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一定对自己的记忆非常自信，毕竟，那是你的记忆。它記录你的个人信息：你是谁，打哪儿来，经历的成功与失败，以及你的喜恶。它帮你区分敌友，甚至警告你不要吃太多雪糕，因为过往放纵自己的后果不堪回首。
　　可是，你对你的记忆真的那么确信吗？
　　如果你与洛特斯（Elizabeth Loftus）有过交流，恐怕就不会那么言之凿凿了。洛特斯是一个认知心理学家，任职于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她对人类记忆的持续性和准确性深有研究。她证明了即便是人们自认为确信无比的记忆，也可能和事实相差甚远。正是洛特斯的研究使法律体系的人意识到，人的记忆可不是录音机，事实上，人的记忆更像是维基百科上的词条，它根据大家的认知和假设而生，而且总是不断变化。

不可靠的证词

　　早在1974年，洛特斯就做了一个关于车祸记忆的实验。她向志愿者播放大量关于车祸的影像，并要求他们回忆自己所看到的。结果，志愿者的答案由于她的发问措辞不同而出现差异。
　　比如，她要求志愿者估计肇事车辆车速。当她的措辞是“车子猛撞在一起时”，志愿者得出的平均车速会比她使用“两车碰撞时”要快7英里/时。一周后，她再次使用类似“车子猛撞在一起时”的措辞要求志愿者回忆车祸现场，一些志愿者竟然臆想出了“挡风玻璃爆裂”的场景。
　　即便一些看上去细枝末节的词汇，也能影响目击者的判断。她分别用“一盏撞坏的车前灯”和“那盏撞坏的车前灯”进行试探，结果发现志愿者听到“那盏”时，会有更大可能性确认自己曾看到过“撞坏的车前灯”—即使“撞坏的车前灯”并不曾出现在影像中。
　　洛特斯认为，警察错就错在话太多了，因为他们总是不肯等目击者开口，就匆匆在问讯中有意无意地把自己所相信的犯罪事实透露给证人，这就有可能歪曲证人的记忆。
　　当一组证人先后指认嫌疑犯时，这种误导效应会更明显。洛特斯的研究指出，让记忆识别面孔一样靠不住。如果一名证人正好听到其他证人或警员描述的嫌疑犯的面部特征，他就很可能依据所听得的讯息来描述嫌疑犯。
　　这也不能全怪警察。能影响判断的信息广泛存在，特别对于公众事件，证人之间会互相交谈，他们看到其他证人的证词，媒体上也在输出不同的消息源。所有这些信息，都可能补充、扭曲或污染他们的记忆。
　　洛特斯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为数百个案子做相关的测试和顾问，其中不乏曝光度很高的案例，如“山腰绞杀者”案（一起震惊洛杉矶的连环杀人案）和一些关于迈克尔·杰克逊的案子。
　　即便是为那些被普遍认为是罪犯的人辩护，她也不觉得困扰。DNA测试已经为成百上千的嫌疑人洗刷了冤屈，而他们往往都是因为不可靠的证词被推定为有罪。

“失而复得”的记忆

　　洛特斯最成功同时也是最具争议的研究莫过于她始于1990年代对捏造记忆的研究。
　　1990年，她曾参与一起离奇案件，对名为弗兰克林（George Franklin）嫌疑人施以援手。起因是弗兰克林20多岁的女儿艾琳（Eileen Franklin）忽然宣称自己回忆起了父亲曾在她孩提时代对她实施性侵，并杀害了她的一名玩伴。公诉人相信艾琳由于受到过度刺激而失忆，如今却又偶然捡起这段回忆。
　　洛特斯在审判中力证记忆的不可靠性，但当时她对此类“被压抑记忆”的研究还不够。弗兰克林最后被定罪，洛特斯也重新回到实验室，开启了她新的研究—捏造记忆。
　　在一系列的研究后，洛特斯怀疑艾琳的心理治疗师可能诱导了她指证自己的父亲。治疗师会提出一些倾向性的问题，导致病人去建构一个可能没有发生过的事件。举例来说，如果一位女士饮食失调，她的治疗师可能会说“八成的饮食失调症患者都曾被性侵，你是否也经历过？”然后治疗师可能会帮助患者努力回忆起可能根本不存在的性侵事件。
　　当然，这远不足以让洛特斯给“失而复得”的记忆证伪，但却说明了人为植入一段捏造出的创伤记忆是有可能的。
　　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个想法，1995年，洛特斯招募了24名学生以及他们的家人参与实验，以求进一步明确捏造记忆的形成过程。她要求学生们的家人向她提供三件学生在孩提时代发生的真实事件，并将这些事情分别写到纸片上放进袋子里，同时掺上一张写着捏造记忆的纸片，这个捏造出来的事件是关于一次在购物过程中和家人走失了的经历，里面掺杂的一些细节是真实的，比如那家商店的确存在而且童年经常去，同去的同伴名字也是真的，当时也的确常和他们在一起逛街。
　　学生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研究人员告知袋子中的四张纸片皆记录着真实的记忆，而且故事都是他们的家人提供的。打开袋子后，研究人员检测学生们是否还对纸片上的事有记忆、确信程度又有多少。接下来，他们还要求学生们回忆事件细节。
　　最终，7名学生号称“回忆”起了那桩实为捏造出来的走失事件，还有许多学生在回忆中添油加醋。
　　洛特斯相信，这个实验验证了，一个正常人完全可以被带有倾向性的语言所诱导，拾起被给予的“记忆”，或在记忆中添加虚假细节。
　　她继续实验，结果志愿者相信自己真的打开了尘封的记忆匣子：他们徒手打碎过玻璃窗、见证过缉毒行动，在三岁时被硬物呛到过气管，或经历过其他创伤。
　　既然有些创伤记忆是可以被捏造出来的，而且我们暂时无法分辨真假，洛特斯认为，不能就此轻易凭此锁定嫌疑人。

