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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都会牵动国人的神经，然而让人失望的是，中国本土科学家的名字每年都无一例外地被列入诺贝尔奖“黑名单”之中，我们只能从侧面寻找那些诺贝尔获奖者中的“中国元素”。
有人对这种“诺奖情结”不以为然，告诫人们不要太在意诺贝尔奖。诚然，我们可以找出诺贝尔奖的种种缺陷，也可以种种理由贬低其意义；但是，我们依然以为，中国需要诺贝尔奖，特别需要诺贝尔科技奖，中国应该在世界科学领域有自己的位置。
据报道，中国目前科技人力资源总量超过4200万人，居世界第一位。中国拥有如此丰富的科技人才资源，按理说，中国在诺贝尔科技奖项上应该占有一席之地，但结果却并不足如此，占有少量人口的欧美反而成了诺贝尔奖的得奖大户。如美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的比例不到5%,获得诺贝尔科技奖的人数却占全球获得该奖人数的70%以上。这种强烈的反差，值得我们分析和思考。
第一，我国教育缺乏创新精神。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吴佑寿曾指出：制约我们获诺贝尔奖的关键因素在于我们缺乏创新精神，特别是有的决策者缺乏创新精神。而这种创新精神的缺乏在一定程度是由我国的现行教育体制所决定的。在现行教育体制下，衡量一个学校办学水平高低的唯一指标就是升学率。在升学率指挥棒的指挥下，学校的一切工作重心都是为了提高升学率，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对考试成绩的追求已达到一种疯狂的境地，死记硬背成了学生夺取高分的法宝。毫无疑问，这种教育方式始终无法培养出诺贝尔奖得主这样的创新型人才。
而这种创新型人才是具有创新思维的，他们往往能“异想天开”，如美国科学家都被鼓励以不同于常人的思维方式去思考，并鼓励他们具有创新精神和向各种假设提出挑战。一个事实是：在小学和中学阶段，美国在世界上的排名仅在第28位或30位，落后于瑞士、法国和德国。但在诺贝尔奖的排名上，美国是世界排名第一，而且，这个第一还将多年保持下去。
第二，我国原始性科技创新较为缺乏。按照诺贝尔的遗嘱，设立诺贝尔奖旨在奖励在物理学、化学、生理学和医学、文学以及和平领域（1968年又增加了经济学）里“对于人类作出最大贡献的人”。诺贝尔科技奖看重的是某位科学家对这一领域长期的、有革命意义的贡献，它所奖励的是原始性科技创新，是对人类整个文明、社会进步都有重大作用的基础科学研究。
诺贝尔科技奖是一个国家在推动原始性创新中处于领先地位的标志。为什么美国在20世纪获得的诺贝尔科学奖项最多？主要应归功于它在推动原始创新方面采取了卓有成效的措施，如历来重视基础研究、营造相应的原始性创新环境氛围、充裕的研究经费和优越的研究条件、吸引和凝聚世界优秀创新人才等。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原始性创新的艰巨性。对照中国，在过去的100年中，却屡屡与诺贝尔奖无缘，一个主要因素就是基础研究始终难有重大突破。近年来，中国许多科技成果在国际上虽也产生了不小影响，然而真正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的仍然凤毛麟角。比如，中国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曾经连续4届空缺，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也曾经连续6年空缺。这说明我们的研究缺少原始创新，缺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大发现。
原始性创新必须坚持“厚积薄发”，是没有捷径可走的。近几年，有些人开始陶醉于我国基础研究所取得的成绩，急于取得诺贝尔奖、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等这样的原始性创新奖项，有些人甚至为我国何时获得诺贝尔奖规划了时间表，这其实是一种不科学的态度。客观地说，我国在一些领域具备获得原始性创新成果的可能性，但是，获奖不是科学研究的目的，我们的目标是提升我国的基础研究水平。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需要更多脚踏实地、勇于奉献的科技工作者，正像一些老科学家说的，科学研究需要坐得住“冷板凳”的人。从研究者到管理者，只有这样的人越多，我国的基础研究才能扎扎实实地往前推进，到了一定时候，距离获奖也许就不远了。
除此之外，科研中的原始性创新有赖于宽松的科研环境、让思想自由奔驰的学术氛围以及勇于接受挑战的科研态度。
第三，我国科学知识积累不够充分。对美国诺贝尔奖得主的调查表明，获奖离不开科学的连续性。也就是说，知识的积累与创造，不仅与前人的劳动有关，而且还与几代人之间的智力接力有密切的关系。“知识遗传”因素的影响，最主要的是体现在对前辈的治学态度、研究方法以及思维习惯的潜移默化的继承上。2004年的诺贝尔医学奖颁给了美国科学家理查德·阿克塞尔和琳达·巴克，他(她)们因在人类嗅觉器官工作原理方面的成就而获此殊荣。然而，为了这项成果的取得，两位科学家花费了16年研究时间。对于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来说，能凭借16年的研究获得举世瞩目的诺贝尔奖是非常幸运的事。许多科学家倾毕生精力也未必能获得什么像样的科学研究成果，这便是科学研究的残酷性。科学探索充满了艰辛与曲折，科学的每一点进步都是靠一代又一代科学工作者接力攻关而艰难向前推进的，其间成功者仅是极少数人，大多数人只能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中，为后来者铺就通往成功的阶梯。因此，科学成果的获得往往是在必然中充满了偶然。牛顿把这样的幸运者称为“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人”。
中国需要诺贝尔奖，并不仅仅是因为它在科学界的崇高地位，也不是基于狭隘的民族主义或面子问题，而在于它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基础科学研究及应用水平，代表着一个国家如何去争取在世界上所处的科技地位。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实力不断提升的大国而言，它理应在基础科学研究，在原创性科技，在科技造福于人类上，有着更大的贡献。
