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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沈瑜庆以举人入仕，最后官至巡抚，既有乃父沈宝桢的余荫，又有自己努力奋斗的结果，可惜生不逢时，巡抚任上恰遏辛亥鼎革。回顾沈瑜庆彼时的宦海沉浮，剖析其时代变革背景下的。路历程，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解读沈瑜庆本人。
关键词：沈瑜庆 贵州巡抚 辛亥鼎革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1)01－89－93
沈瑜庆(1858～1918年)，字志雨，号爱苍，别号涛园，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其父为晚清大名鼎鼎的沈葆桢，其母林夫人亦名门之后，乃林则徐之次女。沈自幼聪慧，11岁时即由母亲口授《资治通鉴》一卷，且尽一年之力“点阅全部”，好友陈衍在为《涛园集》作的序中也有称赞“涛园年十三四，即英气过人，才思横溢。”但是沈瑜庆在科举道路上的表现却不尽人意，1885年才考中顺天乡举，此后曾两次应会试不中，1890年沈瑜庆以候补道员身份改官江南，但当时的晚清官场，候补官员多如牛毛，好在有乃父的余荫，经由李鸿章推荐，沈瑜庆很快得到江南水师学堂会办的差使。沈瑜庆又经过十年的蹉跎，终于1901年经由刘坤一保荐被授任为淮杨兵备道。此后一路攀升，由道员进阶为臬司，由臬司擢升为藩台，由藩台晋至为巡抚。可惜沈瑜庆生不逢时，接任巡抚(贵州)没多久，武昌起义爆发，沈便在各省光复的浪潮中，不得不“还政于民”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命，成为清末最后一任贵州巡抚。
一、宦海沉浮
沈瑜庆接任贵州巡抚是在1911年5月26日(宣统三年四月二十八日)，在接任之前沈在贵州的职任是布政使，由于和时任贵州巡抚的庞鸿书“不睦”，沈瑜庆由贵州布政使调任河南(布政使)。离开贵州，原本也是沈的愿望，其在致友人的信函中有云：弟黔中之行，大非所愿……由沪十一月十八日起程……夫妇之外，仅带婢奴六七人……其不作久计……如有机缘，彼此想办法摆脱……万不能费精神于无益之地……更虚掷此光阴也；又，宣统二年九月致陈松山书：将届一年，明春或可引退矣。但被官场“潜规则”而离任，沈却心有不甘，于是乃通过关系上下运动，最终挤走了庞鸿书，把巡抚位子搞到手。
沈瑜庆混迹官场多年，难免会受到一些“耳濡目染”，但透过几件事仍然可以感受到他很难改变的书生特质。1903－1905年，在顺天府尹任上的沈瑜庆在日俄战争的冲击下，从务实的角度提出了筹饷练兵策：(《请加征地丁钱粮专为海军陆师之用折》)其后，亲眼目睹了变法后的日本战胜了俄国的现实，他又禁不住上疏呼吁加强海军建设的重要性。(《请联合海军折》中有“海军强则国强”之语)这原本不在沈瑜庆的职责范围之内，他只是为国家前途考量，出于内心焦虑而发出的呐喊，谁知道竞触怒到当时遥执政柄的直督袁世凯，沈瑜庆的仕宦生涯身不由己的发生一次转折。《涛园集》中有云：条陈军事为项城所忌，遂有左迁晋臬之命。像这样“不识时务”的表现在沈瑜庆的身上还有发生，1907年，沈瑜庆以江西布政使的身份护理江西巡抚，当时的两江总督端方借用赈务名义，意欲挪用赣省的“关粮库款”济私，沈瑜庆大不以为然，“据例驳之”。之后，赣州发生教案，有教士被杀、教堂焚毁，端方又想移兵剿办，沈瑜庆不愿事件扩大过分殃及无辜，乃奏请朝廷制止之；而刚刚由苏松太道升任江西按察使的瑞潋“自诩长交涉”，欲将该案提沪议结，“公(沈瑜庆)复坚拒之”。更为出奇的是，有一次沈瑜庆的顶头上司新任巡抚冯汝欲援南北洋例提库款办贡品，亦遭到沈的严厉拒绝。如此一来沈瑜庆在江西已无法容身，很快，沈瑜庆便受到言官参劾，“未几遂有开缺来京”之命。
