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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时决定3月23日离开西柏坡？
近期，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中共中央进北平》中有这样一段解说：“1949年3月13日七届二中全会胜利闭幕，中共中央进驻北平的时间定在了十天后的3月23日。”似乎3月23日离开西柏坡，是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确定的。
其实，关于中共中央机关“大搬迁”这件事，早在1948年与1949年之交就有所议论，但究竟什么时候动身，具体日子一直没有定下来。
在北平即将和平解放之时，中央已开始考虑向北平转移的问题。从毛泽东的意见来看，在西柏坡再多留两个月，国共谈判也可安排在西柏坡进行。李克农也先后三次向中央建议，慢些去，因为北平的房子、治安均成问题。但周恩来、任弼时主张“以快去为好”，因为反正迟早要去的，而当时的工作要求，已非偏居于西柏坡所能解决；同时，与国民党在北平举行和谈，也“可以增加政治威望”。
根据具体负责这次大搬迁的杨尚昆在日记中所记，早在1949年1月27日，中央曾拟于3月中旬赴北平；至2月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已对“行动计划、运输力量之组织，物资处理及人员处理，均有决定”；3月10日，周恩来通知办公厅，七届二中全会后中央即“将移动，但尚无具体规定”；3月14日，书记处初步决定3月底去北平；而到了3月15日夜的书记处会议，又传来消息说“主席有意思迟走”，“有意在此再留兩个月”；再经商讨，3月17日夜，书记处会议才最终决定23日起动身赴北平。
为何定于23日，笔者并没有看到相关说明材料。不过，单从准备上来说，5天的时间也是差不多的。当时，在西柏坡的工作人员在五千人以上，此外，还有大量办公设备、文书档案、后勤器材等，要用近百辆卡车来运输。3月1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即致电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总部调卡车100辆，吉普20辆。这些车齐聚西柏坡，再装车整理，四五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
中央原定大队人马一起进京。19日下午，中央办公厅召集各部门负责行政的同志开会，宣布中央迁移，并由杨尚昆根据中央系统组织，说明先随书记处应走之单位，征求大家意见。周恩来到会做了说明，规定在迁移之前分头传达二中全会的决议。然而，因各种原因，直到22日深夜2时，除20辆中小吉普已到达外，大卡车只到了一部。故此，杨尚昆在向周恩来汇报后，决定临时改变计划，先用中小吉普将书记处人员送走，其余第一批走的人员，待大车到后再说。
3月23日何时离开西柏坡？
一般都认为，毛泽东率中央机关于1949年3月23日上午11时离开西柏坡。然而，据3月23日当天先于毛泽东等离开西柏坡的杨尚昆在日记中所记，等他收拾好行李，“已经十二时了。小妞（杨尚昆小女儿，此日发烧）不能走，只带小二（杨尚昆次子）同行。书记处一行已分批出发，毛周尚未起床。”（《杨尚昆日记》摘登二，《党的文献》2001年第1期）由此推断，毛泽东等不应为上午11时离开西柏坡。
此外，时任中央机要科工作人员的梁守谦撰文指出：“汽车启动了，毛主席就要离开住了十个月的西柏坡了。时间是1949年3月23日14点30分左右。当时我想一定要把这个时刻记住，将来有人问：‘毛主席是什么时间离开西柏坡的？’我能很快地回答他。”（《跟随主席从西柏坡到北平》，《西柏坡记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81页。）两相佐证，毛泽东离开西柏坡的时间，可判定为14时30分左右。
这天下午，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分乘11辆小汽车、10辆大卡车出发了，一路北上。第一辆是带路的前导车，第二辆是中吉普，司机是周西林，毛泽东乘坐在这辆车上。第三辆中吉普是警卫车。第四辆是一辆小卧车，坐着刘少奇一家。第五辆是江青和李讷坐的中吉普。第六辆是周恩来和邓颖超乘坐的，也是一辆中吉普。往后几辆车坐的分别是朱德一家、任弼时一家、陆定一一家和胡乔木一家。最后一辆是小吉普车，负责断后压阵。中央警卫团的手枪连和一个步兵排分别坐在大卡车上担任沿途护卫任务。
毛泽东在什么场合下提出“我们可不要当李自成”？
3月23日，中央机关和毛泽东等领导人从西柏坡乘汽车出发，于当日傍晚17时左右到达河北唐县淑闾（现改名“淑吕”）村。淑吕村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是八路军的一个兵站，村民政治觉悟高，群众条件很好。毛泽东当年留宿在村民李登魁家。
