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9年10月1日，电影《攀登者》《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上映，拉开主旋律电影献礼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帷幕。《我和我的祖国》和《中国机长》分别拿下19.57亿元、17.34亿元票房，占据国庆档票房冠亚军位置。2020年国庆档，经历疫情洗礼的中国电影市场呈现井喷式增长，截至10月9日12时，《我和我的家乡》以18.71亿元票房夺得档期冠军，最终收获票房3.86亿美元，全球年度排名第三。票房冠军《八佰》则以4.62亿美元票房，夺得全球票房年度冠军。可喜的成功背后，传递的是中国主旋律电影的崛起。无论商业表现还是主旋律观念传递，都达到了口碑与票房双赢的效果。对于“中国力量”的深层次认同，中国电影市场以票房和市场口碑向全世界传递了最强音。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主旋律电影，自1987年系列政策加持下发展迅猛，空前繁荣。1989年历史题材剧情片《开国大典》首映，标志着我国主旋律电影创作进入政策支持下的良性发展阶段。从1991年开始，人物传记类主旋律电影大量出现，如《焦裕禄》（1990）、《周恩来》（1992）、《毛泽东的故事》（1992）等，在创作方式上与20世纪80年代电影呈现明显区别：叙事视角下移，善于采用泛情化叙事策略，深受观众欢迎。在革命历史题材电影的叙事手法上，多以宏大叙事手法重现了我国战争年代的悲壮历史，在叙事结构方面兼具纪实性与艺术性。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电影市场进入生产创作与票房的寒冬期，主旋律电影在国家政策和资金的双重扶持下呈现疲态。创作模式刻板、同质化严重的问题，导致观众出现审美疲劳，对主旋律电影产生抵触情绪。进入21世纪后，主旋律电影遭受中国商业电影市场的和国外娱乐大片的内外夹击。经历了沉重的打击后，走上了主动迎合商业化电影市场运作逻辑的改革之路。
近十年的中国主旋律电影进入了改革的快车道，力求摸索出一条切实可行的口碑与票房双赢之路。跨入新世纪后，中国电影创作的商业化气息浓重，集聚艺术性与商业性的创作模式初步形成。主旋律电影是兼具宣教功能和政治属性的文化产品，只有将观众吸引进电影院，传播功能才能得以发挥，进而继续担负起引领社会精神文明的重要责任。主旋律电影的转型主要从类型化创作、叙事策略转变、“高概念化”制作模式和跨媒介叙事等方面着手，缩短了创作语境和现实语境间的距离，将主旋律电影展示在中国电影观众面前。
一、新世纪中国主旋律电影的破题之路
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主旋律电影创作延续了真实历史题材选取，创新性地融合了艺术性虚构，取得了票房和口碑的双重认可。《建国大业》（2009）、《十月围城》（2009）、《建党伟业》（2011年）、《辛亥革命》（2012）、《湄公河行动》（2016）、《红海行动》（2018）、《烈火英雄》（2019）、《攀登者》（2019）、《中国机长》（2019）、《我和我的祖国》（2019）、《八佰》（2020）、《我和我的家乡》（2020）等作品，追溯历史河流中闪光的回忆，经由艺术化处理和主观化表达，形成了中国主旋律电影创作的新的叙事策略。
21世纪主旋律电影破题之路的关键就是分析和处理好叙事视角的多元化。现实主义题材的大量出现，驱动中国主旋律电影纪实性的民意回归。叙事视角的多元化，赋予了宏大叙事背景下的小人物有了更多的呈现可能。电影《我和我的祖国》由七位优秀导演选取七个共和国发展中的历史瞬间组成，而每一个瞬间都是从个人或群体的视角见证。这部电影集锦片视角新颖多变，即迎合信息碎片化的主流传播习惯，又契合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主题演绎。《我和我的祖国》颠覆了以往献礼片“群英会”的套路，以精良扎实的故事为核心，将宏大叙事的大片模式变为个人叙事的短片模式，采用“大事件+小人物”的选题视角。《我和我的家乡》是《我和我的祖国》的姊妹篇，连续两年收获的口碑和票房足以说明此次尝试的成功。