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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武门之变当时无论是宫城内还是宫城外，主要的武装力量基本上都控制在李渊和宫府手中。而李世民能够有恃无恐地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反客为主，设伏袭击李建成和李元吉，又一举断绝内外交通，从容不迫地部署善后措施，可不是光靠胆子大就能做到的。
李世民手中有牌，心里不慌。这张牌，就是李建成的心腹、玄武门守卫中郎将——常何。
估计在李建成死的那一刻，常何在他心中都是一个让他满意的好下属。
常何原本是李世民的部将，后来调任玄武门的禁卫长官。而最早看到这一职位重要性的是魏征，他再一次展示出了准确惊人的战略眼光。
魏征立刻建议李建成将常何收编成心腹。李建成也确实这样做了。他刻意与常何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交好，常何也就这样投入了李建成的麾下。
正因为如此，李建成才有底气在明知李世民已经有所准备的情况下，大摇大摆地从玄武门入宫面圣。因为他心里清楚，玄武门的门禁掌握在常何手中，就凭秦王府的八百多士卒和一千猛将，即便是闹起事来，他马上可以调动的禁卫部队好歹也可以抵挡上半天，到那个时候，再调来宫府卫兵和其他禁卫军，给李世民来一个反包围，然后请李渊下旨明正李世民的叛逆之罪，岂不是将计就计的一出好戏？
千算万算，他就漏算了一条——常何是李世民刻意安排的双面间谍，是李世民授意常何接受了来自东宫的笼络，以一种新的身份隐藏起来，以便在最关键的时候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没有常何的许可，李世民带去的七十多名手下不可能从容不迫地埋伏在北衙这样的咽喉要地。在李世民分兵入宫之后，剩余的部下已是寥寥无几，没有常何出兵相助，怎么可能抵挡得住东宫和齐王府两千多人的猛攻？同样，若是没有常何做出的保证，李建成和李元吉也根本不敢贸然进宫，玄武门之变那天的一切都不可能发生。
李世民和李建成，一个是实干家，一个是理论家。李建成在深宫中待得实在太久了，过去在战场上养成的警惕性完全被消磨了。他天天都坐在自己的太子宝座上“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然而他忘记了一个最简单的道理——计划再周密，策略再高明，都需要有人去一一落到实处。假如这个执行人出了问题，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常何被顺利收编过来，这让李建成心里感到无比踏实。不过很可惜，自认为玩弄政治权谋算得上高手的李建成，始终站在沙丘之上。
而有过丰富实战经验的李世民当然明白，再好的棋局，再大的优势，也极有可能毁在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上。在下定决心之前，李世民已经在脑海中将整场政变的详细过程排演了千百遍。
哪里有可能成为致命的死穴？李元吉！他最有可能成为那个意外的一环。
这个不成器的弟弟跟李世民最久，他最了解李世民，所以他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劝李建成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将李世民除掉。这也源于他心中对李世民的恐惧——在战场上，李世民从来都是一个做事决绝的人——跟李世民久了，他倒也学了个神不似而形似。不过，李世民倒从来没有担心过李元吉对自己的防备，因为他知道李建成根本不会采纳李元吉的主张。
李世民担心的是另一件事情——李元吉高超的箭术！