据毛泽东的警卫员李银桥回忆，这一晚，毛泽东前半夜同村干部进行座谈，了解村中的土改情况；后半夜又赶写到保定后需要发出的文件。
3月24日清晨，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告别淑吕，继续北行。上午11时许，到达保定市。车队开进冀中区党委大院，区党委书记林铁、军区司令员孙毅带领机关人员列队欢迎中央领导人的到来。随后，由林铁、孙毅陪同中央首长共进午餐。简单的餐桌上摆的是保定的甜面酱、白洋淀的鱼虾、满城的驴肉、清苑县的老白干等当地特产。据孙毅将军回忆，席间，毛泽东提到李自成：“李自成是农民领袖，揭竿领兵，前仆后继，好不容易取得了胜利，一骄傲就失败了，连他自己的性命都没有保住，我们可不要当李自成呀！”
为何从涿县进京？
当毛泽东一行到达涿县县城时，已是掌灯时分。当晚，毛泽东一行宿住涿县，地点在城内粉子胡同的第四十二军军部。
在涿县由于有消息称“特务可能要在从涿县到北平的途中进行破坏”，为了保证安全，时任北平市长的叶剑英以及中央社会部李克农等建议中央到涿县后改乘火车进北平。其实，这个建议是早在中央离开西柏坡前的3月21日，出于保证安全和休息的考虑，叶剑英等就已向中央提出的。3月22日叶剑英等就涿县到北平的铁路布置再次致电中央。当日19时，周恩来在复电中指出：“我们预定24日晚宿涿县，请派一负责干部到涿县等候我们，由涿县到北平的专车可做准备，究竟坐汽车或乘火车，等我们到涿县后再做决定，请你们仍做两种情况的准备。”24日晚，叶剑英等赶到涿县，商议此事，最终决定乘火车进北平。
由于到达北平的当天下午要阅兵并与民主人士见面，而在此之前，要保证中央领导的休息，因此，周恩来与叶剑英商讨后决定25日凌晨即出发。
3月25日凌晨2点半，“赶考”车队离开涿县，乘火车进京。为保证安全，火车编为3个列车：第一列车挂8个客车，载警卫部队和少数干部以及警卫人员为压道车，到西直门站下车，然后用卡车将他们直送香山；第二列车挂8个卧车和一辆餐车，直开清华园车站（车站小，宜于警戒）；第三列车挂5个客车，3个行李车，开前门车站。
清晨6时许，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在清华园站下火车后，乘汽车到颐和园益寿堂休息。当日下午4点到达西苑机场接见民主人士，17时至17时三刻西苑机场阅兵。当晚，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在颐和园宴请民主人士后乘车入驻香山双清别墅。由此，中国共产党即将进入一个全新的大“考场”，开始全国执政的大“考试”！
（摘自《北京日报》2016.10.31）B③
近期，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中共中央进北平》中有这样一段解说：“1949年3月13日七届二中全会胜利闭幕，中共中央进驻北平的时间定在了十天后的3月23日。”似乎3月23日离开西柏坡，是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确定的。
其实，关于中共中央机关“大搬迁”这件事，早在1948年与1949年之交就有所议论，但究竟什么时候动身，具体日子一直没有定下来。
在北平即将和平解放之时，中央已开始考虑向北平转移的问题。从毛泽东的意见来看，在西柏坡再多留两个月，国共谈判也可安排在西柏坡进行。李克农也先后三次向中央建议，慢些去，因为北平的房子、治安均成问题。但周恩来、任弼时主张“以快去为好”，因为反正迟早要去的，而当时的工作要求，已非偏居于西柏坡所能解决；同时，与国民党在北平举行和谈，也“可以增加政治威望”。
根据具体负责这次大搬迁的杨尚昆在日记中所记，早在1949年1月27日，中央曾拟于3月中旬赴北平；至2月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已对“行动计划、运输力量之组织，物资处理及人员处理，均有决定”；3月10日，周恩来通知办公厅，七届二中全会后中央即“将移动，但尚无具体规定”；3月14日，书记处初步决定3月底去北平；而到了3月15日夜的书记处会议，又传来消息说“主席有意思迟走”，“有意在此再留兩个月”；再经商讨，3月17日夜，书记处会议才最终决定23日起动身赴北平。
为何定于23日，笔者并没有看到相关说明材料。不过，单从准备上来说，5天的时间也是差不多的。当时，在西柏坡的工作人员在五千人以上，此外，还有大量办公设备、文书档案、后勤器材等，要用近百辆卡车来运输。3月1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即致电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总部调卡车100辆，吉普20辆。这些车齐聚西柏坡，再装车整理，四五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