《我和我的祖国》以七个十年中的重大历史事件为故事底色：开国大典、两弹一星、女排夺冠、香港回归、北京奥运会、航天航空与扶贫和阅兵检阅。七支国内顶尖制作团队对这些“历史现场”进行故事化处理和艺术加工，描摹出一组组鲜活生动的小人物，牵引观众走入全民記忆。全片真正的对焦在于唤醒人们潜意识中的集体怀旧，从微观的个人化视点切入，以小见大，以点带面，把历史闪回成片段式的、具体可感的生命过程与人生经验。以当下眼光穿越时代迷雾，重建虚构叙事与历史真实的关系，这是艰难的致敬，既不能脱离和割裂，也不能囿于复刻和还原。传统的电影创作思路已经无法满足信息爆炸年代受众的观影习惯和诉求，中国电影市场对叙事视角的下移、信息量的高速读取、优质内容的故事填充都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21世纪中国主旋律电影的转型之路
21世纪以来，电影文本理论研究水准普遍提高。媒介形态错综复杂，传播形式日趋多样，使全民审美能力飙升。完成了阶段性的从电影文本的内向研究、媒介环境的外向分析和电影受众群体分析的全域提升。在从电影大国到电影强国的逐梦旅途中，截止到2019年，生产电影总计1037部。电影市场的蓬勃发展，促进了全产业专业化和智能化提升。中国主旋律电影作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既带有强烈的中国特色，又承担着重要的意识形态宣导职能。纵观21世纪以来的主旋律电影转型策略，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类型电影的叙事模式创新、艺术与技术深度结合的“高概念”电影和跨媒介视角下的叙事策略。
（一）类型电影的叙事模式创新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城市工业经济和中下层居民数量迅速增长，类型片在西方好莱坞电影生产体系中萌芽。类型电影作为一种电影制作方式，具有对艺术产品进行标准化处理的特征。类型电影具有情节公式化和人物定型化的特点，其分类包括西部片、爱情片、歌舞片、喜剧片、悬疑片、战争片和灾难片等多种类型[1]。媒介深度融合背景下的中国主旋律电影创作在类型电影创作方面迎合创新，突破单向度的意识形态灌输，扁平化的人物形象塑和惯式的大团圆结局，基于宏大叙事小人物的典型故事进行了深度挖掘和普世表达。大量高品质的主旋律类型电影问世，也标志着中国主旋律电影类型片初见端倪，如科幻片《流浪地球》、灾难片《中国机长》、战争片《八佰》和《金刚川》以及富有中国主旋律电影独特气质和创新意识的集锦片《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 类型化主旋律电影的出现，体现出中国电影对专业制作人、电影分级制度等电影专业体系建设的必然要求。在中国第五代导演集体沉默的现实面前，大批青年导演在加入电影创作主体的同时，也引入了更加规范的电影创作体系。告别了传统的“唯明星论”“唯导演论”的传统单向度判定标准，观众对电影文本价值的判断也愈发清醒。中国主旋律电影在类型化的道路上，从具有情节公式化、人物定型化、影像图解化三个方面均有所突破。《中国机长》遵循了从遭遇空难到顺利得救经典灾难片“危机营救”的叙事模式，采用了线性叙事的典型叙事结构，在情节设置中严格遵守戏剧创作的“三一律”原则。在人物形象的设计上，追求角色性格鲜明、有血有肉。尤其注重群像塑造，“去英雄化”是中国主旋律电影极具特色的意识形态表达。大量运用平行式蒙太奇和交叉式蒙太奇，以及经典“最后一分钟营救”的悬念设计。
2020年10月1日，电影《我和我的家乡》上映，继电影《我和我的祖国》开创了中国主旋律电影集锦片的本土电影类型之后，延续“好故事+好导演+好演员”的强强联合，将电影文本创作的类型化赋予了浓重的中国叙事色彩。家国情怀是中国主旋律电影叙事的内核，《我和我的家乡》围绕我国扶贫攻坚进程，经由艺术化处理呈现较大成功，用《北京好人》《天上掉下个UFO》《最后一课》《回乡之路》《神笔马亮》五个故事描摹出中国小人物大精彩的凡尘浮世绘。在“泛娱乐化”的话语体系下，借助电影类型化的范式，巧妙地融合了六位导演鲜明的个人风格。情节搭脉城市与乡村，蕴含着对家乡的热爱和惆怅，对家乡与城市融合发展的欣喜。从小人物的低视角，平视身边的事件：家乡有了医保卡、美丽乡村行、以智扶贫初见成效、荒漠变绿洲和高知当村官。这些故事均采用线性叙事手法，将跌宕起伏的剧情进行了生动演绎。故事的主角张北京、记者老唐、范老师、闫飞燕、马亮等淡化高光，以更贴近生活的方式回归现实底色，贴合观众审美价值取向和观影规律。
