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年春晚，一句“你摊上事儿了，你摊上大事儿了”，让人捧腹之余，也带来思考。遏制公款吃喝已经成为社会共识，也有必要让公款吃喝“摊上大事儿”。
　　这世上最大的大款，不是老成的宗庆后，也不是少壮的李彦宏，而是一群叫“公款”的人。有消息称，全国一年公款吃喝的开销已达3000亿。这一数据，虽未得到权威证实，但全国公款吃喝惊人，却是毋庸置疑。具体到点上，新华社的报道称，现在请领导吃饭至少要达到500元一位的标准，基本上“800元一位的才像个样”。而有“学酒哥”之称的珠海金融投资控股公司总经理周少强，一顿饭洋酒就喝掉12瓶—说来还真是喝茅台更省钱。
　　公款吃喝不禁不行。这段时间以来，公款吃喝也确实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就拿这个春节来说，虽然媒体称个别地区铺张浪费的现象依然存在，但就整体而言，公款吃喝确实少了。这一点，也为每一个人所乐见。问题是，人们担心，遏制公款吃喝、抵制奢靡之风，会成为一阵风，过了这阵子，公款吃喝会“外甥打灯笼”—照旧。
　　不少声音提及，要把公款吃喝装入制度的笼子。但要看到，达摩克利斯之剑不高悬，就没有人把制度当作一回事。这些年来，严禁公款吃喝，禁令下得不少，制度也定得不少，为什么始终难以遏制到位？这与处罚太轻不无关系。在现实中，虽然说起来是“舌尖上的腐败”，但在认识中却只是“舌尖上的浪费”。在许多人看来，吃喝只是小节，甚至是潜规则，是一种默认的“隐形福利”。这样一种认识下，处罚也多是批评两句，最多让吃喝者自我买单了事。面对芬兰的中央银行行长因为在一次公务招待中吃了一道肥鹅肝而引咎辞职，舆论也只能遥相感慨。认识不深不透，处罚不痛不痒，吃喝自然反反复复。
　　公款吃喝与世情不符，与国情不符，与公仆定位不符，与民众期待不符。对公款吃喝“零容忍”，应该体现在让公款吃喝者付出代价，也就是“摊上大事儿”上。拥有一定权力，坐上一定位置，能够参加公款吃喝的，都是聪明人。无知者才无畏，公款吃喝者不是无知者，他们也有所畏惧。真要是影响到了乌纱帽，有多少人还敢随便吃吃喝喝？而当“吃吃喝喝不是罪”，甚至都不是多大的错时，他们又何所畏惧？
　　现在，周少强公款吃喝“摊上大事儿”了。广东省珠海市纪委发布通报称，周少强因超标准公款消费，被宣布停职检查；珠海市国资委纪委调查工作不深入，调查结论与事实不符，责成其向市纪委作出深刻检查。这样的处理，才体现了动真碰硬；这样的动真碰硬，才能遏制公款吃喝。有周少强的先例在前，最起码震撼一部分人，影响一段时间；而如果让公款吃喝者停职成为常态，那么“一部分人”就会无限扩大，“一段时间”也会无限延伸。
　　这一意义上，遏制公款吃喝，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提高公款吃喝的成本。不怕公款吃喝，就怕吃喝没事，不让公款吃喝者“摊上大事儿”，又怎么可能遏制得了公款吃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