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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作为长期主管高等教育工作的教育部原副部长,以及现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周远清对于中国高等教育改革进程和远景的认识都有着不可忽视的战略性和权威性。
在回答对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认识与理解时,周远清会长提出要把一个高等教育强国带入小康社会。而针对记者提出的文理分科问题,他着重论述了中国大学实施人文教育的重要思想,认为若要真正实现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有机、和谐相融,就决不仅仅是在学校内部打破“文理分科”建制,而是要在全社会传输一种文理并重的观念。另外,面对当今的教育热点话题——教育国际化,周远清也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并在访谈结束后为我刊写下“扩大国际视野增强民族情怀”的希望。在整个采访过程中,周远清思路敏捷、言简意赅,对很多问题的看法和建议可谓一语中的。
采访当日正值寒冬,但伴着周老家中幽幽兰花香,一股股温暖的气流不时在我们心底涌动。也许,这正映射了当今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历史进程。虽然正处于非常关键的历史时机,但只要有了先进的教育理念,以及全体高等教育战线工作者的拼搏和努力,相信中国的高等教育终会在世界高等教育领域中拥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晴空。为此,我们将与所有工作在高等教育战线或关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人们一样,欣然并勇于迎接各种困难和挑战!
记者:按照您曾总结的改革开放以来高等教育改革经历的三个阶段,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处于以提高教育质量为主要任务的第三个阶段,而这一任务也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的主要关注点。目前,这一阶段的任务实现情况如何?
周远清:这个问题确实是我一直比较关注的。1992年我进入教育部(当时为国家教委)工作,在跨世纪的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我既是高等教育改革的经历者,也是部分重要改革的参与者。我曾经用三句话归纳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进程,即:大改革、大发展、大提高。所谓大改革,是指中国经历了一系列对高等教育来说至关重要的改革,并产生了重要效果,使中国的高等教育基本上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求,打破了过去“一包二统”、条块分割,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求的制度。应该说,改革的成效很大。如果不经历这场改革的话,一直处于高度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高等教育很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求。
在很多场合和文章中,我曾经将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归纳为五大方面,即:高等教育办学体制、宏观管理体制、经费筹措体制、招生就业体制、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这里我并不想再重复解释,只想补充两句。经过多年,我们已对中国高等教育结构进行了很大调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建立了71所(现在已经有72所)国家管理的学校,这批学校是我国各行各业的领头学校,为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在当时进行规划时,我们就希望将这些学校建成高等教育领域中的“国家队”。关于“国家队”这个词,因为怕引起社会公众和一些学校的误会,所以之前几乎没有这种提法。称其为“国家队”并不是说它们在各个方面都比其他学校强,但它们确实具有极强的代表性。对于由教育部主管的这72所学校的发展情况,我曾经做过了解,并且和其中的一部分大学校长进行过或长或短的探讨。他们普遍有两大体会,其中最深的体会,就是认为他们的办学思想和观念、办学规范、学校管理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72所高校中,除了原来教育部所属的36所之外,其他学校之前都分属于各部委,如电子部、机械部等。与之前主要由行业办学相比,这些高校校长普遍承认,在归属于教育部并经历一系列调整之后,学校无论在办学理念和思想,还是学校管理和办学规范上,都上了一个很大的台阶。对于这一体会,很多大学校长几乎是异口同声。另外,他们普遍感到,由于国家财政的大力支持,学校在办学经费和投入上得到了很大提高,所以学校发展的速度比较快。应该说,这是高等教育结构发生的一个非常大的变化,为中国成为高等教育强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我国在地市一级建设了一批本科院校,共有三百多所。在中国的地市一级设立本科学校是多年来很多专家学者还有各地方的迫切要求,因为这会极大地促进地方的发展。本着这种观念,在近些年的高等教育大改革和大发展过程中,我们不断进行调整,在地市一级建设了一批本科院校,并明确规定,学校要直接为地方服务,为各地市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服务。我接触过一部分地方学校,发现它们的定位都很准确,尽管有些在发展过程中不免困难重重,但总体来说发展态势不错。我想,再过十几年,这些学校一定会对地市一级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起到很大的作用。