（二）艺术与技术深度结合的“高概念”电影
20世纪70年代，“高概念”作为术语由美国广播公司电视节目主管巴里·迪勒（Barry Diller）提出。其中包括借助技术打造视觉影像奇观、智媒大数据市场分析、跨媒介视角下的叙事策略。
近十年来，中国主旋律电影在技术层面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带来了一场场视觉奇观。以《流浪地球》《攀登者》《金刚川》等为代表的国产影片具有较高的技术含量，体现了中国电影产业工业化的进步和成果。首部“硬科幻”电影《流浪地球》在2019年春节档公映，取得了超过46亿元的票房成绩。该片讲述了中国英雄拯救地球的故事，这种单一线索叙事风格格外符合灾难片的叙事逻辑和客观需要。观众的信息处理能力是有限的，大量特效镜头的出现无疑会影响影片的叙事空间，所以该类型影片更倾向于剧情简单、叙事流畅。从以上两点可以看出，《流浪地球》是一部标准的“高概念”主旋律电影。本片以高水准的特效制作助力艺术创作，开启了中国电影创作群体的意识形态延伸，点燃了中国观众对本土科幻电影的希望。作为中国科幻电影史上首部“现象级”大片，《流浪地球》的上映同样吸引了海外媒体的目光。本片画面极具观赏性，采用电脑CG技术绘制了大量的原创场景，如外太空、残破的地球表面、太空船以及大量的战争场景。“奇观”的重要体现就是对未知世界的窥探。同时在服装、化妆、道具方面也是尽量贴合影片的创作背景，进而达到艺术和技术的完美结合。
2013年Netflix（网飞）公司的网剧《纸牌屋》全球同步首播，标志着智媒大数据市场分析正式应用于影视剧集制作。该剧是基于数据调查运算得出的结果，作为现象级的热播剧集，也将影视大数据推上了神坛。中国主旋律电影走入市场的那一刻起，就意味着必须面临整个行业的竞争。基于数据运算，稀缺题材可谓极具优势的选择。故此，《攀登者》得以问世。本片以登山探险为题材，填补了中国主旋律电影的空白。20世纪，受到拍摄技术和国内电影产业发展水平的限制，诸多电影题材和类型都无法呈现。得益于中国电影市场的迅速成长，这一切皆有了可能。
（三）跨媒介视角下的叙事策略
在跨媒介视角下，电影叙事的通俗化是必要因素。中国主旋律电影如果想进入良性創作循环，就必须直面市场、赢得票房和点击量。在融合文化的大背景下，亨利·詹金斯提供了“跨媒介叙事”的视角，即“一个跨媒介叙事的故事穿越不同的媒介平台展开，每个平台都有新的平台展开，每个平台都有新的内容为整个故事做出有差异的、有价值的贡献”[2]。在Netflix、Disney+等流媒体平台不断打造高品质电影的今天，“院线电影”和“网络电影”之间只有观影模式的区分，内容愈发趋于相同，疫情更加推动了基于网络的流媒体平台与电影制作者的直接对接。影院仪式感下沉至网站付费观看，一旦被观众熟识习惯，那么双线并行的局面，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实现。面对这样的媒介局势，主旋律电影最大的任务就是在每一个平台实现传播效果的最大化，提高社会影响力和商业价值。
结语
纵观近十年的中国主旋律电影，呈现出叙事视角多样、题材类型丰富、技术含量较高和海内外市场广阔的特点。首先，主旋律电影题材丰富，数量众多，票房稳步上涨。回顾2020年，疫情席卷全球，中国电影产业全线关停。国内外电影产业格局发生巨变，好莱坞大片缺席，主旋律电影占据市场半壁江山。危难时刻，唱响主旋律，提升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同样是观众的心理需要。其次，主旋律创新续航能力成为产业发展的原动力。2021年3月，《阿凡达》时隔12年的第二轮全球公映，第一个票房日就直冲榜首，让所有正在为国产票房高歌猛进而雀跃的中国观众为之唏嘘。面对高品质的好莱坞电影，中国电影尚有距离。面对问题，我们并没有停滞不前，电影创作者和学者都在不断自省、不断进步，并相信只要保证旺盛的创造力和持续的技术研发能力，完成超越只是时间问题。最后，中国主旋律电影未来可期。2021年喜迎建党100周年，定档的主旋律电影近20部，其中不乏高质量作品，既反映了市场需要，也表现出中国民众对国家的热爱和认可。
参考文献：
[1]蔡青.试论新世纪以来国产主旋律电影口碑与票房的双赢之路[ J ].学术论坛，2019.