沈瑜庆开缺后被“雪藏”了一年的时间，1909年10月(宣统元年九月十七日)复起用授为贵州布政使。贵州本贫瘠之地，岁入向来不足，专恃协饷支撑，但各省尤其是新政后往往借口财政困难，自顾不暇为词，协饷总不到位，沈在上任不久致度支部电中有“托钵度日”的形容，极为生动。沈瑜庆到任后，拟凭借自己曾在宜昌盐厘局(1892年)和皖北正阳督销局(1896年)工作过的实际经验，整顿贵州盐务以补黔之岁人。行销贵州的食盐以川盐为主，川(盐)局常常“藉口成本加价，脚费过重，抬价病民”，而贵州官方即元权“稽查其实在销出之引数”，又不能“遥制商价之涨落”。为此，沈瑜庆提出了在官运商销基础上，由部会同黔省派员察引督销的办法，结果却令他大失所望，部臣不愿承担责任，将沈瑜庆呈请原件交川省议复，沈瑜庆在给友人的信函中公开指责部臣是在“制造矛盾”，而就川盐在黔行销问题，针对部臣提出黔川自行协商之议，更觉荒谬，称之无异“与虎谋皮之说也”。沈瑜庆在贵州藩司任上供职达一年半的时间，其间正好是清末禁烟力度最大的时间段，贵州本省又向来偏偏依土药税收人为大宗，由于禁烟黔省每年损失四十万上下的土药税。左支右绌的财政更有雪上加霜，沈本人尽管有从黔省早日脱身的想法，但他是一个信奉“在官做事”的人，所以任内仍是竭尽所能，宣统元年(1909年)的财政收入竟然比上一年还增加了二十二万。
二、巡抚任上的危机
沈瑜庆1911年5月升任贵州巡抚，正值铁路国有政策引发川、粤、湘、鄂民众反对浪潮的风口，沈瑜庆一封不合时宜的上奏却很是耐人寻味——饬部拨款兴筑贵渝铁路折。修筑贵渝铁路有助于黔省的经济发展是毋庸置疑的，沈奏折中也是首要从这方面立论的，但是支持朝廷国有政策显然是沈渝庆心中本意要表达的话：“臣谓川粤湘鄂已有之商股，于理于势，均可毋须退还。”其后更是以黔省民众代言人的身份表示欢迎四国借款之赢余拨修黔路，“黔省绅民，皆知本地无款可筹，朝廷肯为之措置，自元不允欣鼓舞。”接着笔锋一转“此又因势利导，事之至呈，可风示天下，而胥息浮言者也。”沈瑜庆曾在张之洞幕府做过文案，手上功夫自是了得。“风示天下、胥息浮言”乃点睛之笔。他在给云贵总督李经羲的信函中说的更为明白“滇黔非路矿不可自立，路矿非借材借款，必无成就。拒款之说，非二省人士所可从同，须有机关以破其谬见。”沈瑜庆之所以在这个时候站出来，一方面是自身刚刚升任巡抚，在当政者遭遇困境时给予支持，容易赢得好感；另一方面自然是对铁路国有政策发起者盛宣怀的强力帮扶、示好。盛宣怀与沈瑜庆的交往可追溯到二十年前，1890年沈以候补道身份入仕江南，一直是有差无缺，有时候为自己、也为家人屡屡上书盛宣怀，恳求其帮助谋得一些差委，另外沈瑜庆长期入股盛把持的招商局，在与盛的信函往来中多次提及招商局分花红的事情，在信函中沈瑜庆一直是以晚辈自称的。还有更重要的一点，1900年庚子事件中的东南互保，盛宣怀在其中起到了很重要的穿针引线的作用是广为人知的，然沈瑜庆亦曾侧身其问，却少有人提及，陈宝琛在沈瑜庆六十寿诞时写的祝词中有云：“东南互保之议，公(沈)实与武进盛宫保倡之，且代忠诚(刘坤一)莅沪定盟，复请奏畀李鸿章为全权，(大局)始转危为安。”光绪三十一年沈瑜庆由顺天府尹补授山西按察使递交的履历中也曾言及这件事“前岁拳匪肇衅，大局危急，(江督刘坤一)派赴上海筹商保护，著有劳绩，恳恩交部从优议叙。”东南互保事件奠定了沈瑜庆政治生涯的基石，由候补道员蜕变为实缺 道员，成为他人生中很重要的一次转折。我们从另外的角度解读该事件，则说明了沈瑜庆与盛宣怀有着相同或者类似的政治趋向和价值判断，如是之故，沈瑜庆在铁路国有问题上的表现就可以理解了。然沈瑜庆之所为毕竟逆反潮流，因此受到贵州谘议局指责，议长谭西庚等人乃“电资政院，劾瑜庆迎合朝贵，违反民意”。不过沈瑜庆毕竟在官场上混迹了十数年，政治斗争的经验还是相当丰富，他利用谘议局内部两大派系——宪政会和自治学社矛盾，最终还是逼迫谘议局通过了借款修筑贵渝铁路提案。
贵州民意机关谘议局成立于1909年，是清末宪政的产物，谘议局议员基本上是按照派系来分野的——宪政会(宪政派)或自治学社(自治派)。这两大派系最初在政治主张上并没有根本性的区别，但为了各自的利益，辛亥革命前后两派曾一度上演了一段颇为激烈的“党争”，对贵州政局有着深远的影响。沈瑜庆的前任庞鸿书就是因宪政派的打击而去职的，基于前任的教训，沈不想过多介入两派的是非斗争中，但真正做到不偏不倚也是不可能的事，从社会改革的渐进性的政治取向而言，观其后沈之所作所为，他内心当倾向宪政派(政治上的保守派或稳重派)稍多一些。
