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玺璋的《梁启超传》既是一部史学著作，又是一部面向大众的传记作品，语言通俗易懂，注重对史实的考证和客观描述，试图还原一个真实的血肉丰满的梁启超和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
　　“读懂梁启超，才能读懂近代中国。”这部传记以梁启超与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孙中山、章太炎以及蔡锷、胡适等人的交往为主要线索，描述了梁启超与黄遵宪有着共同理想和精神追求，亦师亦友；与谭嗣同志同道合，肝胆相照；与蔡锷等晚辈也能成为忘年之交。但他也有被康有为等人所指摘的“善变”的一面，如果把这种“善变”放到那个社会急剧动荡、不断变革的时代，就不难理解。梁启超追求以稳健的方式实现破除封建专制建立现代国家，因此他与孙中山展开论战；康有为是他敬重的老师，二人在维新变法时密切合作，但康有为与张勋妄图复辟帝制时，梁启超与其分道扬镳；宿敌袁世凯拥立共和时，他与袁世凯妥协合作，当袁世凯企图埋葬共和时，他则反戈一击。这种“善变”，正是体现了梁启超与时俱进、不断否定自己的勇气。从对君主立宪的推崇到对再造共和的倡导，始终不变的则是他的爱国热情。
　　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梁启超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梁启超被誉为“言论界的骄子”，他手里握着那个时代最富有魅力的笔，在历史的转折点，以如火的激情，点燃了一代仁人志士心中的明灯。戊戌变法的悲惨结局和对西方思想家的深入研究，让梁启超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民德、民智、民力，实为政治、学术、技艺之大原。”因此，他提出要造就“新民”。他创办《新民丛报》，并在丛报上发表题為《新民说》的系列文章，连载4年，影响巨大，《新民丛报》可以说是中国启蒙思想的处女地。晚年的梁启超思想更加成熟，既弘扬国学文化，又传播西方的科学文化，甚至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1926年，梁启超因尿血住进医院摘除肾脏。然而手术并不成功，一些人对为他治病的医院和医生进行谴责。当时犹在病床上的梁启超撰文，希望人们不要为了个别病例失误而全面否定西医的科学性。
　　读《梁启超传》中《梁启超与其子女》一章，尤其敬佩梁启超在奔波忙碌中，仍不忘对子女言传身教。他教育子女淡泊功名，“要各人自审其性之所近何如，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靖献于社会”。他的九个子女都成栋梁之材，其中三人成为院士，可谓举世无双。梁启超在美国遇到才女何蕙珍时，曾掀起了生命海洋中独有的一次浪花：“觉得心中时时刻刻有其人”，“心头小鹿，忽上忽下，自顾二十八年，未有此可笑之事者。”但梁启超最终以理智战胜了情感。他在《纪事诗二十四首》中写道：“一夫一妻世界会，我与浏阳（谭嗣同）实创之。尊重公权割私爱，须将身做后人师。”并将此事一一写信告诉妻子，其为人父为人夫的至诚可见一斑。
　　了解梁启超和他的思想，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仍具有许多启示意义。从《梁启超传》得到的体味与感悟，在内心震荡不已，掩卷良久，仍不能平复。
　　【佚 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