[2][美]亨利·詹金斯.融合文化：新媒体和旧媒体的冲突地带[M].杜永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主旋律电影，自1987年系列政策加持下发展迅猛，空前繁荣。1989年历史题材剧情片《开国大典》首映，标志着我国主旋律电影创作进入政策支持下的良性发展阶段。从1991年开始，人物传记类主旋律电影大量出现，如《焦裕禄》（1990）、《周恩来》（1992）、《毛泽东的故事》（1992）等，在创作方式上与20世纪80年代电影呈现明显区别：叙事视角下移，善于采用泛情化叙事策略，深受观众欢迎。在革命历史题材电影的叙事手法上，多以宏大叙事手法重现了我国战争年代的悲壮历史，在叙事结构方面兼具纪实性与艺术性。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电影市场进入生产创作与票房的寒冬期，主旋律电影在国家政策和资金的双重扶持下呈现疲态。创作模式刻板、同质化严重的问题，导致观众出现审美疲劳，对主旋律电影产生抵触情绪。进入21世纪后，主旋律电影遭受中国商业电影市场的和国外娱乐大片的内外夹击。经历了沉重的打击后，走上了主动迎合商业化电影市场运作逻辑的改革之路。
近十年的中国主旋律电影进入了改革的快车道，力求摸索出一条切实可行的口碑与票房双赢之路。跨入新世纪后，中国电影创作的商业化气息浓重，集聚艺术性与商业性的创作模式初步形成。主旋律电影是兼具宣教功能和政治属性的文化产品，只有将观众吸引进电影院，传播功能才能得以发挥，进而继续担负起引领社会精神文明的重要责任。主旋律电影的转型主要从类型化创作、叙事策略转变、“高概念化”制作模式和跨媒介叙事等方面着手，缩短了创作语境和现实语境间的距离，将主旋律电影展示在中国电影观众面前。
一、新世纪中国主旋律电影的破题之路
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主旋律电影创作延续了真实历史题材选取，创新性地融合了艺术性虚构，取得了票房和口碑的双重认可。《建国大业》（2009）、《十月围城》（2009）、《建党伟业》（2011年）、《辛亥革命》（2012）、《湄公河行动》（2016）、《红海行动》（2018）、《烈火英雄》（2019）、《攀登者》（2019）、《中国机长》（2019）、《我和我的祖国》（2019）、《八佰》（2020）、《我和我的家乡》（2020）等作品，追溯历史河流中闪光的回忆，经由艺术化处理和主观化表达，形成了中国主旋律电影创作的新的叙事策略。
21世纪主旋律电影破题之路的关键就是分析和处理好叙事视角的多元化。现实主义题材的大量出现，驱动中国主旋律电影纪实性的民意回归。叙事视角的多元化，赋予了宏大叙事背景下的小人物有了更多的呈现可能。电影《我和我的祖国》由七位优秀导演选取七个共和国发展中的历史瞬间组成，而每一个瞬间都是从个人或群体的视角见证。这部电影集锦片视角新颖多变，即迎合信息碎片化的主流传播习惯，又契合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主题演绎。《我和我的祖国》颠覆了以往献礼片“群英会”的套路，以精良扎实的故事为核心，将宏大叙事的大片模式变为个人叙事的短片模式，采用“大事件+小人物”的选题视角。《我和我的家乡》是《我和我的祖国》的姊妹篇，连续两年收获的口碑和票房足以说明此次尝试的成功。《我和我的祖国》以七个十年中的重大历史事件为故事底色：开国大典、两弹一星、女排夺冠、香港回归、北京奥运会、航天航空与扶贫和阅兵检阅。七支国内顶尖制作团队对这些“历史现场”进行故事化处理和艺术加工，描摹出一组组鲜活生动的小人物，牵引观众走入全民記忆。全片真正的对焦在于唤醒人们潜意识中的集体怀旧，从微观的个人化视点切入，以小见大，以点带面，把历史闪回成片段式的、具体可感的生命过程与人生经验。以当下眼光穿越时代迷雾，重建虚构叙事与历史真实的关系，这是艰难的致敬，既不能脱离和割裂，也不能囿于复刻和还原。传统的电影创作思路已经无法满足信息爆炸年代受众的观影习惯和诉求，中国电影市场对叙事视角的下移、信息量的高速读取、优质内容的故事填充都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21世纪中国主旋律电影的转型之路