以上所述高等教育结构调整,加上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等其他一系列改革措施,为培养具有更高素质的人才创造了一个更加综合的氛围,并由此带来了今日中国高等教育的大改革、大发展。我相信,历史会最终证明中国高等教育这次改革的效果。现如今,我们又面临着高等教育质量大提高的迫切要求。虽然近几年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比较快,并由此而成为世界上高等教育规模最大的国家,但由于中国教育基础比较薄弱,加之人口众多,因而目前又到了一个关键时刻,迎来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
正如你在问题中提到的,这一任务也是《纲要》的主要关注点。关于这个《纲要》,我想谈一下它的出台背景,以及如何从这几个背景中去理解《纲要》对于高等教育的要求。温家宝总理亲自担任《纲要》领导小组组长,组织了一个很大的专家学者队伍,并力争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对《纲要》进行广泛讨论。与之前国家出台的跨世纪的教育发展规划纲要相比,《纲要》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纲要》的目标年限是2020年,这是一个非常特殊且重要的年限,因为它与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关系相当密切,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21世纪的前一二十年,不仅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机遇期,也是中国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期,高等教育战线的同志们应该抓住这一关键时期展开深入研究。第二,从2010年到2020年,中国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纲要》一个非常重要的出台背景。第三,到2020年,按照国家规划,中国要跻身为创新型国家,其中尤其强调要加强自主创新,这对我们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纲要》正是力图在这一背景之下去达成以上目标。
在这一进程中,中国高等教育战线的同志们关于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意识越来越强,同时也深感任重而道远。陈至立同志曾在教育部部属院校咨询会议上提出,应该加快从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过渡的步伐。自此,中国开始广泛讨论关于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话题,很多专家学者纷纷著文发言,对此表示赞同。我也曾组织过一个投入力度比较大的课题,专门研究如何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我想,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研究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确什么叫高等教育强国;其次,要明确要不要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弄清楚世界上其他发达国家是否都已达到高等教育强国这个阶段;再次,要明确如何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我认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不是少数学校的问题,它涉及全国各级各类学校。但在这一过程中,今后仍然必须重点建设好一批重点院校,像目前的“985”和“211”院校。对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这个话题,今后不能仅限于高喊口号,而要去真正创建几所世界一流大学。事实上,关于高等教育强国并没有硬性指标,也没有固定机构对比进行评定,但我认为,其主要特征是高质量的办学水平为世界所公认。我们希望,到2020年前后,中国能有一两所或若干所大学达到世界一流大学水平,或者更准确、更现实地讲,更加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水平。当然,各级各类学校也要力争做强,创建自己的教育特色和强项。另外,我认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培养高素质、高质量人才的问题,这正是“钱学森之问”背后所隐含的真正问题,也是许多学校日益关注的问题,即如何提高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产生在世界上有影响力、在国际舞台有竞争力的大家或学者。回顾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这段历史,作为一名老教育工作者,我很兴奋,也非常期待高等教育下一个飞跃。
记者:您曾对人文教育的重要性有一种表述,即科学的成果到了一定程度,如果想要再提高一个水平,往往是一个人文的过程。能否谈一下这是一个怎样的人文过程?您对于目前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整体实施情况有何看法?
