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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余年GDP年均增长近10%的骄人成绩，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改变了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的报告称，中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实际人均GDP在过去30年增长了近30倍， 世界银行已将中国列入中高收入经济体。然而同样在这段时间，中国也从一个收入分配比较平均的经济体变成了收入不平等的经济体，而且各方面的数据显示，中国收入分配的畸变是全方位的，包括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差距，等等。于是一个事实非常清晰：至少在过去的30余年，收入分配情况的畸变并没能阻止中国经济增长的高速度。可是从上一届政府后期开始，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逐渐面临巨大的下行压力。起初以为是受到欧美经济危机的影响，用几万亿刺激一下度过这个时期经济就会好起来，可到2013年美国经济已经复苏且欧债危机得到了控制，我国经济下行的压力反而更大，于是放弃了“保八”的传统。我们需要在这个关键时刻认真地思考和回答如下问题：中国经济的这种转折性表现是由什么关键因素导致的？中国经济会继续高速发展成为发达经济，还是会遭遇很多发展中国家落入的“中等收入陷阱”？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改革才能够提振全局？
问题的关键：第三产业升级的困境
一个经济体走向发达的道路一般要经历从农业主导到制造业主导再到服务业主导的过程。这个过程被称为“产业升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库兹涅茨教授指出一个国家的收入分配将随着产业升级展现出倒“U”的曲线趋势，也就是在发展的早期收入差距扩大，后期收入差距缩小。这个过程也伴随着中产阶级的壮大。他特别提到产业结构的变化升级是这背后的主要因素。笔者对1990年至2010年的中国基尼系数作了计量研究后发现：服务业的增长率对中国的收入差距具有决定性的解释力，这和库兹涅茨的理论是一致的。
随着人们收入的提高，更多的收入会被消费在服务方面。而多数人更高的收入，来自于相对公平的分配，否则就会造成只有少数人具有高消费能力，即所谓“需求不足”。如此收入分配不公就会导致所谓“产能过剩”。对制造业来说，产能过剩可以通过增加出口来部分化解，而服务业的特性之一是大部分产品无法出口，因此“内需”就特别重要。这也是为什么越到接近发达经济的产业结构，中国的出口拉动模式越不起作用的原因，而不是因为所谓外需不足导致。对中国而言，外需回落只是使得我国经济增长中的固有问题更加显著，而不是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
另一方面，经济向服务业主导进行转型是因为服务业带来的附加值更高，因此服务业化也是使得整个经济效率更高的过程，这也是为什么服务业化伴随着工资率的提高以及收入不平等的下降。所以当制造业的发展到了成熟期，边际收益大大低于服务业，一个经济就会寻求转型为以服务业为主导，技术的升级同时自动完成。库兹涅茨的倒“U”曲线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完成的，大多数发达经济体都经历过这条发展道路。
中国的服务业经济发展其实在改革的早期就开始了，因为服务业具有资本密集和劳动力密集的双重特性。低端服务业一般是劳动力相对密集，比如餐饮业，但服务业的主体是以资本密集为特性的高端服务业，比如金融业和电信业。从统计数据可以发现，在1990至2010这段时间内没有任何一年服务业的增长率超过制造业。考虑到房地产也属于服务业，如果去除地产泡沫的因素，中国服务业的发展更为迟缓。
制度化租金：中国经济升级艰难的根本原因
这是一个双向的因果关系：当中国出现增长所要求的“内需不足”信号（因为分配失衡）时，就是服务业的发展已经被压抑了；反过来，分配的失衡也影响了服务业的发展。这种困境背后是深层次的制度原因。
研究表明，中国绝大多数的资本密集型企业都是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体制内”经济， 保守估计超过70%的银行商业贷款流向了国企，众多资本密集的服务行业被国企垄断。在2007年国有服务业部门的雇佣比例占整体服务业的77%，在制造业仅占15%。而民营经济的主体被挤压在“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中，尤其是制造业。这种格局造成了中国的服务业发展被压抑，制造业发展速度始终高于服务业。
这种产业格局形成的背后是制度的约束：中国关于“体制内”和“体制外”两种经济的划分，城乡两种户口的划分，事实上是将“租金”的差异制度化，从而约束和扭曲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市场化流动，并使寻租行为无处不在，其结果不仅降低了经济效率，扩大了收入不公，也约束了产业升级，阻碍了经济增长潜力的实现。
任何一种经济都有寻租行为，但是中国制度化的租金使得情况更为严重：除了制度设计问题，还有“关系”文化的传统和法治的缺陷，这三种力量的结合使得市场经济的公平性被寻租行为破坏。除非我们将制度上的不平等打破，整体经济的产出才会实现最大化，产业升级才能顺利进行，中国经济才能够成为发达经济。
在制度改革相对落后的情况下，寻租空间随着中国的经济增长日益扩大。这种扩大对经济的破坏远远超出一般的估计，因为其负面影响随着寻租空间的扩大是呈“凸性”变化的，也就是负面作用增长的速度越来越快，最终会压抑经济的正常成长。这种凸性变化主要来自两个层面：一是其直接造成的负面影响——随着不公平程度的提高，经济效率也受到越来越大的影响；二是寻租行为带来了巨大的机会成本——当资源的利用受到寻租行为的扭曲，无法做到“物尽其用，人尽其才”时，经济成长的潜力便无法实现。经济史已然证明：如果一个经济体的成长无法有效约束“寻租空间”的扩大，无一例外都将跌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法治化的市场经济则是通往发达的唯一和根本途径。