植入记忆的妙用

　　洛特斯很快延伸了她的研究，她想知道，是否能通过捏造记忆影响人们的行为习惯。她设想，如果让人们相信儿时有一段关于有不良的饮食习惯的不愉快记忆，他们会否修正现有的饮食习惯？
　　使用之前发现的植入捏造记忆的方法，她为志愿者建构了一段儿时因过量食用草莓雪糕而生病的记忆。
　　一周后，许多志愿者已经自发为这段记忆添加了更多细节，例如生病的时间，洛特斯将此命名为“丰富虚假记忆”。随后，不出所料，志愿者根据记忆调整了自己的饮食习惯。 　　只要稍作调整，这样的方法在帮助人类对抗肥胖问题上就有不错的前景。虽然让治疗师欺骗病人不大好，父母总可以让小孩相信自己不爱吃雪糕或其他肥胖食品吧。当然，还是有批评者觉得这是鼓励对儿童撒谎，也不道德。洛特斯反驳：“到底孰轻孰重？你要肥胖以及由此引发的其他疾病，还是要一小段虚假的记忆？”
　　斯查特（Schacter）是洛特斯的同行，他反对将记忆研究称为“玩弄人们的思想”，他认为记忆研究是在评估人类记忆的极限和准确性，“人们通常对回忆深信不疑，但其实这东西很玄乎。”
　　今年，洛特斯与人合著了一本书，讨论酒精、政治和高压事件如何影响记忆。书中，她的研究团队把之前实验中的草莓雪糕替换成伏特加和朗姆酒。洛特斯认为这一方法同样会是酗酒者的福音。此外，她位于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实验室，也在试图分析个体差异对记忆变更的敏感程度造成的影响。
　　对于道德红线，洛特斯很警惕。她曾在军队里将捏造记忆植入士兵脑中，以让他们接受被俘生存训练，但相关文章发表后她却有点担心，这可能会被人甚至是坏人拿来做坏事，去污染别人的记忆。
　　但是她最后还是认为公布植入记忆的方法是有意义的，至少人们由此意识到如何保护自己的记忆，这要比隐匿这种方法来得好。

失真或許是好事

　　2006年，洛特斯参加了一个关于记忆抑制药物的法律影响和道德问题的研讨会。会上有人讨论说，神经学家在帮助人们抑制创伤记忆的药物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但这些药物也可能干预司法公正。
　　这给了洛特斯灵感，她立即开始了新的实验。她到处问人，如果在犯罪活动中不幸被殃及，是否愿意服药抑制这段不好的回忆。八成的人拒绝了这个提议。洛特斯想，这可能是受害者想保留对施害者的不利证据。于是她重新调查，这次，场景变成了目睹亲密战友在海外战争中被土制炸弹炸伤，但同样有八成人不愿服药。
　　洛特斯继续加码，她向人们解释创伤后应激障碍会从不同的渠道影响正常生活，人们还是不愿意服药。
　　这样的情况，宣示了人们对自己的记忆是十分珍视的—即便不堪回首，也不愿它随风飘逝。这也许是为什么洛特斯有时也会对自己手头的工作产生抵触情绪。就像揭穿皇帝的新衣，这项工作总是告诉人们，他们珍视的记忆“含金量”并不高，但人们并不愿意面对这个事实。
　　其实，即便人们没有让心理学家在实验室中扭曲自己的记忆，也总是不自觉地扭曲它。在人们惯有的记忆中，得过的考试分数总是比实际的高，投票次数总是比实际的多，记忆中自己的小孩说第一句话、走出第一步的时间也总比实际的早。洛特斯将这种行为命名为“自吹自擂型记忆”。
　　我们总愿意在记忆中将自己塑造得比实际更光辉一点，这未必是坏事。科学家说，那些记忆准确的人，比起普通人，性格更压抑沮丧。看来记忆有一点失真，也还是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