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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后现代主义的“非中心化”浪潮逐渐消解了中心，也消解了“价值关联”与“价值无涉”，但自身不可避免的缺陷却使其倍受批判；“认识的‘非中心化’方法论”则在实践的基础上表现出对方法的回归和中心的重建，而试图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中获得科学认识论的基本地位。
关键词：中心化；非中心化；方法论
一
后来的学者对“价值关联”或“价值无涉”做了深刻、广泛的探讨，有的学者走得更远。一方面，托马斯·库恩提出，科学的阶段性发展都是“范式”的变动，都基于世界观的变化，“科学是以价值为基础的事业，不同的创造性学科的特点，首先在于不同的共同价值的集合”。[1]（P326）希拉里·普特南提出的“价值事实”则更进一步指出，价值与事实不可分，价值就是事实的价值，事实也是有价值的事实，“每一事实都含有价值,而我们的每一价值又都含有某些事实”。[2]（P212）
另一方面，韦伯等人的方法论立场，基于一个重要的认识论前提，即相信有客观的、确切的“意义”存在，相信主客观的统一，亦即对客观存在着的“意义”的科学认识。但当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将施莱尔马赫、狄尔泰奠定的方法论阐释学发展为本体论阐释学的时候，韦伯等人坚持的“科学性”神话就被打破了。
海德格尔指出，人的存在是语言性存在，理解因而是“此在”在世的基本方式，由此，理解不是一个方法论问题，而是本体论问题。伽达默尔则进一步区别了自然科学中“科学认识的真理”与精神科学中“理解的真理”的不同：理解的真理，不是与认知对象相一致的正确认识，而是理解过程中创生出来的新的东西；这样，方法论无足轻重，重要的是理解本身；理解就是理解者与被理解者之间“视域融合”的过程；因此，没有客观、明确的意义存在，意义是在理解过程中产生的，是相对的、流动的；所以说，任何让文化科学获得像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性的要求都是荒谬的。[3]
二
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很快就使“非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成为这个时代的总体特征。他们不承认有一个固定的、神圣化、中心化的、形式化的、不变的居家之地和基础，其基本趋向是从中心到边缘。他们反对任何一种在统一的、所谓科学化纲领下的对所谓宏大总体理论的研究，却试图在一个非中心化的世界中寻找差异本身的中心性，在一个解构了的世界中寻找解构的实在性，寻找“解构战略”本身的意义所在。而本体论上的反本质主义、认识论上的反基础主义、人性论上的反人道主义，更把后现代主义的非中心化推向极致，他们不仅没有设立自己的价值理想，而且把主体的人化为乌有，从而否定一切价值。[4]这在德里达的“解构”中得到了充分的表达：他对结构主义发难时，虽明确肯定了结构主义对中心概念的批判；[5]但也认为，结构主义的非中心化是不彻底的，而且还形成了一个悖论：中心既在结构之中又在结构之外，因为中心虽然构成主宰结构的因素，但中心本身却不受结构的制约；承认中心，就必然要陷入这样的矛盾；要走出这样的悖论，就必须消解中心。[6]
三
近年来国内出版的方法论著述《科学基础方法论——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比较研究》（陈其荣、曹志平2004）“汲取并发展了皮亚杰提出的认识客观化的‘非中心化方法’，经过详细论证将之阐述为‘科学认识发生的基本条件’，在充分考虑人文、社会科学认识‘非中心化’的特殊性（认识对象带来的非中心化的特殊性、认识手段非中心化的特殊性、主导观念非中心化的特殊性）基础上，确认‘非中心化方法论’是推动我国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的基本的科学认识论”，[7]（P7）因而从纷纭的文明史中梳理出人类科学认识“非中心化”的发生、发展过程是很有必要的。
从皮亚杰提出的认识客观化的“非中心化方法”到陈其荣、曹志平提出的“认识的‘非中心化’方法论”，与从李凯尔特的“价值联系原则”到马克斯·韦伯的“价值关联”与“价值无涉”及“非中心化”思潮，有着重要关联。可以认为：“非中心化”思潮的兴起是和人们讨论“‘价值关联’与‘价值无涉’”并开始关注 “‘中心化’与‘非中心化’”有关的；随着后现代主义的泛滥，“非中心化”走向极端，但必然在“认识的‘非中心化’方法论”路线中得到回归。
参考文献：
[1][美]库恩.必要的张力[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
[2][美]西拉里·普特南.理性、真理与历史[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3][德]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4][美]罗蒂.后哲学文化[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5][法]德里达.德里达中国讲演录[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6][法]德里达.书写与差异[M].北京:三联书店,2001.