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发展潜力依然很大，重要的是将这种潜力发挥出来。2013年的中国经济，已经处于通往发达的关键时期。在这个当口，中国经济面临的许多问题不是单纯依靠政策改革能够解决的，治標更需治本，制度的改革是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在不断推动改革的过程中寻求动态平衡和稳定，是兴邦之要，走回头路或者畏首畏尾都是对历史使命缺乏智慧和勇气的表现，是实现“中国梦”必须扫除的障碍。
（作者系经济学者、留德经济学博士）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12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问题的关键：第三产业升级的困境
一个经济体走向发达的道路一般要经历从农业主导到制造业主导再到服务业主导的过程。这个过程被称为“产业升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库兹涅茨教授指出一个国家的收入分配将随着产业升级展现出倒“U”的曲线趋势，也就是在发展的早期收入差距扩大，后期收入差距缩小。这个过程也伴随着中产阶级的壮大。他特别提到产业结构的变化升级是这背后的主要因素。笔者对1990年至2010年的中国基尼系数作了计量研究后发现：服务业的增长率对中国的收入差距具有决定性的解释力，这和库兹涅茨的理论是一致的。
随着人们收入的提高，更多的收入会被消费在服务方面。而多数人更高的收入，来自于相对公平的分配，否则就会造成只有少数人具有高消费能力，即所谓“需求不足”。如此收入分配不公就会导致所谓“产能过剩”。对制造业来说，产能过剩可以通过增加出口来部分化解，而服务业的特性之一是大部分产品无法出口，因此“内需”就特别重要。这也是为什么越到接近发达经济的产业结构，中国的出口拉动模式越不起作用的原因，而不是因为所谓外需不足导致。对中国而言，外需回落只是使得我国经济增长中的固有问题更加显著，而不是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
另一方面，经济向服务业主导进行转型是因为服务业带来的附加值更高，因此服务业化也是使得整个经济效率更高的过程，这也是为什么服务业化伴随着工资率的提高以及收入不平等的下降。所以当制造业的发展到了成熟期，边际收益大大低于服务业，一个经济就会寻求转型为以服务业为主导，技术的升级同时自动完成。库兹涅茨的倒“U”曲线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完成的，大多数发达经济体都经历过这条发展道路。
中国的服务业经济发展其实在改革的早期就开始了，因为服务业具有资本密集和劳动力密集的双重特性。低端服务业一般是劳动力相对密集，比如餐饮业，但服务业的主体是以资本密集为特性的高端服务业，比如金融业和电信业。从统计数据可以发现，在1990至2010这段时间内没有任何一年服务业的增长率超过制造业。考虑到房地产也属于服务业，如果去除地产泡沫的因素，中国服务业的发展更为迟缓。
制度化租金：中国经济升级艰难的根本原因
这是一个双向的因果关系：当中国出现增长所要求的“内需不足”信号（因为分配失衡）时，就是服务业的发展已经被压抑了；反过来，分配的失衡也影响了服务业的发展。这种困境背后是深层次的制度原因。
研究表明，中国绝大多数的资本密集型企业都是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体制内”经济， 保守估计超过70%的银行商业贷款流向了国企，众多资本密集的服务行业被国企垄断。在2007年国有服务业部门的雇佣比例占整体服务业的77%，在制造业仅占15%。而民营经济的主体被挤压在“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中，尤其是制造业。这种格局造成了中国的服务业发展被压抑，制造业发展速度始终高于服务业。
这种产业格局形成的背后是制度的约束：中国关于“体制内”和“体制外”两种经济的划分，城乡两种户口的划分，事实上是将“租金”的差异制度化，从而约束和扭曲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市场化流动，并使寻租行为无处不在，其结果不仅降低了经济效率，扩大了收入不公，也约束了产业升级，阻碍了经济增长潜力的实现。
任何一种经济都有寻租行为，但是中国制度化的租金使得情况更为严重：除了制度设计问题，还有“关系”文化的传统和法治的缺陷，这三种力量的结合使得市场经济的公平性被寻租行为破坏。除非我们将制度上的不平等打破，整体经济的产出才会实现最大化，产业升级才能顺利进行，中国经济才能够成为发达经济。
在制度改革相对落后的情况下，寻租空间随着中国的经济增长日益扩大。这种扩大对经济的破坏远远超出一般的估计，因为其负面影响随着寻租空间的扩大是呈“凸性”变化的，也就是负面作用增长的速度越来越快，最终会压抑经济的正常成长。这种凸性变化主要来自两个层面：一是其直接造成的负面影响——随着不公平程度的提高，经济效率也受到越来越大的影响；二是寻租行为带来了巨大的机会成本——当资源的利用受到寻租行为的扭曲，无法做到“物尽其用，人尽其才”时，经济成长的潜力便无法实现。经济史已然证明：如果一个经济体的成长无法有效约束“寻租空间”的扩大，无一例外都将跌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法治化的市场经济则是通往发达的唯一和根本途径。
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发展潜力依然很大，重要的是将这种潜力发挥出来。2013年的中国经济，已经处于通往发达的关键时期。在这个当口，中国经济面临的许多问题不是单纯依靠政策改革能够解决的，治標更需治本，制度的改革是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在不断推动改革的过程中寻求动态平衡和稳定，是兴邦之要，走回头路或者畏首畏尾都是对历史使命缺乏智慧和勇气的表现，是实现“中国梦”必须扫除的障碍。
（作者系经济学者、留德经济学博士）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12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