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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个月来，“转基因”一词不时挑动公众的敏感神经—停种多年的转基因小麦在美国某地神秘现身；中国农业部批准放行三种转基因大豆；三位转基因专家获得今年“世界粮食奖”……而不少人面对这些消息时，总在心底里为各种转基因食品打上“安全问号”。
关于转基因，有哪些是我们必须知道的呢？
转基因是技术，产品才需要谈安全
人们经常问“转基因到底安全不安全？”实际上，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转基因是一种技术，就像“红烧”是一种技术一样，我们无法回答“红烧是否好吃”，我们也无法回答“转基因是否安全”。红烧可以做出好吃的肉，也可以做出不好吃的肉，能明白一点，就应该能够理解：转基因可以做出安全的作物，也可以做出不安全的作物来。
当我们讨论“红烧肉是否好吃”的时候，只能是针对一盘具体的红烧肉。同样，当我们讨论“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的时候，也必须是针对一个具体的转基因产品。这就是转基因安全审核中的“个案原则”—必须是针对每一个具体产品进行安全性的审核，通过审核批准种植的才是安全的产品，而那些通不过审核的，就被禁止种植了。
当我们说“红烧肉好吃”或者“不好吃”，有意或者无意地，都是在跟某个标准去相比。如果没有比较标准，那么无从谈起“好”还是“不好”。讨论一种食品的安全性也是如此，如果没有一个安全的基准，空泛地谈“安全”—或者像许多人期望的那样“绝对安全”，就无法讨论。“绝对安全”，在逻辑上就无法证明。
我们无法证明吃了几千上万年的食品就是“绝对安全”的。比如花生、小麦、蚕豆、牛奶、木薯等食物，都有着悠久的食用历史，直到近代，人们才知道它们可能使一些人过敏或者中毒，严重的可导致死亡。通常，我们能够接受那些有着长久食用历史的食物是“安全”的。所以，在评估转基因作物安全性的时候，我们是把经过基因改造的作物和相应的没有改造的相比较，如果前者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不比后者高，就认为二者的“风险等同”。既然我们认为后者是“安全”的，那么就应该接受前者也是安全的。这就是转基因食品安全审核中的“风险评估”—它不是去证明转基因产品“绝对安全”，而是评估它和相应的非转基因品种相比，安全风险有没有增加。
转基因产品的安全审查
“个案审核”和“风险评估”，是转基因产品安全审查中最基本的两条原则。当一个转基因品种出现的时候，“风险评估”是如何进行的呢？
如果我们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见到了一种陌生的食物，往往会发出“这玩意儿能吃吗”的疑惑。人作为动物，这应该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无可厚非。这时候，如果有我们信任的人详细介绍一下这种食物的原料和制作方法，而这些原料和制作方法“存在问题”的可能性都是我们可以预测、可以控制的，那么许多人大概就能够接受这一种“新食物”了。
转基因食品的风险评估，就相当于这样评估每一种原料和每一个操作步骤所可能带来的风险。
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有一个详细的评估指南，下面只介绍最关键的几个方面：
首先，所转基因的来源。任何转基因都有明确的目的，而这个目的由所转进去的基因来实现。至于有人担心的“如果往粮食里转了猪的基因，回民同胞吃了怎么办”，纯属杞人忧天。且不说猪里是否有对粮食生长有帮助的基因，即使转了也会清清楚楚地进行说明，不会导致“误食”。就像雇用一个员工会调查其背景一样，在转一个基因之前也要审查它的身世背景。
