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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中国产能和装备“走出去”两度成为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的主题。
1月28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铁路、核电、建材生产线等中国装备“走出去”，推进国际产能合作、提升合作层次;5月6日，“部署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以扩大开放促发展升级”，再次成为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的主要议题之一。
而在外交场合，除了一如既往不遗余力推动以高铁为代表的中国装备“走出去”，国际产能合作也越来越成为“超级推销员”李克强主推的一项“新业务”。
“去年冰寒地冻的冬季，我们双方共同在贵国播下了一粒种子，这颗种子很快就发芽，如今已经长得很茁壮了。”3月27日，李克强总理对来华访问的哈萨克斯坦总理马西莫夫说。
李克强所说的“种子”，是他3个月前出访哈萨克斯坦期间发起的“中哈产能合作”计划。
2014年12月14日下午5点，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坦纳，哈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总统府三层金厅接待了首次访哈的李克强总理。
时逢周日，扎尔巴耶夫打破周末不会客的惯例，与李克强足足谈了一个半小时。两人会谈一开始是“常规套路”，哈方希望向中方出口能源、农产品。李克强则不失时机地提出，我们为什么不在“光明之路”上合作？他对纳扎尔巴耶夫总统说，中方愿积极参与“光明之路”计划，利用中国装备制造质量好、性价比高等优势，与哈萨克斯坦共同开展钢铁厂、电厂、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合作。
哈萨克斯坦的“光明之路”计划，核心是进一步完善交通道路、工业、能源、公共事业、住房和社会事业等基础设施建设。
李克强的提议当即引起了纳扎尔巴耶夫的兴趣，他遂将中哈产能合作命名为“李计划”。
哈第一总统图书馆（研究机构）区域和地缘政治研究处、中国及东亚研究室高级研究员鲁斯兰·伊兹莫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光明之路”计划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将哈萨克斯坦打造成交通物流枢纽，将保证中国与欧洲的区域间联系。
“李计划”的核心，是从哈本国的经济计划中发现了中哈经济发展上的互补性。哈萨克斯坦正面临从农业和资源型国家向工业型国家的转型升级，亟待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对钢铁、水泥、玻璃等有大量需求。而中国不仅在基建方面经验丰富，国内还有大量多余且优质的产能，并具有性价比优势。中国企业可以依托较强的装备制造能力，在哈国内建钢铁厂、水泥厂、平板玻璃厂，就地消化哈方原料，为当地创造大量就业。
“李计划”直接促成了中哈两国总理间的一顿“天价早餐”。12月15日，在哈萨克斯坦总理马西莫夫请李克强总理吃早餐后，这两位经济学博士围绕“中哈产能合作框架协议”达成了初步共识：将围绕“光明之路”投入180亿美元资金，主要由哈方通过自筹或向国际机构贷款筹集，余下的缺口中方将以贷款形式提供支持。
据马西莫夫向媒体透露，在李克强总理的访问结束后，哈方很快对“光明之路”计划作出了调整，以便能与中哈“产能合作计划”更好地对接。
3个多月后，在李克强与马西莫夫再一次会面的当天下午，中哈双方签署涵盖广泛领域的33份产能合作文件。总金额达236亿美元的一系列合作文件的签署，意味着“李计划”已从播种进入发芽阶段。
对于下一阶段如何深化合作，李克强提出三点建议：一是为便利产能合作的相关人员往来，开设“特殊通道”;二是在合作早期以中方人员为主的基础上，加大对哈方工人的技能培训;三是为相关项目提供更好的金融支持。
在与马西莫夫的会谈中，李克强还表示，希望中哈之间的产能合作，不仅能成为两国抵御经济下行压力的良方，还能成为中国与更多国家进行类似合作的“新范式”。
“要加大支持中国装备‘走出去’，推进国际产能合作，使我国对外贸易从‘大进大出’转向‘优进优出’。”4月3日，中国装备走出去和推进国际产能合作座谈会在北京举行，李克强在发言中作出上述表示。这时，中哈系列产能合作文件的签署刚过去一周。
有媒体称，这是中国首次在对外贸易领域提出“优进优出”的说法，也意味着这种新外贸模式将会取代旧有的“大进大出”模式。
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得益于中国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和加深，在“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发展战略的带动下，我国许多外贸企业从国外进口原材料，在国内完成加工后再向国外销售产品。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与时任希腊总理萨马拉斯共同考察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比雷埃夫斯集装箱码头。摄影/本刊记者 刘震
对于“大进大出”，商务部国际贸易研究院副院长邢厚媛给出的解释是，“大进”进的是原材料、加工贸易和半成品，“大出”则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在当时国家外汇紧缺的情况下，强调规模与增长，能够通过出口创汇以满足需求。从这个意义上看，“大进大出”是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现实的需要。
现在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达到一定水平，为了在国际市场上争取更多的利益，中国不再片面追求规模，而是强调质量和效益。邢厚媛补充说，“优出”并不是说要放弃劳动密集型产品，而是要通过提升技术含量、转变贸易方式，把它做得更好。