周远清:打个比方,从个人层面上,一个人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如果想要“更上一层楼”,这时就需要毅力、信心、坚韧和甘坐冷板凳的基本品质和精神。而从整个国家来说,这个人文过程是指一种文化过程。如果从短期看,以某所大学为例,如清华主要是培养工程师、各种技术人才和国家干部,好像并不能说是传承文化;但从历史角度看,大学是传承文化、创造文化、实践文化的场所。所以,学校的文化很重要,其中人文教育尤为重要。最近,著名的思想史专家张岂之先生就谈到,人文教育是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理念。对此,我表示赞同。
我之所以大力提倡在大学开展人文教育,是因为大学教育包括知识、能力、素质三要素。比如,评价一个人,我们可能会说他知识充足、能力很强,但是素质不高。相比之下,通识教育主要讲课程知识,而人文教育主要讲素质。那么什么叫素质?对此,张岂之先生曾有过论述,“‘素质’是一个具有深刻内涵的范畴,它包含德、智、体、美教育在内,最能体现教育方针。‘素质’范畴吸取了以往‘通’、‘专’问题论辩中的有益成果,同时又超越了它们的内容,提炼出更高层次的教育理念,准确地阐述了大学教育功能在于培养具有优秀综合素质的人才。‘素质’又是知识与能力的进一步深化发展,含有多种素质的内容,如思想道德素质、科学素质、文化素质、身体素质、心理素质等。”可见,素质不是凭一句话就能定义清楚,它反映了一个人的全面性或整体性特征。说实在话,对于今日大学的人文教育实施情况,我认为不太令人满意。虽然从整体来说,经过十五年的发展,大学的人文教育已有所起色,对于其重要性的认识已基本统一,但在实施过程中,还缺乏有力和有效的抓手,缺乏能激奋人心的东西。这也是我目前所忧虑的。
记者:您曾经说过:“教育在国际上没有共轨”,不主张在教育上“与国际接轨”,其主要含义是什么?
周远清: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化”是彻头彻尾的意思,所以中国人用“化”字特别小心。但既然经济已经或日益全球化,就必然带来教育国际化。所以,首先,我同意教育国际化的提法,而且认为还要不断提高其水平。我个人认为,所谓教育国际化,其实是一种视野。它是指,整个高等教育战线要站在国际的角度去培养人才。比如,对于此次金融危机,大学生不仅应该关注,而且要有自己的看法,这就体现了一种国际视野。总之,大学应该为国际经济社会发展去培养人才。但目前,中国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还不是很高,特别是与印度相比,我们在各种国际机构中服务的人才还很少。这必然会限制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充分发挥自身作用。所以我建议,今后还要不断提高国际化水平和视野,要使中国的高等教育进入世界国际高等教育大循环中。
尽管如此,我并不同意在教育上与国际接轨的提法。第一,世界各国教育并没有共轨,何来接轨?比如,美国的高等教育与英国就很不一样;就欧洲的高等教育而言,法国与德国又很不一样;再就亚洲来说,中国与日本又不一样。这只是谈及教育制度的不同,如果要分析世界各国的人才培养目标,我们还可以发现其中更多的差异。第二,教育既有上层建筑的属性,也有经济基础的属性;既有意识形态的属性,也有生产力的属性。中国的高等教育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但必须要有中国特色,建立在自己的根基之上,走自己的路。比如,此次抵御金融危机,中国就是凭借自己的看法和判断顺利通过难关。前不久,温家宝总理在接见科技工作者时也谈到,“金融危机的发生,是由于有些国家或个人重利轻义,把困难和危机转嫁给其他国家和社会,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一个道德问题。如果我们坚守我们的价值观和世界观,走有中国特色的道路,一定能克服这一难关。”以上是我对教育国际化的一些基本观点。
访谈人物简介
周远清,1939年5月5日出生于湖南省桂东县。1956年进入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本科学习,1966年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1966年~1992年,在清华大学先后担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历任教研组主任、副系主任、系主任、教务处长、副教务长、教务长、副校长。1992年调入原国家教委工作,先后担任高等教育司司长、国家教委专职委员。1995年被任命为国家教委副主任、委党组成员。1998年改任教育部副部长、部党组成员,分管高等教育工作。
2000年11月当选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四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五届委员会委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中国老教授协会会长。
在科学技术领域主要从事智能机器人的研究,以及三视图智能输入和理解系统的研究,曾任清华大学智能技术与系统国家实验室主任、清华大学机器人研究所所长等职务,兼任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有关国家实验室学术委员。
在教育领域深入研究高等教育理论和实践,勤于笔耕,发表了大量有关高等教育的论文,并先后主持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理论要点研究”和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项目“21世纪的中国高等教育”等大型课题的研究工作。
责任编辑 张 鹤
在回答对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认识与理解时,周远清会长提出要把一个高等教育强国带入小康社会。而针对记者提出的文理分科问题,他着重论述了中国大学实施人文教育的重要思想,认为若要真正实现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有机、和谐相融,就决不仅仅是在学校内部打破“文理分科”建制,而是要在全社会传输一种文理并重的观念。另外,面对当今的教育热点话题——教育国际化,周远清也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并在访谈结束后为我刊写下“扩大国际视野增强民族情怀”的希望。在整个采访过程中,周远清思路敏捷、言简意赅,对很多问题的看法和建议可谓一语中的。
采访当日正值寒冬,但伴着周老家中幽幽兰花香,一股股温暖的气流不时在我们心底涌动。也许,这正映射了当今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历史进程。虽然正处于非常关键的历史时机,但只要有了先进的教育理念,以及全体高等教育战线工作者的拼搏和努力,相信中国的高等教育终会在世界高等教育领域中拥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晴空。为此,我们将与所有工作在高等教育战线或关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人们一样,欣然并勇于迎接各种困难和挑战!