1911年的铁路国有政策引发了清末朝局的震荡，川粤湘鄂民众反对之声一浪高过一浪，从表面上看，民众反对的是国有政策，但深层次的原因分析可以得知，铁路国有只是一个导火索而已，民众对清政府所搞的新政不满才是其根本，清末民变现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依据张振鹤、丁原英所编《清末民变表》计算，1902－1911年间各地民变(台湾除外)达1300余起。至于铁路国有政策，由于清王朝当政者一意孤行，9月间四川保路风潮已有和平向暴动转化迹象，沈瑜庆于9月18日(七月二十六日)接电寄上谕：成都被匪围困，势甚危迫……著沈瑜庆酌派得力兵队，迅即开拔，克期抵川，毋稍延缓。沈瑜庆自然不希望自己乘坐的清王朝这条“破船”很快沉没水中，随即派出自己认为还算是有战斗力的军队三营，由董福开(征兵营管带)、鲁昌禧(巡防营管带)率领赴川应援。四川保路运动成为了武昌起义的先导，大清王朝寿数已尽。
三、辛亥鼎革还政于民
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的枪声响起，旬月间十数省纷纷宣告独立，脱离清廷。沈瑜庆起初似乎还未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14、15日连续电请内阁，“二十三日电奏计已呈进……昨发武汉电，电局不通，汉厂危，军械路绝，全局可虑。愚见……非饬萨镇冰督海军前往，断不济事。盖船上大炮一轰，便可破城……党人目前断无巨炮，迟则外应四起，殊大费手。”《涛园集》沈瑜庆年谱中也有类似记载：“武昌难祚，公屡电请严办失守人员，并责成海军提督助守汉阳，规复武昌。”沈瑜庆在给朝廷出谋划策的同时，也在设法为自己治下的贵州加强防卫，14日电内阁时即恳请朝廷筹拨饷械，添募步队三营，不久内阁即有反馈的消息“枪械无从接济(汉阳兵工厂被占)；……部库无款可拨……设法就地筹款。”大厦将倾，断非人力可为，很快贵州亦陷入自身不保的境地。
武昌起义消息传至贵州，新军军官中即有些人“跃跃欲试”。黔省新军按计划要练成一镇，但由于财力支绌，仅练有步兵一标(三营)，共一千五百人，又炮兵一队，二百人，全部新式装备，乃黔省军队主力；而黔省新军军官班底大都是1905年岑春萱调署贵州巡抚时随带的，故鄂籍人士“十之八九”，他们都接受过新式教育，成为军中播撒革命思想的种子。贵州光复的另外一股军事动力来自陆军小学堂，陆小前身是1901年开办的武备学堂，1906年改称陆军小学堂，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报纸《民报》等对学生曾产生过积极影响，至1911年该校已有三期毕业生，大部分升入武昌陆军中学，且成为武昌起义的参加者，消息传回贵州，在校的四、五期学生深受鼓舞，便积极筹划，准备发动，以图响应。巡抚沈瑜庆得知这些情况，借口防务急调部分新军出省城以分散其力量，“留省者间日阅视射击，令子弹消耗”；沈针对陆军小学堂采取的措施就是下令把原本由学生自行保存的枪支“全部缴库收存”。在这场较量的过程中，湖南、云南的独立对贵州的光复起到了加速剂的作用，原本势如水火的两大派系——宪政派和自治派在形势的感召下终于捐弃前嫌，把手握在了一起，但两党同仁均主张取和平独立之方式，11月2日(1911年九月十二日)张百麟、杨昌铭、乐嘉藻、任可澄、蔡岳、周培艺、陈永锡、凌云、朱卓等人，“冒死人巡抚署，开陈意见”，然沈瑜庆的回答是“世受国恩，义不背叛，诸君必相强，惟朝服待尽而已。”话虽如此说，但沈瑜庆并不想束手待毙，11月3日(九月十三日)贵州辛亥革命(光复)进入倒计时，沈瑜庆遂接受了耆绅郭重光的建议，决定取半独立的形式做一缓冲，如此做的目的在于寻求自保的同时迷惑对手，并加紧做应变准备：其一、电令兴义团管带刘显世率人马“星夜来省”护驾；其二、令郭重光“办城防总局，募勇丁三百人”以资防卫；其三、拟捕杀张百麟等八人以遏乱萌。一、二两条其时已颇有“远水难解近渴”之嫌，第三条有可能实施，但最终并未实现，当年受谘议局委派“向当轴陈述利害”的亲历者黄济舟于1956年写的回忆录中，为我们真实地再现了彼时生动的一幂，提供了解读沈瑜庆的内心世界第一手材料。
