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鹏喜相识，已三十余年。一九八八年夏天，我在所供职的长江文艺出版社《当代作家》编辑部值班（那时我们有七八家出版社，各单位都在扩充人员，办公用房紧张，只能在出版社旁边租房办公）。六月的一个周末，鹏喜拎着他的长篇小说初稿（手写稿），来到编辑部，我接待了他，按程序作了自由来稿登记，留了联络方式，就此别过。
　　他离开后，我翻检了书稿，觉得写得不错，周一上班后给编辑部领导做了汇报，觉得此作题材独特，作者功底深厚，文字干净，似可采用。当时我们《当代作家》定位于大型小说双月刊，每期刊发一部长篇小说，另刊发少量中短篇小说，兼及对本刊所刊发作品的评论。该刊以刊发中篇小说《风景》而开中国当代新写实主义先河，重名家而不唯名家。鹏喜当时名气有一些，不是很大，但我把他送来的长篇小说处女作《河祭》按既定程序送审了，获得二三审高度评价，于当年刊发在《当代作家》雜志上，第二年为他出版单行本，鹏喜以此作于一九八九年十二月，获武汉市首届优秀长篇小说奖，我亦获湖北省出版局优秀编辑奖，我所撰写的书评文章《漂泊：生命的感悟》同时获省局首届优秀鄂版图书评论奖。三十多年后忆及此事，不禁由衷感慨，一本书成就两个人：他抬升了自己的创作实力，我夯实了自己的职业基础，与才子交，乃一生的福分。
　　鹏喜极认真，无论对人对事。上世纪末，有一次他介绍一个朋友出书，是补贴出版，我给他介绍了一个中介，到北京一家出版社出版（作者要求是国家级出版社），他不放心，陪着他的朋友到北京，见到我引荐的中介，到出版社核实清楚以后才返汉。那一时期，我刊和他负责的《芳草》杂志及省作协的《长江文艺》杂志，经常开展同行间的联谊，当轮到他们刊社做东时，他事必躬亲，每一件事情、每一个细节都落实到位，生怕得罪或怠慢同行。上世纪九十年代某一年，我陪他到湖南岳阳组稿，回汉时在火车站等车（那时火车经常晚点），在站台上，我们摊开一份报纸，用扑克牌玩“关三家”，说好一张牌记一分，半个小时我赢他五十多分，他不服气。我说在游戏这方面，你不是我对手，今天就到此为止，下次再陪你玩，他悻悻然。
　　后来我们的见面，都是以聚会喝酒开始的，鹏喜不善饮，胃被切除过三分之二，但他特能喝啤酒和“花雕”（绍兴黄酒），他每每想把我弄醉，在白酒上是达不成目标的，但在“花雕”上他抓住机会击败了我一回。那是一九九六年冬天，一个周末，在杨汊湖一个简易棚子里，进餐的“房子”是用编织袋布围着的，里面烧着炭火，我们边吃羊肉边喝加热的“花雕”，最后，以我之酩酊收场。
　　鹏喜喜静。他现在搬到武汉与咸宁相交的梓山湖一隅，围着花园，辟有菜园，养着小猫小狗，抚花弄草，读书耕种，自得一乐，真乃南山一放翁焉。他偏此一隅，读圣贤书，著精妙文，并有最新《梓山湖笔记》系列之良硕收成，心诚羡之。
　　鹏喜心善而真诚。因为《河祭》的缘故，我与鹏喜成了不是兄弟、胜似兄弟的好友。记得是我们相识后的第四年，即一九九三年，那年除夕，我的女儿四岁，我准备带孩子回老家过春节，但我的内人那时在医院上班，三班倒，过年时轮到她上夜班，下夜班后可以休息两天，她又连轴加了一个连班（从早上到中午两点），又可以多休息两天。我和小孩就在家等内人回家，再坐长途汽车回老家。也就是这一天早上，鹏喜打电话问我，回老家没有，我说没有，等我夫人回家后再坐长途车回去。鹏喜就说，那你带小孩来我家，先吃一餐再说。大过年的，何必在家等着，反正我们在做年饭。于是，我就带着小孩去了。这一天是除夕，万家团圆的日子，鹏喜请了我，我就毫不客气地带着小孩去了。那时，他是《当代农民》杂志的编辑，住在单位的一套四十平方米左右的小居室里。
　　鹏喜后来名气日高，创作成就斐然。他由《芳草》文学月刊的编辑到主编，进而做了武汉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武汉市文联专业作家，其著作等身，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溢美之词自不必言，我只能望其项背。但有一点是没有改变的，那就是，我们的交往淡如清水、交谊醇如琼浆。
　　三十年岁月犹如弹指，一瞬而过。每每忆及，心甚感佩，常存感念。一部《河祭》，使编辑和作者成为莫逆之交。我们亦由青葱岁月渐渐步入暮年。明年我也将与鹏喜一样踏进退休者行列，我们将有更多机会相聚交流，梓山湖是一个好去处，醉而后可归可不归。
　　是为记。二〇二一年春分时节。
　　作者简介：李正武，1962年出生，编审，系湖北省作协会员。曾任《当代作家》《报告文学》杂志执行主编，长江文艺出版社副社长，海豚传媒副总经理，湖北天一国际文化总经理，湖北省编辑学会秘书长。现为长江出版传媒编委会专职委员。有小说、散文、评论等几十万字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