记者:按照您曾总结的改革开放以来高等教育改革经历的三个阶段,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处于以提高教育质量为主要任务的第三个阶段,而这一任务也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的主要关注点。目前,这一阶段的任务实现情况如何?
周远清:这个问题确实是我一直比较关注的。1992年我进入教育部(当时为国家教委)工作,在跨世纪的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我既是高等教育改革的经历者,也是部分重要改革的参与者。我曾经用三句话归纳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进程,即:大改革、大发展、大提高。所谓大改革,是指中国经历了一系列对高等教育来说至关重要的改革,并产生了重要效果,使中国的高等教育基本上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求,打破了过去“一包二统”、条块分割,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求的制度。应该说,改革的成效很大。如果不经历这场改革的话,一直处于高度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高等教育很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求。
在很多场合和文章中,我曾经将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归纳为五大方面,即:高等教育办学体制、宏观管理体制、经费筹措体制、招生就业体制、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这里我并不想再重复解释,只想补充两句。经过多年,我们已对中国高等教育结构进行了很大调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建立了71所(现在已经有72所)国家管理的学校,这批学校是我国各行各业的领头学校,为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在当时进行规划时,我们就希望将这些学校建成高等教育领域中的“国家队”。关于“国家队”这个词,因为怕引起社会公众和一些学校的误会,所以之前几乎没有这种提法。称其为“国家队”并不是说它们在各个方面都比其他学校强,但它们确实具有极强的代表性。对于由教育部主管的这72所学校的发展情况,我曾经做过了解,并且和其中的一部分大学校长进行过或长或短的探讨。他们普遍有两大体会,其中最深的体会,就是认为他们的办学思想和观念、办学规范、学校管理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72所高校中,除了原来教育部所属的36所之外,其他学校之前都分属于各部委,如电子部、机械部等。与之前主要由行业办学相比,这些高校校长普遍承认,在归属于教育部并经历一系列调整之后,学校无论在办学理念和思想,还是学校管理和办学规范上,都上了一个很大的台阶。对于这一体会,很多大学校长几乎是异口同声。另外,他们普遍感到,由于国家财政的大力支持,学校在办学经费和投入上得到了很大提高,所以学校发展的速度比较快。应该说,这是高等教育结构发生的一个非常大的变化,为中国成为高等教育强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我国在地市一级建设了一批本科院校,共有三百多所。在中国的地市一级设立本科学校是多年来很多专家学者还有各地方的迫切要求,因为这会极大地促进地方的发展。本着这种观念,在近些年的高等教育大改革和大发展过程中,我们不断进行调整,在地市一级建设了一批本科院校,并明确规定,学校要直接为地方服务,为各地市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服务。我接触过一部分地方学校,发现它们的定位都很准确,尽管有些在发展过程中不免困难重重,但总体来说发展态势不错。我想,再过十几年,这些学校一定会对地市一级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起到很大的作用。
以上所述高等教育结构调整,加上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等其他一系列改革措施,为培养具有更高素质的人才创造了一个更加综合的氛围,并由此带来了今日中国高等教育的大改革、大发展。我相信,历史会最终证明中国高等教育这次改革的效果。现如今,我们又面临着高等教育质量大提高的迫切要求。虽然近几年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比较快,并由此而成为世界上高等教育规模最大的国家,但由于中国教育基础比较薄弱,加之人口众多,因而目前又到了一个关键时刻,迎来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