在诸位兄弟之中，李世民向来以善射著称，然而很少有人知道，李元吉和李世民一样，也是一位神箭手。他从小就拿俘虏作为可以移动的活靶子来取乐，要说嗜血暴虐，谁也不及他。而且，李元吉从来都是弓箭不离身。这样一来，他的存在实际上就对李世民构成了最大的威胁。要知道，玄武门前狭路相逢，任何意外都有可能发生，绝不能让这个“安全隐患”将李世民的萬全之策毁于一旦。
于是，李世民给常何安排了一个更为重要的任务：让他利用作为李建成和李元吉心腹的身份，偷偷用做过手脚的弓替换了王府中李元吉的专用弓箭。这才有了在玄武门前，本欲将李世民除之而后快的李元吉竟然连拉三次都拉不开弓的戏剧性场景。这在后来的国史中被说成是“再三不彀”。看到这段记录的人当然不会去深究其中的原因，而不知道的人也许会猜测：要么就是李元吉这个纨绔子弟功夫太差，要么就是他做贼心虚，心情太过紧张所致。
而这其中的真相，只有李世民和常何知道。也正因为如此，李世民登基之后，跟随李世民参与事变的所有人都得到了高官厚爵，就连原来李建成和李元吉的手下也多有加官晋爵者。唯独常何，在玄武门之变过去了五年之后，还仅仅是一个中郎将。在他向李世民推荐了马周之后，李世民也才奖励了他300匹锦帛。
是李世民太吝啬了吗？不是，只是因为常何在整场事变中的作用太过于敏感，李世民没办法像对待其他人那样给予他犒赏。大家都知道，李世民是一个有恩必报的人。如果对常何大加犒赏，岂不是会让所有人都把目光集中在常何的身上？
有些秘密，是一辈子都不能说的，这个道理，常何也明白，所以他选择了终生沉默。仅仅是在贞观十二年（638年）的时候，已调任右屯卫将军的他才鼓起勇气向李世民提出：他的父亲到现在还只是一个平民百姓，一辈子心愿未了，希望李世民能格外开恩赏他父亲一个官衔，好荣归故里。在这样的情况下，李世民才授予了常何的父亲常绪“朝散大夫”这个荣誉性的官职。一直到常何死后，才由宰相李义府在为他撰写的墓志铭中留下了“九年六月四日令总北门之寄”这样一句含糊其词的话语。也正是这样一句云山雾罩的赞扬之词，点出了常何的真正身份。
很多时候，扭转历史走向的关键，往往是这样一些细节，以及这样一些不起眼的小人物。在随后漫长的治官生涯中，它随时提醒着李世民——懂得抓大放小固然是为政不易之道，然而对那些身处敏感位置上的“小人物”“小细节”，自己的监管也一定要落到实处，不能轻易让一个漫不经心的疏忽毁掉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
（摘自《百家讲坛》）
李世民手中有牌，心里不慌。这张牌，就是李建成的心腹、玄武门守卫中郎将——常何。
估计在李建成死的那一刻，常何在他心中都是一个让他满意的好下属。
常何原本是李世民的部将，后来调任玄武门的禁卫长官。而最早看到这一职位重要性的是魏征，他再一次展示出了准确惊人的战略眼光。
魏征立刻建议李建成将常何收编成心腹。李建成也确实这样做了。他刻意与常何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交好，常何也就这样投入了李建成的麾下。
正因为如此，李建成才有底气在明知李世民已经有所准备的情况下，大摇大摆地从玄武门入宫面圣。因为他心里清楚，玄武门的门禁掌握在常何手中，就凭秦王府的八百多士卒和一千猛将，即便是闹起事来，他马上可以调动的禁卫部队好歹也可以抵挡上半天，到那个时候，再调来宫府卫兵和其他禁卫军，给李世民来一个反包围，然后请李渊下旨明正李世民的叛逆之罪，岂不是将计就计的一出好戏？
千算万算，他就漏算了一条——常何是李世民刻意安排的双面间谍，是李世民授意常何接受了来自东宫的笼络，以一种新的身份隐藏起来，以便在最关键的时候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没有常何的许可，李世民带去的七十多名手下不可能从容不迫地埋伏在北衙这样的咽喉要地。在李世民分兵入宫之后，剩余的部下已是寥寥无几，没有常何出兵相助，怎么可能抵挡得住东宫和齐王府两千多人的猛攻？同样，若是没有常何做出的保证，李建成和李元吉也根本不敢贸然进宫，玄武门之变那天的一切都不可能发生。