黄往谒沈抚，沈拒不接见，再三强之，始勉延入。沈厉声说：“你们一定要见我，有何话说?”黄曰：“时局紧张，谣诼纷起，敬询我公有何措置?”沈曰：“谁敢造反，捕杀而已!”黄曰：“激出变端，谁尸其咎?”沈曰：“官方自有主权，何劳局中过问!”黄曰：“本局为人民代表，演出惨剧，人民将受池鱼之殃，不敢不问!黔中两党自相倾轧，设所告此过，波及无辜，风潮扩大，如何收拾?且人敢于作乱，必有种种捍卫，岂易受捕?不幸变生肘腋，当道恐亦不利。”沈气稍夺，曰：“贵局尚关心我之安全乎?”黄曰：“公为一省之主，人民所托命，自应关心。”沈曰：“然贵局何以见教?”黄曰：“以公之地位，但严阵以待，不必打草惊蛇，各省事平，贵州讵敢妄举?大局果变，公亦有以自处。区区愚忱，各方面均应顾到，幸垂查之。”沈不觉微颔，黄遂返局报告。
沈瑜庆在形势迹近失控之际，虽有力挽狂澜之心，并无断然采取过激行为之意，原因之一：贵州地方大员(各司道)本身意见并不统一。署提学司陈骧，署劝业道王玉麟赞同捕杀，巡警道贺国昌、高等审判厅厅丞朱兴汾则反对，称“操之过急”，其他人不置可否；原因之二：代表民意的机关谘议局表现出明显的离心离德倾向；原因之三：沈自己手中掌控的军队不足以震慑局势。信任的可战军队已派往四川，黔省军队之主力新军当时留省城者还有八百多人，已有倒戈相向迹象，调令护驾的刘显世尚在途中，惟一在自己身边的抚署卫队只有一百二十人。在这种情形下，沈瑜庆退而求其次，由最初的“厉声”主捕杀变为“气稍夺”关心起自身之安全来。黄济舟软硬兼施的一番安抚，终于使得沈“微颔”了。其后，沈瑜庆命令巡防营胡锦棠部去包围乱迹已彰的陆军小学堂，但也只是围住震慑而已，同时派手下人姜若望(陆小总办)去做学生的说服工作，并没有剿杀之意；另派新军标统袁义保去做新军的安抚工作，11月3日(九月十三日)夜半，新军班长杨树清的 一声枪响，吓跑了正在“训话”的袁义保，新军起义打破了黎明前的黑暗，沈瑜庆通过电话得知情形后，急忙宣召抚署卫队，谁知关键时刻，卫队拒不听命，沈瑜庆知道大势已去，遂派巡警道贺国昌、劝业道王玉麟与谘议局议长谭西庚和自治学社领导人张百麟等交涉，双方议定：沈抚通饬文武官员，正是退位，交政于民；民军保护官吏及其眷属生命财产；库储、卷宗及一切公用房屋器具，悉数正式移交；教民、教堂、教士及外人生命财产，民军亦负责保护。其后，由沈瑜庆“手书承认独立”，并声称“该绅等苦心孤诣，维持地方，准其具情密奏，宣告独立”。贵州光复，兵不血刃，政权实现了转移。
对贵州辛亥革命有酝酿发动之功的自治党人曾有意公推沈瑜庆为民军都督，沈“坚辞弗受”。11月4日，在贵州军政府成立的欢庆时刻，沈瑜庆无奈中仍是心有不甘，陈星庚(时任贵州财政副监理官)为我们记录下他此时的心情：午后便服进抚署，至则见沈抚在客室，横卧藤椅，自言将死，皇上付我封疆，以至不守，何以对国!又怫然曰，坐而待毙，不如起而对垒。众人劝慰：不如归去，遂我初服。沈瑜庆内心的挣扎实源于自己对清王朝的留恋，但此时已经物是人非，真正如众人所言“大势已去，非偏隅黔省所能挽回”。11月6日(九月十六日)沈瑜庆接受军政府馈赠他的三千两路费银，离开了贵阳省城，后取道重庆，避居于上海。
民国后沈瑜庆以遗老自命，对门人刘冠雄请他出任福建民政长的邀请，断然拒绝。上海租界当年聚集了一批与沈瑜庆一样的清“遗臣”，为了寻求心灵的慰籍，他们结社做诗，彼此“倡酬为乐”。但是，沈瑜庆时刻生活在过去的影子里，辛亥变革成为他心中永远都抹不去的痛，“劫后”、“劫余”等字眼时常出现在诗中，1917年10月6日(民国七年九月初二日)，沈瑜庆终于走晚了自己生命的最后路程，卒于上海虹口沈家湾寓所，终年六十一岁。在他给逊帝溥仪的遗折中，我们仍能感受到他那颗还在为逝去的清王朝跳动的拳拳之心：辛亥后蜇居海滨，惊闻孝定景皇后大丧，奔赴来京。崇陵奉安之日，复奔赴梁各庄行礼。惊心事变，追念知恩，数载以来，忧愤填胸，悲伤过度，遂成不治之症，延至今日，医术俱穷。伏愿我皇上修身日慎，典学日新，勤求世事之艰难，深察人才之消长，天心有属，国运终回。臣病难医，臣心不死。
沈瑜庆于1911年5月21日(宣统三年四月二十三日)升任贵州巡抚，到1911年11月4日贵州独立，任期不及半年，但这半年是他一生为官最具风雨的时间段，辛亥变革，恰逢其会。作为统治阶级的一员，出于阶级本能，他极力维护清王朝的统治；然迫于形势，虽心有不甘，他又能主动的“还政于民”，没有选择死抗到底；不过，狃于传统道德的约束，加之文人秉性使然，沈瑜庆则以清“遗老”的身份结束了自己辛亥鼎革后的岁月残生。