转进食用作物的基因，必须是“身世清白”—提供这个基因的物种，一般需要有“长期的安全使用历史”，没有毒性，不导致过敏，等等。比如最常见的抗虫基因Bt，来自于一种细菌，它在自然界广泛存在。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Bt基因在细菌中的表达产物—Bt抗虫蛋白，就被用作“绿色农药”，在有机种植中都可以使用。到Bt基因被转进农作物中抗虫的时候，Bt蛋白已经有了几十年的“安全使用”历史。
其次，要确定基因表达产物的安全性。比如Bt基因的表达产物是Bt蛋白，就需要确认它会被人的胃肠消化，不会具有活性，而不会像被虫吃了之后会被激活产生毒性。同时，也要确认它不会导致过敏。比如黄金大米，转进去的基因表达出来的产物是胡萝卜素。安全审核时需要确认这样表达出的胡萝卜素跟人们通常吃的胡萝卜素一样，而在大米的正常食用量下不会超过“安全摄入量”。
第三，还要考虑转入基因之后，是不是会影响作物本身的基因表达，从而产生有害成分。现代的分子生物学技术已经可以比较清楚地识别基因转入之后对其他基因的影响。如果没有影响，那么转基因作物的化学组成和相应的传统作物就没有实质上的差别。如果有影响，就需要进一步评估这些影响是好是坏。如果是好的，那算是意外之喜；如果是坏的，那这个转基因作物就折戟沉沙了。
实际上，其他“传统”的育种方式，比如杂家育种、诱变育种，也都可能发生第三种变化。
转基因物种的环境安全性
除了食用安全性，转基因作物的环境安全性是备受瞩目的一个方面。比如，担心抗除草剂基因漂移到自然界产生“超级杂草”，担心抗虫转基因导致出现“超级害虫”，或者，担心生长能力超强的转基因动物进入自然界破坏生态平衡。
从理论上说，这些“可能性”是存在的。所以，转基因作物要上市，除了使用安全性的评估，还要进行单独的环境安全性评估。评估的基本理念跟使用安全性类似，也是从基因的出身开始，到每一步基因操作，到植物的种植或者动物的养殖，以及后续的加工处理，一步一步评估可能对环境带来的影响。只有这些影响可预测、可控制，并且不比传统作物大，该转基因品种才能得到批准。
转基因三文鱼的环境评估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经过评估，这种生长速度比普通三文鱼快一倍的转基因品种，存在着三道防线阻止它破坏生态：一是鱼苗繁殖和养殖都在封闭厂房进行，有严格的隔离措施防止逃逸；二是鱼苗繁育和养殖场区的周围环境都不适合这种鱼的生长，即使逃出也难以生存；三是这种转基因三文鱼全是三倍体雌性，不具有交配繁殖能力，即使它们到了自然界中，也只能独身终老，而无法“开枝散叶”。所以，FDA认为它带来环境风险的“可能性极其低”。
出于科学表达的严谨，FDA不会说“不会影响环境”。但如果我们把这种三文鱼与骡子做一个比较，会发现它的环境安全性比骡子高多了：
骡子是马和驴这两种亲缘关系较远的物种交配而得到；它的体型、负重能力、灵活性、奔跑能力都有所不同，可以算是一个新的物种；虽然骡子一般不具有生育能力，但有极少数的母骡子可能例外；骡子的饲养是开放的，它们可能跑到野外和野马野驴交配。
这种转基因三文鱼只是转入了两个基因：一个来自太平洋的奇努克三文鱼，一个来自大洋鳕鱼。这两个基因的引入，除了使其生长速度更快之外，在生物形态和化学组成上并没有明显改变。在物种分类上，它依然符合大西洋三文鱼的特征。可以说，它与相对应的“野生三文鱼”的区别，远远小于骡子与马或者驴的区别。
至于说超级杂草或者超级害虫的出现，的确有这样的例子。但需要注意的是，即使没有转基因，也还是会使用农药和除草剂。只要使用它们，具有抗性的害虫和杂草就会出现。至于转基因是加剧了还是延缓了它们的出现，就必须通过深入的评估分析。不过，从美国大规模种植转基因作物二十来年的历史看来，经过严格评估的品种，在合理的种植模式下，对生态的影响要小于人们的估计。
总而言之，转基因是一种育种技术，它本身无所谓安全还是有害。可以转出安全的食品，也可以转出不安全的食品。一种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需要由安全风险评估来确定。只有那些安全性比起相应的传统食品只高不低的品种，才能获得批准进行种植。而那些安全性“存疑”的产品，通不过审核，就只能胎死于实验之中了。