21世纪以来，电影文本理论研究水准普遍提高。媒介形态错综复杂，传播形式日趋多样，使全民审美能力飙升。完成了阶段性的从电影文本的内向研究、媒介环境的外向分析和电影受众群体分析的全域提升。在从电影大国到电影强国的逐梦旅途中，截止到2019年，生产电影总计1037部。电影市场的蓬勃发展，促进了全产业专业化和智能化提升。中国主旋律电影作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既带有强烈的中国特色，又承担着重要的意识形态宣导职能。纵观21世纪以来的主旋律电影转型策略，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类型电影的叙事模式创新、艺术与技术深度结合的“高概念”电影和跨媒介视角下的叙事策略。
（一）类型电影的叙事模式创新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城市工业经济和中下层居民数量迅速增长，类型片在西方好莱坞电影生产体系中萌芽。类型电影作为一种电影制作方式，具有对艺术产品进行标准化处理的特征。类型电影具有情节公式化和人物定型化的特点，其分类包括西部片、爱情片、歌舞片、喜剧片、悬疑片、战争片和灾难片等多种类型[1]。媒介深度融合背景下的中国主旋律电影创作在类型电影创作方面迎合创新，突破单向度的意识形态灌输，扁平化的人物形象塑和惯式的大团圆结局，基于宏大叙事小人物的典型故事进行了深度挖掘和普世表达。大量高品质的主旋律类型电影问世，也标志着中国主旋律电影类型片初见端倪，如科幻片《流浪地球》、灾难片《中国机长》、战争片《八佰》和《金刚川》以及富有中国主旋律电影独特气质和创新意识的集锦片《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 类型化主旋律电影的出现，体现出中国电影对专业制作人、电影分级制度等电影专业体系建设的必然要求。在中国第五代导演集体沉默的现实面前，大批青年导演在加入电影创作主体的同时，也引入了更加规范的电影创作体系。告别了传统的“唯明星论”“唯导演论”的传统单向度判定标准，观众对电影文本价值的判断也愈发清醒。中国主旋律电影在类型化的道路上，从具有情节公式化、人物定型化、影像图解化三个方面均有所突破。《中国机长》遵循了从遭遇空难到顺利得救经典灾难片“危机营救”的叙事模式，采用了线性叙事的典型叙事结构，在情节设置中严格遵守戏剧创作的“三一律”原则。在人物形象的设计上，追求角色性格鲜明、有血有肉。尤其注重群像塑造，“去英雄化”是中国主旋律电影极具特色的意识形态表达。大量运用平行式蒙太奇和交叉式蒙太奇，以及经典“最后一分钟营救”的悬念设计。
2020年10月1日，电影《我和我的家乡》上映，继电影《我和我的祖国》开创了中国主旋律电影集锦片的本土电影类型之后，延续“好故事+好导演+好演员”的强强联合，将电影文本创作的类型化赋予了浓重的中国叙事色彩。家国情怀是中国主旋律电影叙事的内核，《我和我的家乡》围绕我国扶贫攻坚进程，经由艺术化处理呈现较大成功，用《北京好人》《天上掉下个UFO》《最后一课》《回乡之路》《神笔马亮》五个故事描摹出中国小人物大精彩的凡尘浮世绘。在“泛娱乐化”的话语体系下，借助电影类型化的范式，巧妙地融合了六位导演鲜明的个人风格。情节搭脉城市与乡村，蕴含着对家乡的热爱和惆怅，对家乡与城市融合发展的欣喜。从小人物的低视角，平视身边的事件：家乡有了医保卡、美丽乡村行、以智扶贫初见成效、荒漠变绿洲和高知当村官。这些故事均采用线性叙事手法，将跌宕起伏的剧情进行了生动演绎。故事的主角张北京、记者老唐、范老师、闫飞燕、马亮等淡化高光，以更贴近生活的方式回归现实底色，贴合观众审美价值取向和观影规律。
（二）艺术与技术深度结合的“高概念”电影
20世纪70年代，“高概念”作为术语由美国广播公司电视节目主管巴里·迪勒（Barry Diller）提出。其中包括借助技术打造视觉影像奇观、智媒大数据市场分析、跨媒介视角下的叙事策略。