有人对这种“诺奖情结”不以为然，告诫人们不要太在意诺贝尔奖。诚然，我们可以找出诺贝尔奖的种种缺陷，也可以种种理由贬低其意义；但是，我们依然以为，中国需要诺贝尔奖，特别需要诺贝尔科技奖，中国应该在世界科学领域有自己的位置。
据报道，中国目前科技人力资源总量超过4200万人，居世界第一位。中国拥有如此丰富的科技人才资源，按理说，中国在诺贝尔科技奖项上应该占有一席之地，但结果却并不足如此，占有少量人口的欧美反而成了诺贝尔奖的得奖大户。如美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的比例不到5%,获得诺贝尔科技奖的人数却占全球获得该奖人数的70%以上。这种强烈的反差，值得我们分析和思考。
第一，我国教育缺乏创新精神。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吴佑寿曾指出：制约我们获诺贝尔奖的关键因素在于我们缺乏创新精神，特别是有的决策者缺乏创新精神。而这种创新精神的缺乏在一定程度是由我国的现行教育体制所决定的。在现行教育体制下，衡量一个学校办学水平高低的唯一指标就是升学率。在升学率指挥棒的指挥下，学校的一切工作重心都是为了提高升学率，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对考试成绩的追求已达到一种疯狂的境地，死记硬背成了学生夺取高分的法宝。毫无疑问，这种教育方式始终无法培养出诺贝尔奖得主这样的创新型人才。
而这种创新型人才是具有创新思维的，他们往往能“异想天开”，如美国科学家都被鼓励以不同于常人的思维方式去思考，并鼓励他们具有创新精神和向各种假设提出挑战。一个事实是：在小学和中学阶段，美国在世界上的排名仅在第28位或30位，落后于瑞士、法国和德国。但在诺贝尔奖的排名上，美国是世界排名第一，而且，这个第一还将多年保持下去。
第二，我国原始性科技创新较为缺乏。按照诺贝尔的遗嘱，设立诺贝尔奖旨在奖励在物理学、化学、生理学和医学、文学以及和平领域（1968年又增加了经济学）里“对于人类作出最大贡献的人”。诺贝尔科技奖看重的是某位科学家对这一领域长期的、有革命意义的贡献，它所奖励的是原始性科技创新，是对人类整个文明、社会进步都有重大作用的基础科学研究。
诺贝尔科技奖是一个国家在推动原始性创新中处于领先地位的标志。为什么美国在20世纪获得的诺贝尔科学奖项最多？主要应归功于它在推动原始创新方面采取了卓有成效的措施，如历来重视基础研究、营造相应的原始性创新环境氛围、充裕的研究经费和优越的研究条件、吸引和凝聚世界优秀创新人才等。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原始性创新的艰巨性。对照中国，在过去的100年中，却屡屡与诺贝尔奖无缘，一个主要因素就是基础研究始终难有重大突破。近年来，中国许多科技成果在国际上虽也产生了不小影响，然而真正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的仍然凤毛麟角。比如，中国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曾经连续4届空缺，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也曾经连续6年空缺。这说明我们的研究缺少原始创新，缺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大发现。
原始性创新必须坚持“厚积薄发”，是没有捷径可走的。近几年，有些人开始陶醉于我国基础研究所取得的成绩，急于取得诺贝尔奖、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等这样的原始性创新奖项，有些人甚至为我国何时获得诺贝尔奖规划了时间表，这其实是一种不科学的态度。客观地说，我国在一些领域具备获得原始性创新成果的可能性，但是，获奖不是科学研究的目的，我们的目标是提升我国的基础研究水平。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需要更多脚踏实地、勇于奉献的科技工作者，正像一些老科学家说的，科学研究需要坐得住“冷板凳”的人。从研究者到管理者，只有这样的人越多，我国的基础研究才能扎扎实实地往前推进，到了一定时候，距离获奖也许就不远了。
除此之外，科研中的原始性创新有赖于宽松的科研环境、让思想自由奔驰的学术氛围以及勇于接受挑战的科研态度。
第三，我国科学知识积累不够充分。对美国诺贝尔奖得主的调查表明，获奖离不开科学的连续性。也就是说，知识的积累与创造，不仅与前人的劳动有关，而且还与几代人之间的智力接力有密切的关系。“知识遗传”因素的影响，最主要的是体现在对前辈的治学态度、研究方法以及思维习惯的潜移默化的继承上。2004年的诺贝尔医学奖颁给了美国科学家理查德·阿克塞尔和琳达·巴克，他(她)们因在人类嗅觉器官工作原理方面的成就而获此殊荣。然而，为了这项成果的取得，两位科学家花费了16年研究时间。对于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来说，能凭借16年的研究获得举世瞩目的诺贝尔奖是非常幸运的事。许多科学家倾毕生精力也未必能获得什么像样的科学研究成果，这便是科学研究的残酷性。科学探索充满了艰辛与曲折，科学的每一点进步都是靠一代又一代科学工作者接力攻关而艰难向前推进的，其间成功者仅是极少数人，大多数人只能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中，为后来者铺就通往成功的阶梯。因此，科学成果的获得往往是在必然中充满了偶然。牛顿把这样的幸运者称为“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人”。
中国需要诺贝尔奖，并不仅仅是因为它在科学界的崇高地位，也不是基于狭隘的民族主义或面子问题，而在于它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基础科学研究及应用水平，代表着一个国家如何去争取在世界上所处的科技地位。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实力不断提升的大国而言，它理应在基础科学研究，在原创性科技，在科技造福于人类上，有着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