责任编辑 张翔
关键词：沈瑜庆 贵州巡抚 辛亥鼎革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1)01－89－93
沈瑜庆(1858～1918年)，字志雨，号爱苍，别号涛园，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其父为晚清大名鼎鼎的沈葆桢，其母林夫人亦名门之后，乃林则徐之次女。沈自幼聪慧，11岁时即由母亲口授《资治通鉴》一卷，且尽一年之力“点阅全部”，好友陈衍在为《涛园集》作的序中也有称赞“涛园年十三四，即英气过人，才思横溢。”但是沈瑜庆在科举道路上的表现却不尽人意，1885年才考中顺天乡举，此后曾两次应会试不中，1890年沈瑜庆以候补道员身份改官江南，但当时的晚清官场，候补官员多如牛毛，好在有乃父的余荫，经由李鸿章推荐，沈瑜庆很快得到江南水师学堂会办的差使。沈瑜庆又经过十年的蹉跎，终于1901年经由刘坤一保荐被授任为淮杨兵备道。此后一路攀升，由道员进阶为臬司，由臬司擢升为藩台，由藩台晋至为巡抚。可惜沈瑜庆生不逢时，接任巡抚(贵州)没多久，武昌起义爆发，沈便在各省光复的浪潮中，不得不“还政于民”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命，成为清末最后一任贵州巡抚。
一、宦海沉浮
沈瑜庆接任贵州巡抚是在1911年5月26日(宣统三年四月二十八日)，在接任之前沈在贵州的职任是布政使，由于和时任贵州巡抚的庞鸿书“不睦”，沈瑜庆由贵州布政使调任河南(布政使)。离开贵州，原本也是沈的愿望，其在致友人的信函中有云：弟黔中之行，大非所愿……由沪十一月十八日起程……夫妇之外，仅带婢奴六七人……其不作久计……如有机缘，彼此想办法摆脱……万不能费精神于无益之地……更虚掷此光阴也；又，宣统二年九月致陈松山书：将届一年，明春或可引退矣。但被官场“潜规则”而离任，沈却心有不甘，于是乃通过关系上下运动，最终挤走了庞鸿书，把巡抚位子搞到手。
沈瑜庆混迹官场多年，难免会受到一些“耳濡目染”，但透过几件事仍然可以感受到他很难改变的书生特质。1903－1905年，在顺天府尹任上的沈瑜庆在日俄战争的冲击下，从务实的角度提出了筹饷练兵策：(《请加征地丁钱粮专为海军陆师之用折》)其后，亲眼目睹了变法后的日本战胜了俄国的现实，他又禁不住上疏呼吁加强海军建设的重要性。(《请联合海军折》中有“海军强则国强”之语)这原本不在沈瑜庆的职责范围之内，他只是为国家前途考量，出于内心焦虑而发出的呐喊，谁知道竞触怒到当时遥执政柄的直督袁世凯，沈瑜庆的仕宦生涯身不由己的发生一次转折。《涛园集》中有云：条陈军事为项城所忌，遂有左迁晋臬之命。像这样“不识时务”的表现在沈瑜庆的身上还有发生，1907年，沈瑜庆以江西布政使的身份护理江西巡抚，当时的两江总督端方借用赈务名义，意欲挪用赣省的“关粮库款”济私，沈瑜庆大不以为然，“据例驳之”。之后，赣州发生教案，有教士被杀、教堂焚毁，端方又想移兵剿办，沈瑜庆不愿事件扩大过分殃及无辜，乃奏请朝廷制止之；而刚刚由苏松太道升任江西按察使的瑞潋“自诩长交涉”，欲将该案提沪议结，“公(沈瑜庆)复坚拒之”。更为出奇的是，有一次沈瑜庆的顶头上司新任巡抚冯汝欲援南北洋例提库款办贡品，亦遭到沈的严厉拒绝。如此一来沈瑜庆在江西已无法容身，很快，沈瑜庆便受到言官参劾，“未几遂有开缺来京”之命。
沈瑜庆开缺后被“雪藏”了一年的时间，1909年10月(宣统元年九月十七日)复起用授为贵州布政使。贵州本贫瘠之地，岁入向来不足，专恃协饷支撑，但各省尤其是新政后往往借口财政困难，自顾不暇为词，协饷总不到位，沈在上任不久致度支部电中有“托钵度日”的形容，极为生动。沈瑜庆到任后，拟凭借自己曾在宜昌盐厘局(1892年)和皖北正阳督销局(1896年)工作过的实际经验，整顿贵州盐务以补黔之岁人。行销贵州的食盐以川盐为主，川(盐)局常常“藉口成本加价，脚费过重，抬价病民”，而贵州官方即元权“稽查其实在销出之引数”，又不能“遥制商价之涨落”。