李世民和李建成，一个是实干家，一个是理论家。李建成在深宫中待得实在太久了，过去在战场上养成的警惕性完全被消磨了。他天天都坐在自己的太子宝座上“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然而他忘记了一个最简单的道理——计划再周密，策略再高明，都需要有人去一一落到实处。假如这个执行人出了问题，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常何被顺利收编过来，这让李建成心里感到无比踏实。不过很可惜，自认为玩弄政治权谋算得上高手的李建成，始终站在沙丘之上。
而有过丰富实战经验的李世民当然明白，再好的棋局，再大的优势，也极有可能毁在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上。在下定决心之前，李世民已经在脑海中将整场政变的详细过程排演了千百遍。
哪里有可能成为致命的死穴？李元吉！他最有可能成为那个意外的一环。
这个不成器的弟弟跟李世民最久，他最了解李世民，所以他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劝李建成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将李世民除掉。这也源于他心中对李世民的恐惧——在战场上，李世民从来都是一个做事决绝的人——跟李世民久了，他倒也学了个神不似而形似。不过，李世民倒从来没有担心过李元吉对自己的防备，因为他知道李建成根本不会采纳李元吉的主张。
李世民担心的是另一件事情——李元吉高超的箭术！
在诸位兄弟之中，李世民向来以善射著称，然而很少有人知道，李元吉和李世民一样，也是一位神箭手。他从小就拿俘虏作为可以移动的活靶子来取乐，要说嗜血暴虐，谁也不及他。而且，李元吉从来都是弓箭不离身。这样一来，他的存在实际上就对李世民构成了最大的威胁。要知道，玄武门前狭路相逢，任何意外都有可能发生，绝不能让这个“安全隐患”将李世民的萬全之策毁于一旦。
于是，李世民给常何安排了一个更为重要的任务：让他利用作为李建成和李元吉心腹的身份，偷偷用做过手脚的弓替换了王府中李元吉的专用弓箭。这才有了在玄武门前，本欲将李世民除之而后快的李元吉竟然连拉三次都拉不开弓的戏剧性场景。这在后来的国史中被说成是“再三不彀”。看到这段记录的人当然不会去深究其中的原因，而不知道的人也许会猜测：要么就是李元吉这个纨绔子弟功夫太差，要么就是他做贼心虚，心情太过紧张所致。
而这其中的真相，只有李世民和常何知道。也正因为如此，李世民登基之后，跟随李世民参与事变的所有人都得到了高官厚爵，就连原来李建成和李元吉的手下也多有加官晋爵者。唯独常何，在玄武门之变过去了五年之后，还仅仅是一个中郎将。在他向李世民推荐了马周之后，李世民也才奖励了他300匹锦帛。
是李世民太吝啬了吗？不是，只是因为常何在整场事变中的作用太过于敏感，李世民没办法像对待其他人那样给予他犒赏。大家都知道，李世民是一个有恩必报的人。如果对常何大加犒赏，岂不是会让所有人都把目光集中在常何的身上？
有些秘密，是一辈子都不能说的，这个道理，常何也明白，所以他选择了终生沉默。仅仅是在贞观十二年（638年）的时候，已调任右屯卫将军的他才鼓起勇气向李世民提出：他的父亲到现在还只是一个平民百姓，一辈子心愿未了，希望李世民能格外开恩赏他父亲一个官衔，好荣归故里。在这样的情况下，李世民才授予了常何的父亲常绪“朝散大夫”这个荣誉性的官职。一直到常何死后，才由宰相李义府在为他撰写的墓志铭中留下了“九年六月四日令总北门之寄”这样一句含糊其词的话语。也正是这样一句云山雾罩的赞扬之词，点出了常何的真正身份。
很多时候，扭转历史走向的关键，往往是这样一些细节，以及这样一些不起眼的小人物。在随后漫长的治官生涯中，它随时提醒着李世民——懂得抓大放小固然是为政不易之道，然而对那些身处敏感位置上的“小人物”“小细节”，自己的监管也一定要落到实处，不能轻易让一个漫不经心的疏忽毁掉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
（摘自《百家讲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