中央原定大队人马一起进京。19日下午，中央办公厅召集各部门负责行政的同志开会，宣布中央迁移，并由杨尚昆根据中央系统组织，说明先随书记处应走之单位，征求大家意见。周恩来到会做了说明，规定在迁移之前分头传达二中全会的决议。然而，因各种原因，直到22日深夜2时，除20辆中小吉普已到达外，大卡车只到了一部。故此，杨尚昆在向周恩来汇报后，决定临时改变计划，先用中小吉普将书记处人员送走，其余第一批走的人员，待大车到后再说。
3月23日何时离开西柏坡？
一般都认为，毛泽东率中央机关于1949年3月23日上午11时离开西柏坡。然而，据3月23日当天先于毛泽东等离开西柏坡的杨尚昆在日记中所记，等他收拾好行李，“已经十二时了。小妞（杨尚昆小女儿，此日发烧）不能走，只带小二（杨尚昆次子）同行。书记处一行已分批出发，毛周尚未起床。”（《杨尚昆日记》摘登二，《党的文献》2001年第1期）由此推断，毛泽东等不应为上午11时离开西柏坡。
此外，时任中央机要科工作人员的梁守谦撰文指出：“汽车启动了，毛主席就要离开住了十个月的西柏坡了。时间是1949年3月23日14点30分左右。当时我想一定要把这个时刻记住，将来有人问：‘毛主席是什么时间离开西柏坡的？’我能很快地回答他。”（《跟随主席从西柏坡到北平》，《西柏坡记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81页。）两相佐证，毛泽东离开西柏坡的时间，可判定为14时30分左右。
这天下午，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分乘11辆小汽车、10辆大卡车出发了，一路北上。第一辆是带路的前导车，第二辆是中吉普，司机是周西林，毛泽东乘坐在这辆车上。第三辆中吉普是警卫车。第四辆是一辆小卧车，坐着刘少奇一家。第五辆是江青和李讷坐的中吉普。第六辆是周恩来和邓颖超乘坐的，也是一辆中吉普。往后几辆车坐的分别是朱德一家、任弼时一家、陆定一一家和胡乔木一家。最后一辆是小吉普车，负责断后压阵。中央警卫团的手枪连和一个步兵排分别坐在大卡车上担任沿途护卫任务。
毛泽东在什么场合下提出“我们可不要当李自成”？
3月23日，中央机关和毛泽东等领导人从西柏坡乘汽车出发，于当日傍晚17时左右到达河北唐县淑闾（现改名“淑吕”）村。淑吕村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是八路军的一个兵站，村民政治觉悟高，群众条件很好。毛泽东当年留宿在村民李登魁家。
据毛泽东的警卫员李银桥回忆，这一晚，毛泽东前半夜同村干部进行座谈，了解村中的土改情况；后半夜又赶写到保定后需要发出的文件。
3月24日清晨，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告别淑吕，继续北行。上午11时许，到达保定市。车队开进冀中区党委大院，区党委书记林铁、军区司令员孙毅带领机关人员列队欢迎中央领导人的到来。随后，由林铁、孙毅陪同中央首长共进午餐。简单的餐桌上摆的是保定的甜面酱、白洋淀的鱼虾、满城的驴肉、清苑县的老白干等当地特产。据孙毅将军回忆，席间，毛泽东提到李自成：“李自成是农民领袖，揭竿领兵，前仆后继，好不容易取得了胜利，一骄傲就失败了，连他自己的性命都没有保住，我们可不要当李自成呀！”
为何从涿县进京？
当毛泽东一行到达涿县县城时，已是掌灯时分。当晚，毛泽东一行宿住涿县，地点在城内粉子胡同的第四十二军军部。
在涿县由于有消息称“特务可能要在从涿县到北平的途中进行破坏”，为了保证安全，时任北平市长的叶剑英以及中央社会部李克农等建议中央到涿县后改乘火车进北平。其实，这个建议是早在中央离开西柏坡前的3月21日，出于保证安全和休息的考虑，叶剑英等就已向中央提出的。3月22日叶剑英等就涿县到北平的铁路布置再次致电中央。当日19时，周恩来在复电中指出：“我们预定24日晚宿涿县，请派一负责干部到涿县等候我们，由涿县到北平的专车可做准备，究竟坐汽车或乘火车，等我们到涿县后再做决定，请你们仍做两种情况的准备。”24日晚，叶剑英等赶到涿县，商议此事，最终决定乘火车进北平。
由于到达北平的当天下午要阅兵并与民主人士见面，而在此之前，要保证中央领导的休息，因此，周恩来与叶剑英商讨后决定25日凌晨即出发。
3月25日凌晨2点半，“赶考”车队离开涿县，乘火车进京。为保证安全，火车编为3个列车：第一列车挂8个客车，载警卫部队和少数干部以及警卫人员为压道车，到西直门站下车，然后用卡车将他们直送香山；第二列车挂8个卧车和一辆餐车，直开清华园车站（车站小，宜于警戒）；第三列车挂5个客车，3个行李车，开前门车站。
清晨6时许，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在清华园站下火车后，乘汽车到颐和园益寿堂休息。当日下午4点到达西苑机场接见民主人士，17时至17时三刻西苑机场阅兵。当晚，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在颐和园宴请民主人士后乘车入驻香山双清别墅。由此，中国共产党即将进入一个全新的大“考场”，开始全国执政的大“考试”！
（摘自《北京日报》2016.10.31）B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