为此，沈瑜庆提出了在官运商销基础上，由部会同黔省派员察引督销的办法，结果却令他大失所望，部臣不愿承担责任，将沈瑜庆呈请原件交川省议复，沈瑜庆在给友人的信函中公开指责部臣是在“制造矛盾”，而就川盐在黔行销问题，针对部臣提出黔川自行协商之议，更觉荒谬，称之无异“与虎谋皮之说也”。沈瑜庆在贵州藩司任上供职达一年半的时间，其间正好是清末禁烟力度最大的时间段，贵州本省又向来偏偏依土药税收人为大宗，由于禁烟黔省每年损失四十万上下的土药税。左支右绌的财政更有雪上加霜，沈本人尽管有从黔省早日脱身的想法，但他是一个信奉“在官做事”的人，所以任内仍是竭尽所能，宣统元年(1909年)的财政收入竟然比上一年还增加了二十二万。
二、巡抚任上的危机
沈瑜庆1911年5月升任贵州巡抚，正值铁路国有政策引发川、粤、湘、鄂民众反对浪潮的风口，沈瑜庆一封不合时宜的上奏却很是耐人寻味——饬部拨款兴筑贵渝铁路折。修筑贵渝铁路有助于黔省的经济发展是毋庸置疑的，沈奏折中也是首要从这方面立论的，但是支持朝廷国有政策显然是沈渝庆心中本意要表达的话：“臣谓川粤湘鄂已有之商股，于理于势，均可毋须退还。”其后更是以黔省民众代言人的身份表示欢迎四国借款之赢余拨修黔路，“黔省绅民，皆知本地无款可筹，朝廷肯为之措置，自元不允欣鼓舞。”接着笔锋一转“此又因势利导，事之至呈，可风示天下，而胥息浮言者也。”沈瑜庆曾在张之洞幕府做过文案，手上功夫自是了得。“风示天下、胥息浮言”乃点睛之笔。他在给云贵总督李经羲的信函中说的更为明白“滇黔非路矿不可自立，路矿非借材借款，必无成就。拒款之说，非二省人士所可从同，须有机关以破其谬见。”沈瑜庆之所以在这个时候站出来，一方面是自身刚刚升任巡抚，在当政者遭遇困境时给予支持，容易赢得好感；另一方面自然是对铁路国有政策发起者盛宣怀的强力帮扶、示好。盛宣怀与沈瑜庆的交往可追溯到二十年前，1890年沈以候补道身份入仕江南，一直是有差无缺，有时候为自己、也为家人屡屡上书盛宣怀，恳求其帮助谋得一些差委，另外沈瑜庆长期入股盛把持的招商局，在与盛的信函往来中多次提及招商局分花红的事情，在信函中沈瑜庆一直是以晚辈自称的。还有更重要的一点，1900年庚子事件中的东南互保，盛宣怀在其中起到了很重要的穿针引线的作用是广为人知的，然沈瑜庆亦曾侧身其问，却少有人提及，陈宝琛在沈瑜庆六十寿诞时写的祝词中有云：“东南互保之议，公(沈)实与武进盛宫保倡之，且代忠诚(刘坤一)莅沪定盟，复请奏畀李鸿章为全权，(大局)始转危为安。”光绪三十一年沈瑜庆由顺天府尹补授山西按察使递交的履历中也曾言及这件事“前岁拳匪肇衅，大局危急，(江督刘坤一)派赴上海筹商保护，著有劳绩，恳恩交部从优议叙。”东南互保事件奠定了沈瑜庆政治生涯的基石，由候补道员蜕变为实缺 道员，成为他人生中很重要的一次转折。我们从另外的角度解读该事件，则说明了沈瑜庆与盛宣怀有着相同或者类似的政治趋向和价值判断，如是之故，沈瑜庆在铁路国有问题上的表现就可以理解了。然沈瑜庆之所为毕竟逆反潮流，因此受到贵州谘议局指责，议长谭西庚等人乃“电资政院，劾瑜庆迎合朝贵，违反民意”。不过沈瑜庆毕竟在官场上混迹了十数年，政治斗争的经验还是相当丰富，他利用谘议局内部两大派系——宪政会和自治学社矛盾，最终还是逼迫谘议局通过了借款修筑贵渝铁路提案。
贵州民意机关谘议局成立于1909年，是清末宪政的产物，谘议局议员基本上是按照派系来分野的——宪政会(宪政派)或自治学社(自治派)。这两大派系最初在政治主张上并没有根本性的区别，但为了各自的利益，辛亥革命前后两派曾一度上演了一段颇为激烈的“党争”，对贵州政局有着深远的影响。沈瑜庆的前任庞鸿书就是因宪政派的打击而去职的，基于前任的教训，沈不想过多介入两派的是非斗争中，但真正做到不偏不倚也是不可能的事，从社会改革的渐进性的政治取向而言，观其后沈之所作所为，他内心当倾向宪政派(政治上的保守派或稳重派)稍多一些。