正如你在问题中提到的,这一任务也是《纲要》的主要关注点。关于这个《纲要》,我想谈一下它的出台背景,以及如何从这几个背景中去理解《纲要》对于高等教育的要求。温家宝总理亲自担任《纲要》领导小组组长,组织了一个很大的专家学者队伍,并力争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对《纲要》进行广泛讨论。与之前国家出台的跨世纪的教育发展规划纲要相比,《纲要》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纲要》的目标年限是2020年,这是一个非常特殊且重要的年限,因为它与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关系相当密切,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21世纪的前一二十年,不仅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机遇期,也是中国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期,高等教育战线的同志们应该抓住这一关键时期展开深入研究。第二,从2010年到2020年,中国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纲要》一个非常重要的出台背景。第三,到2020年,按照国家规划,中国要跻身为创新型国家,其中尤其强调要加强自主创新,这对我们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纲要》正是力图在这一背景之下去达成以上目标。
在这一进程中,中国高等教育战线的同志们关于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意识越来越强,同时也深感任重而道远。陈至立同志曾在教育部部属院校咨询会议上提出,应该加快从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过渡的步伐。自此,中国开始广泛讨论关于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话题,很多专家学者纷纷著文发言,对此表示赞同。我也曾组织过一个投入力度比较大的课题,专门研究如何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我想,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研究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确什么叫高等教育强国;其次,要明确要不要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弄清楚世界上其他发达国家是否都已达到高等教育强国这个阶段;再次,要明确如何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我认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不是少数学校的问题,它涉及全国各级各类学校。但在这一过程中,今后仍然必须重点建设好一批重点院校,像目前的“985”和“211”院校。对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这个话题,今后不能仅限于高喊口号,而要去真正创建几所世界一流大学。事实上,关于高等教育强国并没有硬性指标,也没有固定机构对比进行评定,但我认为,其主要特征是高质量的办学水平为世界所公认。我们希望,到2020年前后,中国能有一两所或若干所大学达到世界一流大学水平,或者更准确、更现实地讲,更加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水平。当然,各级各类学校也要力争做强,创建自己的教育特色和强项。另外,我认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培养高素质、高质量人才的问题,这正是“钱学森之问”背后所隐含的真正问题,也是许多学校日益关注的问题,即如何提高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产生在世界上有影响力、在国际舞台有竞争力的大家或学者。回顾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这段历史,作为一名老教育工作者,我很兴奋,也非常期待高等教育下一个飞跃。
记者:您曾对人文教育的重要性有一种表述,即科学的成果到了一定程度,如果想要再提高一个水平,往往是一个人文的过程。能否谈一下这是一个怎样的人文过程?您对于目前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整体实施情况有何看法?