（作者系食品工程博士，美国食品技术协会高级会员。）
关于转基因，有哪些是我们必须知道的呢？
转基因是技术，产品才需要谈安全
人们经常问“转基因到底安全不安全？”实际上，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转基因是一种技术，就像“红烧”是一种技术一样，我们无法回答“红烧是否好吃”，我们也无法回答“转基因是否安全”。红烧可以做出好吃的肉，也可以做出不好吃的肉，能明白一点，就应该能够理解：转基因可以做出安全的作物，也可以做出不安全的作物来。
当我们讨论“红烧肉是否好吃”的时候，只能是针对一盘具体的红烧肉。同样，当我们讨论“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的时候，也必须是针对一个具体的转基因产品。这就是转基因安全审核中的“个案原则”—必须是针对每一个具体产品进行安全性的审核，通过审核批准种植的才是安全的产品，而那些通不过审核的，就被禁止种植了。
当我们说“红烧肉好吃”或者“不好吃”，有意或者无意地，都是在跟某个标准去相比。如果没有比较标准，那么无从谈起“好”还是“不好”。讨论一种食品的安全性也是如此，如果没有一个安全的基准，空泛地谈“安全”—或者像许多人期望的那样“绝对安全”，就无法讨论。“绝对安全”，在逻辑上就无法证明。
我们无法证明吃了几千上万年的食品就是“绝对安全”的。比如花生、小麦、蚕豆、牛奶、木薯等食物，都有着悠久的食用历史，直到近代，人们才知道它们可能使一些人过敏或者中毒，严重的可导致死亡。通常，我们能够接受那些有着长久食用历史的食物是“安全”的。所以，在评估转基因作物安全性的时候，我们是把经过基因改造的作物和相应的没有改造的相比较，如果前者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不比后者高，就认为二者的“风险等同”。既然我们认为后者是“安全”的，那么就应该接受前者也是安全的。这就是转基因食品安全审核中的“风险评估”—它不是去证明转基因产品“绝对安全”，而是评估它和相应的非转基因品种相比，安全风险有没有增加。
转基因产品的安全审查
“个案审核”和“风险评估”，是转基因产品安全审查中最基本的两条原则。当一个转基因品种出现的时候，“风险评估”是如何进行的呢？
如果我们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见到了一种陌生的食物，往往会发出“这玩意儿能吃吗”的疑惑。人作为动物，这应该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无可厚非。这时候，如果有我们信任的人详细介绍一下这种食物的原料和制作方法，而这些原料和制作方法“存在问题”的可能性都是我们可以预测、可以控制的，那么许多人大概就能够接受这一种“新食物”了。
转基因食品的风险评估，就相当于这样评估每一种原料和每一个操作步骤所可能带来的风险。
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有一个详细的评估指南，下面只介绍最关键的几个方面：
首先，所转基因的来源。任何转基因都有明确的目的，而这个目的由所转进去的基因来实现。至于有人担心的“如果往粮食里转了猪的基因，回民同胞吃了怎么办”，纯属杞人忧天。且不说猪里是否有对粮食生长有帮助的基因，即使转了也会清清楚楚地进行说明，不会导致“误食”。就像雇用一个员工会调查其背景一样，在转一个基因之前也要审查它的身世背景。
转进食用作物的基因，必须是“身世清白”—提供这个基因的物种，一般需要有“长期的安全使用历史”，没有毒性，不导致过敏，等等。比如最常见的抗虫基因Bt，来自于一种细菌，它在自然界广泛存在。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Bt基因在细菌中的表达产物—Bt抗虫蛋白，就被用作“绿色农药”，在有机种植中都可以使用。到Bt基因被转进农作物中抗虫的时候，Bt蛋白已经有了几十年的“安全使用”历史。