在4月3日的座谈会上，李克强也提到了长期“大进大出”带来的问题：这虽然带动了国内的大量就业，推进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但大部分利润并没有留在国内。李克强还强调，目前，我国的劳动力成本持续攀升、资源约束日益加重，“大进大出”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必须推动形成“优进优出”的开放型经济新格局。
李克强进一步说明：所谓“优进”，就是从我国的长远和根本利益出发，根据国情，有选择地进口紧缺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和重要零部件。所谓“优出”，就是不仅要出口高档次、高附加值产品，还要推动产品、技术、服务的“全产业链出口”。
“中国制造已经风靡全球，中国装备也将享誉世界。”这句话是中国装备“超级推销员”李克强的一句经常说的“广告词”，其身边的工作人员大多都能背下来。
但从2015年开始，在李克强出现的外交场合，“国际产能合作”成为了另外一句“广告词”。
在中哈双方签署系列产能合作文件前后，李克强还密集会见了来华进行访问并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的多个国家领导人。在与印尼总统佐科、亚美尼亚总统萨尔基相以及斯里兰卡总统西里塞纳等进行的会见中，产能合作无一例外地成为交流话题。4月底5月初，在分别同阿尔及利亚总理塞拉勒和马来西亚上议长阿布·扎哈尔进行会见时，李克强都主动提及中方愿同对方开展产能合作，并得到积极反馈。
从上述李克强所会见的外国领导人来自的国家来看，在短短数月里，“李计划”的布局范围已经从哈萨克斯坦扩大至西亚、东南亚以及非洲。不难预见，随着一些合作项目的实施和经验的积累，这一范围还将进一步扩展。
“现在不仅发展中国家，包括中东欧的一些中等收入国家，基础设施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甚至有些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也面临老化等问题。而中国在这方面的性价比有很强的竞争力，因而要不失时机加快推动中国装备‘走出去’，与各国广泛进行产能合作。”李克强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说。
此外，全球多个国家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纷纷出台，而且许多国家看好中国以扩大公共产品有效供给带动发展的模式，希望通过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拉动投资增长。对于中国装备进一步“走出去”并开展更广泛的国际产能合作来说，眼下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据近期的一项统计数据，截至今年4月，已经有超过20个国家和地区的央行通过降息或启动量化宽松政策来刺激经济发展。
中远比雷埃夫斯集装箱码头公司总经理傅承求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不论是装备走出去还是产能合作，“总的原则是要互惠互利”。不仅是用词要顾及对方的感受，在具体合作的过程中，投资的一方和被投资的一方在地位上也应是平等的，要“双方都感觉到舒适”。
1月28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铁路、核电、建材生产线等中国装备“走出去”，推进国际产能合作、提升合作层次;5月6日，“部署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以扩大开放促发展升级”，再次成为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的主要议题之一。
而在外交场合，除了一如既往不遗余力推动以高铁为代表的中国装备“走出去”，国际产能合作也越来越成为“超级推销员”李克强主推的一项“新业务”。
“李计划”开始发芽
“去年冰寒地冻的冬季，我们双方共同在贵国播下了一粒种子，这颗种子很快就发芽，如今已经长得很茁壮了。”3月27日，李克强总理对来华访问的哈萨克斯坦总理马西莫夫说。
李克强所说的“种子”，是他3个月前出访哈萨克斯坦期间发起的“中哈产能合作”计划。
2014年12月14日下午5点，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坦纳，哈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总统府三层金厅接待了首次访哈的李克强总理。
时逢周日，扎尔巴耶夫打破周末不会客的惯例，与李克强足足谈了一个半小时。两人会谈一开始是“常规套路”，哈方希望向中方出口能源、农产品。李克强则不失时机地提出，我们为什么不在“光明之路”上合作？他对纳扎尔巴耶夫总统说，中方愿积极参与“光明之路”计划，利用中国装备制造质量好、性价比高等优势，与哈萨克斯坦共同开展钢铁厂、电厂、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合作。
哈萨克斯坦的“光明之路”计划，核心是进一步完善交通道路、工业、能源、公共事业、住房和社会事业等基础设施建设。
李克强的提议当即引起了纳扎尔巴耶夫的兴趣，他遂将中哈产能合作命名为“李计划”。
哈第一总统图书馆（研究机构）区域和地缘政治研究处、中国及东亚研究室高级研究员鲁斯兰·伊兹莫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光明之路”计划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将哈萨克斯坦打造成交通物流枢纽，将保证中国与欧洲的区域间联系。
“李计划”的核心，是从哈本国的经济计划中发现了中哈经济发展上的互补性。哈萨克斯坦正面临从农业和资源型国家向工业型国家的转型升级，亟待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对钢铁、水泥、玻璃等有大量需求。而中国不仅在基建方面经验丰富，国内还有大量多余且优质的产能，并具有性价比优势。中国企业可以依托较强的装备制造能力，在哈国内建钢铁厂、水泥厂、平板玻璃厂，就地消化哈方原料，为当地创造大量就业。