近十年来，中国主旋律电影在技术层面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带来了一场场视觉奇观。以《流浪地球》《攀登者》《金刚川》等为代表的国产影片具有较高的技术含量，体现了中国电影产业工业化的进步和成果。首部“硬科幻”电影《流浪地球》在2019年春节档公映，取得了超过46亿元的票房成绩。该片讲述了中国英雄拯救地球的故事，这种单一线索叙事风格格外符合灾难片的叙事逻辑和客观需要。观众的信息处理能力是有限的，大量特效镜头的出现无疑会影响影片的叙事空间，所以该类型影片更倾向于剧情简单、叙事流畅。从以上两点可以看出，《流浪地球》是一部标准的“高概念”主旋律电影。本片以高水准的特效制作助力艺术创作，开启了中国电影创作群体的意识形态延伸，点燃了中国观众对本土科幻电影的希望。作为中国科幻电影史上首部“现象级”大片，《流浪地球》的上映同样吸引了海外媒体的目光。本片画面极具观赏性，采用电脑CG技术绘制了大量的原创场景，如外太空、残破的地球表面、太空船以及大量的战争场景。“奇观”的重要体现就是对未知世界的窥探。同时在服装、化妆、道具方面也是尽量贴合影片的创作背景，进而达到艺术和技术的完美结合。
2013年Netflix（网飞）公司的网剧《纸牌屋》全球同步首播，标志着智媒大数据市场分析正式应用于影视剧集制作。该剧是基于数据调查运算得出的结果，作为现象级的热播剧集，也将影视大数据推上了神坛。中国主旋律电影走入市场的那一刻起，就意味着必须面临整个行业的竞争。基于数据运算，稀缺题材可谓极具优势的选择。故此，《攀登者》得以问世。本片以登山探险为题材，填补了中国主旋律电影的空白。20世纪，受到拍摄技术和国内电影产业发展水平的限制，诸多电影题材和类型都无法呈现。得益于中国电影市场的迅速成长，这一切皆有了可能。
（三）跨媒介视角下的叙事策略
在跨媒介视角下，电影叙事的通俗化是必要因素。中国主旋律电影如果想进入良性創作循环，就必须直面市场、赢得票房和点击量。在融合文化的大背景下，亨利·詹金斯提供了“跨媒介叙事”的视角，即“一个跨媒介叙事的故事穿越不同的媒介平台展开，每个平台都有新的平台展开，每个平台都有新的内容为整个故事做出有差异的、有价值的贡献”[2]。在Netflix、Disney+等流媒体平台不断打造高品质电影的今天，“院线电影”和“网络电影”之间只有观影模式的区分，内容愈发趋于相同，疫情更加推动了基于网络的流媒体平台与电影制作者的直接对接。影院仪式感下沉至网站付费观看，一旦被观众熟识习惯，那么双线并行的局面，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实现。面对这样的媒介局势，主旋律电影最大的任务就是在每一个平台实现传播效果的最大化，提高社会影响力和商业价值。
结语
纵观近十年的中国主旋律电影，呈现出叙事视角多样、题材类型丰富、技术含量较高和海内外市场广阔的特点。首先，主旋律电影题材丰富，数量众多，票房稳步上涨。回顾2020年，疫情席卷全球，中国电影产业全线关停。国内外电影产业格局发生巨变，好莱坞大片缺席，主旋律电影占据市场半壁江山。危难时刻，唱响主旋律，提升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同样是观众的心理需要。其次，主旋律创新续航能力成为产业发展的原动力。2021年3月，《阿凡达》时隔12年的第二轮全球公映，第一个票房日就直冲榜首，让所有正在为国产票房高歌猛进而雀跃的中国观众为之唏嘘。面对高品质的好莱坞电影，中国电影尚有距离。面对问题，我们并没有停滞不前，电影创作者和学者都在不断自省、不断进步，并相信只要保证旺盛的创造力和持续的技术研发能力，完成超越只是时间问题。最后，中国主旋律电影未来可期。2021年喜迎建党100周年，定档的主旋律电影近20部，其中不乏高质量作品，既反映了市场需要，也表现出中国民众对国家的热爱和认可。
参考文献：
[1]蔡青.试论新世纪以来国产主旋律电影口碑与票房的双赢之路[ J ].学术论坛，2019.
[2][美]亨利·詹金斯.融合文化：新媒体和旧媒体的冲突地带[M].杜永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