1911年的铁路国有政策引发了清末朝局的震荡，川粤湘鄂民众反对之声一浪高过一浪，从表面上看，民众反对的是国有政策，但深层次的原因分析可以得知，铁路国有只是一个导火索而已，民众对清政府所搞的新政不满才是其根本，清末民变现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依据张振鹤、丁原英所编《清末民变表》计算，1902－1911年间各地民变(台湾除外)达1300余起。至于铁路国有政策，由于清王朝当政者一意孤行，9月间四川保路风潮已有和平向暴动转化迹象，沈瑜庆于9月18日(七月二十六日)接电寄上谕：成都被匪围困，势甚危迫……著沈瑜庆酌派得力兵队，迅即开拔，克期抵川，毋稍延缓。沈瑜庆自然不希望自己乘坐的清王朝这条“破船”很快沉没水中，随即派出自己认为还算是有战斗力的军队三营，由董福开(征兵营管带)、鲁昌禧(巡防营管带)率领赴川应援。四川保路运动成为了武昌起义的先导，大清王朝寿数已尽。
三、辛亥鼎革还政于民
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的枪声响起，旬月间十数省纷纷宣告独立，脱离清廷。沈瑜庆起初似乎还未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14、15日连续电请内阁，“二十三日电奏计已呈进……昨发武汉电，电局不通，汉厂危，军械路绝，全局可虑。愚见……非饬萨镇冰督海军前往，断不济事。盖船上大炮一轰，便可破城……党人目前断无巨炮，迟则外应四起，殊大费手。”《涛园集》沈瑜庆年谱中也有类似记载：“武昌难祚，公屡电请严办失守人员，并责成海军提督助守汉阳，规复武昌。”沈瑜庆在给朝廷出谋划策的同时，也在设法为自己治下的贵州加强防卫，14日电内阁时即恳请朝廷筹拨饷械，添募步队三营，不久内阁即有反馈的消息“枪械无从接济(汉阳兵工厂被占)；……部库无款可拨……设法就地筹款。”大厦将倾，断非人力可为，很快贵州亦陷入自身不保的境地。
武昌起义消息传至贵州，新军军官中即有些人“跃跃欲试”。黔省新军按计划要练成一镇，但由于财力支绌，仅练有步兵一标(三营)，共一千五百人，又炮兵一队，二百人，全部新式装备，乃黔省军队主力；而黔省新军军官班底大都是1905年岑春萱调署贵州巡抚时随带的，故鄂籍人士“十之八九”，他们都接受过新式教育，成为军中播撒革命思想的种子。贵州光复的另外一股军事动力来自陆军小学堂，陆小前身是1901年开办的武备学堂，1906年改称陆军小学堂，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报纸《民报》等对学生曾产生过积极影响，至1911年该校已有三期毕业生，大部分升入武昌陆军中学，且成为武昌起义的参加者，消息传回贵州，在校的四、五期学生深受鼓舞，便积极筹划，准备发动，以图响应。巡抚沈瑜庆得知这些情况，借口防务急调部分新军出省城以分散其力量，“留省者间日阅视射击，令子弹消耗”；沈针对陆军小学堂采取的措施就是下令把原本由学生自行保存的枪支“全部缴库收存”。在这场较量的过程中，湖南、云南的独立对贵州的光复起到了加速剂的作用，原本势如水火的两大派系——宪政派和自治派在形势的感召下终于捐弃前嫌，把手握在了一起，但两党同仁均主张取和平独立之方式，11月2日(1911年九月十二日)张百麟、杨昌铭、乐嘉藻、任可澄、蔡岳、周培艺、陈永锡、凌云、朱卓等人，“冒死人巡抚署，开陈意见”，然沈瑜庆的回答是“世受国恩，义不背叛，诸君必相强，惟朝服待尽而已。”话虽如此说，但沈瑜庆并不想束手待毙，11月3日(九月十三日)贵州辛亥革命(光复)进入倒计时，沈瑜庆遂接受了耆绅郭重光的建议，决定取半独立的形式做一缓冲，如此做的目的在于寻求自保的同时迷惑对手，并加紧做应变准备：其一、电令兴义团管带刘显世率人马“星夜来省”护驾；其二、令郭重光“办城防总局，募勇丁三百人”以资防卫；其三、拟捕杀张百麟等八人以遏乱萌。一、二两条其时已颇有“远水难解近渴”之嫌，第三条有可能实施，但最终并未实现，当年受谘议局委派“向当轴陈述利害”的亲历者黄济舟于1956年写的回忆录中，为我们真实地再现了彼时生动的一幂，提供了解读沈瑜庆的内心世界第一手材料。
黄往谒沈抚，沈拒不接见，再三强之，始勉延入。沈厉声说：“你们一定要见我，有何话说?”黄曰：“时局紧张，谣诼纷起，敬询我公有何措置?”沈曰：“谁敢造反，捕杀而已!”黄曰：“激出变端，谁尸其咎?”沈曰：“官方自有主权，何劳局中过问!”黄曰：“本局为人民代表，演出惨剧，人民将受池鱼之殃，不敢不问!黔中两党自相倾轧，设所告此过，波及无辜，风潮扩大，如何收拾?且人敢于作乱，必有种种捍卫，岂易受捕?不幸变生肘腋，当道恐亦不利。”沈气稍夺，曰：“贵局尚关心我之安全乎?”黄曰：“公为一省之主，人民所托命，自应关心。”沈曰：“然贵局何以见教?”黄曰：“以公之地位，但严阵以待，不必打草惊蛇，各省事平，贵州讵敢妄举?大局果变，公亦有以自处。区区愚忱，各方面均应顾到，幸垂查之。”沈不觉微颔，黄遂返局报告。