“李计划”直接促成了中哈两国总理间的一顿“天价早餐”。12月15日，在哈萨克斯坦总理马西莫夫请李克强总理吃早餐后，这两位经济学博士围绕“中哈产能合作框架协议”达成了初步共识：将围绕“光明之路”投入180亿美元资金，主要由哈方通过自筹或向国际机构贷款筹集，余下的缺口中方将以贷款形式提供支持。
据马西莫夫向媒体透露，在李克强总理的访问结束后，哈方很快对“光明之路”计划作出了调整，以便能与中哈“产能合作计划”更好地对接。
3个多月后，在李克强与马西莫夫再一次会面的当天下午，中哈双方签署涵盖广泛领域的33份产能合作文件。总金额达236亿美元的一系列合作文件的签署，意味着“李计划”已从播种进入发芽阶段。
对于下一阶段如何深化合作，李克强提出三点建议：一是为便利产能合作的相关人员往来，开设“特殊通道”;二是在合作早期以中方人员为主的基础上，加大对哈方工人的技能培训;三是为相关项目提供更好的金融支持。
在与马西莫夫的会谈中，李克强还表示，希望中哈之间的产能合作，不仅能成为两国抵御经济下行压力的良方，还能成为中国与更多国家进行类似合作的“新范式”。
“优进优出”的新外贸模式
“要加大支持中国装备‘走出去’，推进国际产能合作，使我国对外贸易从‘大进大出’转向‘优进优出’。”4月3日，中国装备走出去和推进国际产能合作座谈会在北京举行，李克强在发言中作出上述表示。这时，中哈系列产能合作文件的签署刚过去一周。
有媒体称，这是中国首次在对外贸易领域提出“优进优出”的说法，也意味着这种新外贸模式将会取代旧有的“大进大出”模式。
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得益于中国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和加深，在“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发展战略的带动下，我国许多外贸企业从国外进口原材料，在国内完成加工后再向国外销售产品。
对于“大进大出”，商务部国际贸易研究院副院长邢厚媛给出的解释是，“大进”进的是原材料、加工贸易和半成品，“大出”则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在当时国家外汇紧缺的情况下，强调规模与增长，能够通过出口创汇以满足需求。从这个意义上看，“大进大出”是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现实的需要。
现在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达到一定水平，为了在国际市场上争取更多的利益，中国不再片面追求规模，而是强调质量和效益。邢厚媛补充说，“优出”并不是说要放弃劳动密集型产品，而是要通过提升技术含量、转变贸易方式，把它做得更好。
在4月3日的座谈会上，李克强也提到了长期“大进大出”带来的问题：这虽然带动了国内的大量就业，推进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但大部分利润并没有留在国内。李克强还强调，目前，我国的劳动力成本持续攀升、资源约束日益加重，“大进大出”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必须推动形成“优进优出”的开放型经济新格局。
李克强进一步说明：所谓“优进”，就是从我国的长远和根本利益出发，根据国情，有选择地进口紧缺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和重要零部件。所谓“优出”，就是不仅要出口高档次、高附加值产品，还要推动产品、技术、服务的“全产业链出口”。
从“过剩产能”到“产能合作”
“中国制造已经风靡全球，中国装备也将享誉世界。”这句话是中国装备“超级推销员”李克强的一句经常说的“广告词”，其身边的工作人员大多都能背下来。
但从2015年开始，在李克强出现的外交场合，“国际产能合作”成为了另外一句“广告词”。
在中哈双方签署系列产能合作文件前后，李克强还密集会见了来华进行访问并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的多个国家领导人。在与印尼总统佐科、亚美尼亚总统萨尔基相以及斯里兰卡总统西里塞纳等进行的会见中，产能合作无一例外地成为交流话题。4月底5月初，在分别同阿尔及利亚总理塞拉勒和马来西亚上议长阿布·扎哈尔进行会见时，李克强都主动提及中方愿同对方开展产能合作，并得到积极反馈。
从上述李克强所会见的外国领导人来自的国家来看，在短短数月里，“李计划”的布局范围已经从哈萨克斯坦扩大至西亚、东南亚以及非洲。不难预见，随着一些合作项目的实施和经验的积累，这一范围还将进一步扩展。
“现在不仅发展中国家，包括中东欧的一些中等收入国家，基础设施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甚至有些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也面临老化等问题。而中国在这方面的性价比有很强的竞争力，因而要不失时机加快推动中国装备‘走出去’，与各国广泛进行产能合作。”李克强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说。
此外，全球多个国家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纷纷出台，而且许多国家看好中国以扩大公共产品有效供给带动发展的模式，希望通过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拉动投资增长。对于中国装备进一步“走出去”并开展更广泛的国际产能合作来说，眼下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据近期的一项统计数据，截至今年4月，已经有超过20个国家和地区的央行通过降息或启动量化宽松政策来刺激经济发展。
中远比雷埃夫斯集装箱码头公司总经理傅承求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不论是装备走出去还是产能合作，“总的原则是要互惠互利”。不仅是用词要顾及对方的感受，在具体合作的过程中，投资的一方和被投资的一方在地位上也应是平等的，要“双方都感觉到舒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