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许多殿堂级的大文学家往往都在用一生的时间来努力追寻并且确定自己最终极的精神信仰,在他们的心目中,这种信仰是全人类所要达到的彼岸世界,亦是作家个人内心的最终归宿。如果文学的力量于他们仅仅是揭露人类或者社会存在的问题,却找寻不到出路,那么,这些作家的精神世界必然崩塌而导致自身的悲剧,如海明威,又如茨威格。于是,许多大文学家总是在他们一生中的最后一部作品中确定并且强烈地表现自己所追寻的最终价值,如《暴风雨》之于莎士比亚,如《复活》之于托尔斯泰,又如《九三年》之于雨果。
　　雨果是一位介入意识和社会批判精神非常强烈的作家,他因为反对拿破仑三世的反动统治而颠沛流离,甚至一度被流放,其人道主义精神是法国文学史上一面色彩鲜明的旗帜。同时,雨果的艺术高度也毋庸置疑,他是一位非常会讲故事的作家,善于设置情节或人物的对立与冲突,他总是缓慢地一点一点铺陈,当一切就绪后,迅速且集中地将矛盾推到白热化,然后爆发,猛不防给心上一记重锤,读来如入胜境。一部《巴黎圣母院》写得摄人心魄,美丽的爱斯梅哈尔达是多少人心中魂牵梦绕、寤寐思服的经典角色,而《悲惨世界》中冉阿让的一生跌宕起伏,让人唏嘘感叹,揪心不已。《九三年》读来更厚重些,这部小说将背景设置在了法国大革命发展到白热化的时期,风起云涌的一七九三年,在这个特殊的年份里,路易十六和他的王后玛丽以叛国罪被推上了断头台,革命党雅各宾派开始执政,实行恐怖镇压,以极端手段打压保王党派。在这个大背景下,小说的故事却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开始讲起,一开始出场的是一个叫佛莱莎尓的妇女和她的三个孩子,但他们并不是小说的核心人物,只是小说牵引出主旨的一根丝线,这个社会底层的母亲,只有在这场大革命中才有可能和社会的上层人物发生关系。由此,小说引出了三个来自上层的核心人物——叛军的首领朗德纳克侯爵、共和军的首领郭万和西穆尔登教士。一如雨果的惯用手法,他们被安排到了两个敌对阵营中,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冷酷无情、残杀百姓的叛军首领朗德纳克是共和军首领郭万的叔祖,从小失去父母的郭万是朗德纳克一手抚养长大的,他是无子嗣的朗德纳克唯一的爵位继承人,共和军中公安委员会的特派员西穆尔登是郭万青少年时期的家庭教师,一直将郭万视为自己的精神之子。三个角色,两方阵营,小说注定了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冲突。
　　但是,小说冲突的中心并没有放在保守和进步、共和军和叛军之间的矛盾上。雨果是一位人道主义者,他的世界观与雅各宾派的革命原则并非完全统一,雨果拥簇革命、反对封建,但是小说中却处处流露出他对于“暴力革命”的反思。郭万成为了雨果寄寓人道主义理想的核心人物,他是共和军中骁勇善战的将领,既有革命的坚定性,又有面对现实的灵活性,他宽待俘虏,医治伤病,释放叛乱地区的妇女、儿童和教士,与革命执政党雅各宾派的“绝不宽容”背道而驰。他的老师兼战友西穆尔登则是个原则性非常强的革命者,他对穷苦百姓和革命战友格外友善和怜悯,为了拯救一个垂死的病人,他用自己的嘴把患者喉部毒瘤的脓液吸出来。与此同时,西穆尔登也是一位行事刻板、对敌方阵营毫不手软的人,在被公安委员会任命为特派员时,他就坚决地表示,“假如交给我的那个共和党首领犯了过错,我就把他处死”。于是,一方是善良宽恕的郭万,一方是铁面无私的西穆尔登,共和党这一方的阵营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观念。
　　雨果非常决断地把这种矛盾放在了小说的中心位置。小说高潮处,朗德纳克通过密道逃离了被郭万围攻的城堡,跑到离森林仅仅几百米的地方,却听见了佛莱莎尔的一声惨叫,她的三个孩子被困在了大火燃烧的城堡之中,这位一向以残忍著称的叛军首领那一刹那间竟动了恻隐之心,不顾个人安危,返回城堡救出了三个孩子,但他自己被共和军所擒获。年轻的郭万纠结万分,他考虑到了革命的利益,也考虑到了朗德纳克最后的慈悲,通过郭万一系列激烈的思想斗争,雨果道出了自己的观点,革命的目的是为了人,建立起民主共和国的目的也是为了人,而在此时,处死良心发现、救出孩子的朗德纳克是有违人性的,革命的暴力手段与郭万的人道主义观念相悖。小说的最后,郭万放走了朗德纳克。在军事法庭上,面对遭受审判的郭万,铁面无私的西穆尔登毫不犹豫地遵守公安委员会的法令,将郭万送上了断头台。在郭万头颅落地的那一刻,西穆尔登一枪打穿了自己的心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两个灵魂,如同一对悲惨的姐妹,一起往上飞升。”
　　郭万为了人道主义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雨果一生信奉并且追寻的人道主义在这个富于争议的悲剧结局中得到了最淋漓尽致的体现,正如他自己所认为的,“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进步的革命浪潮不可逆转,但是一切历史和社会问题解决的终极目的却是人道主义,慈悲的爱是这位大作家用一生的时间所追寻的最高的碑,所有的一切都无法企及。
　　编辑/姚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