历史学结合，那么仰韶时期算啥时代？龙山时代呢？还是得结合，不但如此，还要和自然科学结合，这是大趋势，结合起来是优势互补，是大优势，不跟历史结合，连商文化都不会有，叫二里岗文化、小屯文化好了，更不用说夏文化了。夏、商都是历史的概念，古人的历史，像影子一样，但是，有实物才会有影子，我们的研究要影也要物。”2005年12月在河南博物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召开的“文明探源：考古与历史的整合”学术研讨会上，他再一次重申研究古史必须文献与考古资料相结合。古史文献是后代学者追述远古社会的记载，考古资料则是远古社会当时的遗迹、遗物。古史文献与考古资料结合起来，相互印证，相互补缺是最佳的研究方法。如五帝时代的研究，五帝时代是传说还是历史时代？如果把五帝时代视为传说时代，以传说为基点来进行研究，研究的结果还是传说，许多重要的考古资料不能为研究传说者所使用；同样，许多有价值的古史文献也不能为考古研究者所使用。传说研究者、考古研究者各自我行我素，互不结合，这实在是一大损失。许先生将古史文献与考古资料相结合的研究实践，主要体现在他先后出版的《中原远古文化》《黄河文明的曙光》和《五帝时代研究》上。可以说，这3部著作，是他学术研究逐步向纵深发展的三部曲。
文献记载与考古学文化的对应与结合，也同样存在一个方法论的问题。考古学与历史学结合，一定要慎重，尤其是在远古史的研究中，不能一下子太具体，更不能简单化。《五帝时代研究》便是从宏观上对五帝时代进行多视角、全方位研究的一部力作。在这部洋洋洒洒近80余万言的巨著中，他首先将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定位为不同时期的族团名称、族团领袖世袭名称，他们既是具体的人，也是一个族团。在将五帝时代视为历史时代的基点上，再结合古典文献从宏观上提出五帝时代的基本年代框架，并在这个年代框架之下，分别研究了五帝活动的地域及其后裔的发展分布情况，五帝的政绩，当时的社会结构、生产生活状况、文化艺术和礼仪制度情况等。聚落研究是当今学术界的热点。《五帝时代研究》《豫晋陕史前聚落研究》引入了宏观聚落研究的方法，重点研究了河南、山西、陕西3地呈现为金字塔结构的新石器时代的聚落群，以寻找五帝时代的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和酋邦，从而再现五帝时代邦国林立大中原的历史真实。许先生研究五帝时代、大中原史前聚落的目的，同样是力图揭示中国早期文明的发展进程，论证“五帝时代是中国文明的初级阶段，黄帝时代是中国文明的源头”的观点。 在文明探源的研究中，许先生通过考古与历史的整合，做了很多有益的尝试，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当然，一些认识还处于初步探索中，还需要进一步的论证。但是，这种研究的方法无疑是值得我们借鉴的。由于考古学、历史学等各有自己的优长和局限性，所以不同学科之间的整合势在必行，且已初步具備了条件。就中原地区而言，这里是文献记载五帝史迹最为密集的地区。如何看待这些丰富的文献记载与史迹，这些文献和史迹与我们要追寻的夏代以前的历史有没有内在的联系，以及与我们所揭示的一系列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又存在什么样的关系，这些是我们在进行文明探源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在文明探源的过程中，我们会有意或无意地将考古与历史文献结合在一起。毫无疑问，考古学是文明探源研究中所运用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但另一方面，考古学研究同样需要更新观念，更新研究的方法和模式，在课题的组织上吸收不同学科、不同学术背景的人来参加，如此才更有利于取长补短。
许先生取得如此丰硕的学术成果，与他长期以来锲而不舍、一以贯之的执着追求精神是分不开的。在步入文博这个行业的50多个春秋里，他从不言弃，即便是在十年动乱的“文革”时期，在受批斗、接受审查的日子里，人格的屈辱，残酷的迫害，并没有磨灭他顽强的意志，“门里门外两重天”，出了住室门接受批判，回到住室抛开一切忧愁和烦恼，看书、翻资料、写文章。在这期间，许先生修改完成了他的《中原远古文化》一书。正如他所说的：“我有自己的一套思维方式，有自己的理想，下决心绝不向恶势力低头，我一定要走自己的路。”“我要按照我的路子走下去，明里不行，暗里走。”《河南日报》记者刘哲2007年曾发表一篇题为《许顺湛：用碎片还原历史》的长篇报道，其中引述许老夫人的一段话：“那些年上班，他往往是十天半月不着家，参加学术交流，跑考古工地，回家就做‘甩手掌柜’。”“这些年他退休了，不是外出参加学术会议，就是在家埋头看书、写作。”在撰写《五帝时代研究》时，几岁的小孙子在屋里嬉闹，许老呵斥也不听，他竟打了孙子。“我那是吓唬他哩。我已经年过七旬，不赶快把东西写出来就来不及了！”许先生笑着解释。 最近这两年，他酝酿写一本《山海经》研究的著作，我每次去看他，他总是眉飞色舞地谈起研究的心得，说《山海经》是一部奇书，同时也是研究史前文化的一座富矿，等待我们去发掘。曾经有朋友问他：“你没有上过多少学，基础不好，又一直担任行政领导，为什么能在学术上取得如此成就？”他说：“关键在个人的意志，个人的恒心。”“学习要嘴勤、眼勤、手勤、腿勤，也就是说要勤问、勤看、勤记、勤思考，带着问题学习，事半功倍；反之，事倍功半。总之，要方向明确，持之以恒，见缝插针，刻苦勤奋，别无仙丹妙药。”从这些不太完整的记述中，我们或许能够理解是什么原因使许先生成为一个多产的考古学者。
许顺湛先生孜孜以求的治学态度，勇于创新、只争朝夕、执着追求的精神，对事业强烈的责任担当意识，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学习的榜样。斯人已去，但风范长存。他的学术思想，他的科学精神，将激励着我们继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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