[7]陈其荣,曹志平.科学基础方法论——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比较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关键词：中心化；非中心化；方法论
一
后来的学者对“价值关联”或“价值无涉”做了深刻、广泛的探讨，有的学者走得更远。一方面，托马斯·库恩提出，科学的阶段性发展都是“范式”的变动，都基于世界观的变化，“科学是以价值为基础的事业，不同的创造性学科的特点，首先在于不同的共同价值的集合”。[1]（P326）希拉里·普特南提出的“价值事实”则更进一步指出，价值与事实不可分，价值就是事实的价值，事实也是有价值的事实，“每一事实都含有价值,而我们的每一价值又都含有某些事实”。[2]（P212）
另一方面，韦伯等人的方法论立场，基于一个重要的认识论前提，即相信有客观的、确切的“意义”存在，相信主客观的统一，亦即对客观存在着的“意义”的科学认识。但当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将施莱尔马赫、狄尔泰奠定的方法论阐释学发展为本体论阐释学的时候，韦伯等人坚持的“科学性”神话就被打破了。
海德格尔指出，人的存在是语言性存在，理解因而是“此在”在世的基本方式，由此，理解不是一个方法论问题，而是本体论问题。伽达默尔则进一步区别了自然科学中“科学认识的真理”与精神科学中“理解的真理”的不同：理解的真理，不是与认知对象相一致的正确认识，而是理解过程中创生出来的新的东西；这样，方法论无足轻重，重要的是理解本身；理解就是理解者与被理解者之间“视域融合”的过程；因此，没有客观、明确的意义存在，意义是在理解过程中产生的，是相对的、流动的；所以说，任何让文化科学获得像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性的要求都是荒谬的。[3]
二
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很快就使“非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成为这个时代的总体特征。他们不承认有一个固定的、神圣化、中心化的、形式化的、不变的居家之地和基础，其基本趋向是从中心到边缘。他们反对任何一种在统一的、所谓科学化纲领下的对所谓宏大总体理论的研究，却试图在一个非中心化的世界中寻找差异本身的中心性，在一个解构了的世界中寻找解构的实在性，寻找“解构战略”本身的意义所在。而本体论上的反本质主义、认识论上的反基础主义、人性论上的反人道主义，更把后现代主义的非中心化推向极致，他们不仅没有设立自己的价值理想，而且把主体的人化为乌有，从而否定一切价值。[4]这在德里达的“解构”中得到了充分的表达：他对结构主义发难时，虽明确肯定了结构主义对中心概念的批判；[5]但也认为，结构主义的非中心化是不彻底的，而且还形成了一个悖论：中心既在结构之中又在结构之外，因为中心虽然构成主宰结构的因素，但中心本身却不受结构的制约；承认中心，就必然要陷入这样的矛盾；要走出这样的悖论，就必须消解中心。[6]
三
近年来国内出版的方法论著述《科学基础方法论——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比较研究》（陈其荣、曹志平2004）“汲取并发展了皮亚杰提出的认识客观化的‘非中心化方法’，经过详细论证将之阐述为‘科学认识发生的基本条件’，在充分考虑人文、社会科学认识‘非中心化’的特殊性（认识对象带来的非中心化的特殊性、认识手段非中心化的特殊性、主导观念非中心化的特殊性）基础上，确认‘非中心化方法论’是推动我国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的基本的科学认识论”，[7]（P7）因而从纷纭的文明史中梳理出人类科学认识“非中心化”的发生、发展过程是很有必要的。
从皮亚杰提出的认识客观化的“非中心化方法”到陈其荣、曹志平提出的“认识的‘非中心化’方法论”，与从李凯尔特的“价值联系原则”到马克斯·韦伯的“价值关联”与“价值无涉”及“非中心化”思潮，有着重要关联。可以认为：“非中心化”思潮的兴起是和人们讨论“‘价值关联’与‘价值无涉’”并开始关注 “‘中心化’与‘非中心化’”有关的；随着后现代主义的泛滥，“非中心化”走向极端，但必然在“认识的‘非中心化’方法论”路线中得到回归。
参考文献：
[1][美]库恩.必要的张力[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
[2][美]西拉里·普特南.理性、真理与历史[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3][德]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4][美]罗蒂.后哲学文化[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5][法]德里达.德里达中国讲演录[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6][法]德里达.书写与差异[M].北京:三联书店,2001.
[7]陈其荣,曹志平.科学基础方法论——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比较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