周远清:打个比方,从个人层面上,一个人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如果想要“更上一层楼”,这时就需要毅力、信心、坚韧和甘坐冷板凳的基本品质和精神。而从整个国家来说,这个人文过程是指一种文化过程。如果从短期看,以某所大学为例,如清华主要是培养工程师、各种技术人才和国家干部,好像并不能说是传承文化;但从历史角度看,大学是传承文化、创造文化、实践文化的场所。所以,学校的文化很重要,其中人文教育尤为重要。最近,著名的思想史专家张岂之先生就谈到,人文教育是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理念。对此,我表示赞同。
我之所以大力提倡在大学开展人文教育,是因为大学教育包括知识、能力、素质三要素。比如,评价一个人,我们可能会说他知识充足、能力很强,但是素质不高。相比之下,通识教育主要讲课程知识,而人文教育主要讲素质。那么什么叫素质?对此,张岂之先生曾有过论述,“‘素质’是一个具有深刻内涵的范畴,它包含德、智、体、美教育在内,最能体现教育方针。‘素质’范畴吸取了以往‘通’、‘专’问题论辩中的有益成果,同时又超越了它们的内容,提炼出更高层次的教育理念,准确地阐述了大学教育功能在于培养具有优秀综合素质的人才。‘素质’又是知识与能力的进一步深化发展,含有多种素质的内容,如思想道德素质、科学素质、文化素质、身体素质、心理素质等。”可见,素质不是凭一句话就能定义清楚,它反映了一个人的全面性或整体性特征。说实在话,对于今日大学的人文教育实施情况,我认为不太令人满意。虽然从整体来说,经过十五年的发展,大学的人文教育已有所起色,对于其重要性的认识已基本统一,但在实施过程中,还缺乏有力和有效的抓手,缺乏能激奋人心的东西。这也是我目前所忧虑的。
记者:您曾经说过:“教育在国际上没有共轨”,不主张在教育上“与国际接轨”,其主要含义是什么?
周远清: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化”是彻头彻尾的意思,所以中国人用“化”字特别小心。但既然经济已经或日益全球化,就必然带来教育国际化。所以,首先,我同意教育国际化的提法,而且认为还要不断提高其水平。我个人认为,所谓教育国际化,其实是一种视野。它是指,整个高等教育战线要站在国际的角度去培养人才。比如,对于此次金融危机,大学生不仅应该关注,而且要有自己的看法,这就体现了一种国际视野。总之,大学应该为国际经济社会发展去培养人才。但目前,中国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还不是很高,特别是与印度相比,我们在各种国际机构中服务的人才还很少。这必然会限制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充分发挥自身作用。所以我建议,今后还要不断提高国际化水平和视野,要使中国的高等教育进入世界国际高等教育大循环中。
尽管如此,我并不同意在教育上与国际接轨的提法。第一,世界各国教育并没有共轨,何来接轨?比如,美国的高等教育与英国就很不一样;就欧洲的高等教育而言,法国与德国又很不一样;再就亚洲来说,中国与日本又不一样。这只是谈及教育制度的不同,如果要分析世界各国的人才培养目标,我们还可以发现其中更多的差异。第二,教育既有上层建筑的属性,也有经济基础的属性;既有意识形态的属性,也有生产力的属性。中国的高等教育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但必须要有中国特色,建立在自己的根基之上,走自己的路。比如,此次抵御金融危机,中国就是凭借自己的看法和判断顺利通过难关。前不久,温家宝总理在接见科技工作者时也谈到,“金融危机的发生,是由于有些国家或个人重利轻义,把困难和危机转嫁给其他国家和社会,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一个道德问题。如果我们坚守我们的价值观和世界观,走有中国特色的道路,一定能克服这一难关。”以上是我对教育国际化的一些基本观点。
访谈人物简介
周远清,1939年5月5日出生于湖南省桂东县。1956年进入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本科学习,1966年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1966年~1992年,在清华大学先后担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历任教研组主任、副系主任、系主任、教务处长、副教务长、教务长、副校长。1992年调入原国家教委工作,先后担任高等教育司司长、国家教委专职委员。1995年被任命为国家教委副主任、委党组成员。1998年改任教育部副部长、部党组成员,分管高等教育工作。
2000年11月当选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四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五届委员会委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中国老教授协会会长。
在科学技术领域主要从事智能机器人的研究,以及三视图智能输入和理解系统的研究,曾任清华大学智能技术与系统国家实验室主任、清华大学机器人研究所所长等职务,兼任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有关国家实验室学术委员。
在教育领域深入研究高等教育理论和实践,勤于笔耕,发表了大量有关高等教育的论文,并先后主持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理论要点研究”和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项目“21世纪的中国高等教育”等大型课题的研究工作。
责任编辑 张 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