沈瑜庆在形势迹近失控之际，虽有力挽狂澜之心，并无断然采取过激行为之意，原因之一：贵州地方大员(各司道)本身意见并不统一。署提学司陈骧，署劝业道王玉麟赞同捕杀，巡警道贺国昌、高等审判厅厅丞朱兴汾则反对，称“操之过急”，其他人不置可否；原因之二：代表民意的机关谘议局表现出明显的离心离德倾向；原因之三：沈自己手中掌控的军队不足以震慑局势。信任的可战军队已派往四川，黔省军队之主力新军当时留省城者还有八百多人，已有倒戈相向迹象，调令护驾的刘显世尚在途中，惟一在自己身边的抚署卫队只有一百二十人。在这种情形下，沈瑜庆退而求其次，由最初的“厉声”主捕杀变为“气稍夺”关心起自身之安全来。黄济舟软硬兼施的一番安抚，终于使得沈“微颔”了。其后，沈瑜庆命令巡防营胡锦棠部去包围乱迹已彰的陆军小学堂，但也只是围住震慑而已，同时派手下人姜若望(陆小总办)去做学生的说服工作，并没有剿杀之意；另派新军标统袁义保去做新军的安抚工作，11月3日(九月十三日)夜半，新军班长杨树清的 一声枪响，吓跑了正在“训话”的袁义保，新军起义打破了黎明前的黑暗，沈瑜庆通过电话得知情形后，急忙宣召抚署卫队，谁知关键时刻，卫队拒不听命，沈瑜庆知道大势已去，遂派巡警道贺国昌、劝业道王玉麟与谘议局议长谭西庚和自治学社领导人张百麟等交涉，双方议定：沈抚通饬文武官员，正是退位，交政于民；民军保护官吏及其眷属生命财产；库储、卷宗及一切公用房屋器具，悉数正式移交；教民、教堂、教士及外人生命财产，民军亦负责保护。其后，由沈瑜庆“手书承认独立”，并声称“该绅等苦心孤诣，维持地方，准其具情密奏，宣告独立”。贵州光复，兵不血刃，政权实现了转移。
对贵州辛亥革命有酝酿发动之功的自治党人曾有意公推沈瑜庆为民军都督，沈“坚辞弗受”。11月4日，在贵州军政府成立的欢庆时刻，沈瑜庆无奈中仍是心有不甘，陈星庚(时任贵州财政副监理官)为我们记录下他此时的心情：午后便服进抚署，至则见沈抚在客室，横卧藤椅，自言将死，皇上付我封疆，以至不守，何以对国!又怫然曰，坐而待毙，不如起而对垒。众人劝慰：不如归去，遂我初服。沈瑜庆内心的挣扎实源于自己对清王朝的留恋，但此时已经物是人非，真正如众人所言“大势已去，非偏隅黔省所能挽回”。11月6日(九月十六日)沈瑜庆接受军政府馈赠他的三千两路费银，离开了贵阳省城，后取道重庆，避居于上海。
民国后沈瑜庆以遗老自命，对门人刘冠雄请他出任福建民政长的邀请，断然拒绝。上海租界当年聚集了一批与沈瑜庆一样的清“遗臣”，为了寻求心灵的慰籍，他们结社做诗，彼此“倡酬为乐”。但是，沈瑜庆时刻生活在过去的影子里，辛亥变革成为他心中永远都抹不去的痛，“劫后”、“劫余”等字眼时常出现在诗中，1917年10月6日(民国七年九月初二日)，沈瑜庆终于走晚了自己生命的最后路程，卒于上海虹口沈家湾寓所，终年六十一岁。在他给逊帝溥仪的遗折中，我们仍能感受到他那颗还在为逝去的清王朝跳动的拳拳之心：辛亥后蜇居海滨，惊闻孝定景皇后大丧，奔赴来京。崇陵奉安之日，复奔赴梁各庄行礼。惊心事变，追念知恩，数载以来，忧愤填胸，悲伤过度，遂成不治之症，延至今日，医术俱穷。伏愿我皇上修身日慎，典学日新，勤求世事之艰难，深察人才之消长，天心有属，国运终回。臣病难医，臣心不死。
沈瑜庆于1911年5月21日(宣统三年四月二十三日)升任贵州巡抚，到1911年11月4日贵州独立，任期不及半年，但这半年是他一生为官最具风雨的时间段，辛亥变革，恰逢其会。作为统治阶级的一员，出于阶级本能，他极力维护清王朝的统治；然迫于形势，虽心有不甘，他又能主动的“还政于民”，没有选择死抗到底；不过，狃于传统道德的约束，加之文人秉性使然，沈瑜庆则以清“遗老”的身份结束了自己辛亥鼎革后的岁月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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