其次，要确定基因表达产物的安全性。比如Bt基因的表达产物是Bt蛋白，就需要确认它会被人的胃肠消化，不会具有活性，而不会像被虫吃了之后会被激活产生毒性。同时，也要确认它不会导致过敏。比如黄金大米，转进去的基因表达出来的产物是胡萝卜素。安全审核时需要确认这样表达出的胡萝卜素跟人们通常吃的胡萝卜素一样，而在大米的正常食用量下不会超过“安全摄入量”。
第三，还要考虑转入基因之后，是不是会影响作物本身的基因表达，从而产生有害成分。现代的分子生物学技术已经可以比较清楚地识别基因转入之后对其他基因的影响。如果没有影响，那么转基因作物的化学组成和相应的传统作物就没有实质上的差别。如果有影响，就需要进一步评估这些影响是好是坏。如果是好的，那算是意外之喜；如果是坏的，那这个转基因作物就折戟沉沙了。
实际上，其他“传统”的育种方式，比如杂家育种、诱变育种，也都可能发生第三种变化。
转基因物种的环境安全性
除了食用安全性，转基因作物的环境安全性是备受瞩目的一个方面。比如，担心抗除草剂基因漂移到自然界产生“超级杂草”，担心抗虫转基因导致出现“超级害虫”，或者，担心生长能力超强的转基因动物进入自然界破坏生态平衡。
从理论上说，这些“可能性”是存在的。所以，转基因作物要上市，除了使用安全性的评估，还要进行单独的环境安全性评估。评估的基本理念跟使用安全性类似，也是从基因的出身开始，到每一步基因操作，到植物的种植或者动物的养殖，以及后续的加工处理，一步一步评估可能对环境带来的影响。只有这些影响可预测、可控制，并且不比传统作物大，该转基因品种才能得到批准。
转基因三文鱼的环境评估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经过评估，这种生长速度比普通三文鱼快一倍的转基因品种，存在着三道防线阻止它破坏生态：一是鱼苗繁殖和养殖都在封闭厂房进行，有严格的隔离措施防止逃逸；二是鱼苗繁育和养殖场区的周围环境都不适合这种鱼的生长，即使逃出也难以生存；三是这种转基因三文鱼全是三倍体雌性，不具有交配繁殖能力，即使它们到了自然界中，也只能独身终老，而无法“开枝散叶”。所以，FDA认为它带来环境风险的“可能性极其低”。
出于科学表达的严谨，FDA不会说“不会影响环境”。但如果我们把这种三文鱼与骡子做一个比较，会发现它的环境安全性比骡子高多了：
骡子是马和驴这两种亲缘关系较远的物种交配而得到；它的体型、负重能力、灵活性、奔跑能力都有所不同，可以算是一个新的物种；虽然骡子一般不具有生育能力，但有极少数的母骡子可能例外；骡子的饲养是开放的，它们可能跑到野外和野马野驴交配。
这种转基因三文鱼只是转入了两个基因：一个来自太平洋的奇努克三文鱼，一个来自大洋鳕鱼。这两个基因的引入，除了使其生长速度更快之外，在生物形态和化学组成上并没有明显改变。在物种分类上，它依然符合大西洋三文鱼的特征。可以说，它与相对应的“野生三文鱼”的区别，远远小于骡子与马或者驴的区别。
至于说超级杂草或者超级害虫的出现，的确有这样的例子。但需要注意的是，即使没有转基因，也还是会使用农药和除草剂。只要使用它们，具有抗性的害虫和杂草就会出现。至于转基因是加剧了还是延缓了它们的出现，就必须通过深入的评估分析。不过，从美国大规模种植转基因作物二十来年的历史看来，经过严格评估的品种，在合理的种植模式下，对生态的影响要小于人们的估计。
总而言之，转基因是一种育种技术，它本身无所谓安全还是有害。可以转出安全的食品，也可以转出不安全的食品。一种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需要由安全风险评估来确定。只有那些安全性比起相应的传统食品只高不低的品种，才能获得批准进行种植。而那些安全性“存疑”的产品，通不过审核，就只能胎死于实验之中了。
（作者系食品工程博士，美国食品技术协会高级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