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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4日，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公开家庭财产的同一天，满脸委屈的日本民主党前党首小泽一郎拖着一周前刚因尿路结石住院的病体，出席东京地方法院对他的第二次庭审。当日的庭审被认为是小泽一郎政治献金案审理的正式开场。舆论普遍认为，将持续到明年3月底的多次庭审必将对小泽的社会地位、政治前途，甚至日本政局造成重大影响。
日本的政治献金问题，堪称“痼疾”，阁僚和议员的政治献金丑闻，接二连三。对日本政党来讲，政治献金问题可说是与生俱来，非法政治献金无处不在，即便是执政才几年的民主党，也早已“沉疴在身”。自比“泥鳅”的野田首相、前外相前原诚司、前首相鸠山由纪夫、菅直人，以及现任行政刷新相莲舫等人，都被曝出非法收取政治献金。
日本的“政治市场”
在实行竞选的国家，政治献金对于竞选过程和党派运转都是不可或缺的。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专家卜睿哲说，“选举的设计是要将选民的观点转换成对领导者的选择。但金钱是资源，是动员选民必不可少的部分—有时候，选情甚至就取决于你是否有钱租足够多的巴士去把那些穷人拉去投票。”同时，政党的运转也需要资金，其中绝大部分来自政治献金。可以说，政治献金是两党或多党制选举这一“昂贵”的政治活动的经济支柱。
在日本，政治人物若想出人头地，就必须有强大的经济基础作后盾。被称为“黑金政治教父”的金丸信曾说过，“选举前撒钱要撒到让钞票立起来才行”。的确如此，在日本竞选常常需要“巡回演出”，周游各地并不停地演讲，这需要资金支持；同时，监测对手言论和行踪，动员组织志愿者寄资料、发传单、打电话，甚至上门拜票，也都需要钞票；高薪聘请智囊，尤其是制作广告并买下电视时段，更需要“撒”下大量钱财。
对政治人物来说，政治需要献金；对捐献的企业或个人来说，献金则是为了政治，通俗说，是“押宝”，对自己“看好”的政党和竞选人进行经济支持，以期其胜选后在政策方面多照顾捐献者的利益。这就是“政治市场”，献金就“活跃”于这样的“市场”。
坦率地说，政治竞选和党派运转依赖政治献金，以及存在利益交换，在西方国家绝大多数政党中都客观存在。从理论上说，它是民主政治中常态化的现象。说到底，政治献金的本质是权和钱的交易，其利益交换是典型的“腐败期权化”，而且无法彻底根绝。
日本的“政治市场”同样“发达”。1980年代日本经济全盛时期，一名国会议员平均每年的支出高达1.2亿日元，然而，他（她）的年收入不过4000万日元，即使是家财万贯的人，也“‘钱’有不逮”，如果想竞选，必须依赖政治献金。企业则是政治献金的“主力军”，尤其是大企业，向来对政治大佬十分“慷慨”。
而且，对这种权力与金钱的勾连，整个国家都已默认为正常。
非法的政治献金
国民和舆论所不认同的，是非法的政治献金，尤其是枉顾法定程序，将献金的收受与利益输送隐秘牵连在一起的政治黑金。
包括日本在内，西方国家基本都出台了规范政治献金的法律。比如，美国有《联邦选举竞选法》、德国有《政党法》、韩国有《政治资金法》、新加坡有《政治捐赠法》，日本在1948年也出台了《政治资金规正法》。
《政治资金规正法》规定，政治献金禁止投向政治人物本人，个人如果要向政治人物献金，必须通过由政治人物指定的后援会（资金管理團体）。因此，日本的许多政治人物都设有自己的资金管理团体，“陆山会”就是小泽一郎的后援会，鸠山由纪夫设有“友爱政经恳话会”，菅直人设有“草志会”，野田佳彦设有“未来会”，前原诚司和莲舫也都有自己的资金管理团体。
该法还规定，个人对政党及政党指定的资金管理团体的捐款数额不得超过2000万日元，对同一对象一年捐款上限为150万日元；企业及工会等团体只能向政党献金，捐款额度最高不得超过1亿日元。同时，该法要求政党及政党指定的资金管理团体一年内超过5万日元的收支，必须详细记录在案，并在向总务省或地方选委会申报后，将主要内容刊登在公报上，并保留民众申请查阅的权利。
为防止外国影响或干预国内政治，《规正法》规定，当选国会议员不得接受外国人或外国法人提供的政治捐款，违者将处以3年监禁或50万日元罚款。
《规正法》同时认定，直接将资金捐给政治人物个人，而不是按法律规定给他的后援会，这种不公布的捐款即为受贿。
然而，由于日本素有政商结合的土壤，《政治资金规正法》的效用并不尽如立法之意。事实上，日本的政党政治已逐渐将民主政治带向一个以金脉与人脉为导向的选举体制，尤其是在大选区的结构下，政治人物全靠雄厚的资金以及复杂的人际关系来建立票源的基础；选民投票的取舍，也是看候选人对于自己选区的利益输送，以及平日各种社会关系所建立的交情来投票。因此，日本的国会议员选举，政策取向的竞争并不明显，而往往由资金的分配决定选举的结果。
而由于派阀政治（亦称“密室政治”或“澡堂政治”）的显著影响，日本的政治人物常常必须周旋于各派大佬之间，四面讨好，到处交易。几乎每一名政治人物都需要特别的资金来源，才能在政坛立足，而且需要更多的资金支持政治盟友，以便成为政党中的大佬。曾长期是自民党一员、后“出走”组建民主党的小泽一郎，就是这样的典型。
由此，企望以一部法律遏制非法政治献金，也就成了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民主党大佬的黑金丑闻
日本政治人物很多都有自己的灰色渠道，企业向政党支部献金，钱却往往会“巧妙”地落入政治人物个人口袋，如通过招待券、高尔夫会员权、未上市的原始股等各种变通形式绕开法律规制，甚至通过幽灵捐款、虚报开支、做假账目等，化公为私。当然，这需要政治人物能够与企业达成交易。
再如，虽然《规正法》规定单次5万日元以上的支出，需要写入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书，并提供发票，然而，政治资金并非总是用于政治，不少政治人物往往虚报支出，并将“省下”的钱用于其他—最普遍的是招待支持者，甚至个人享受。
灰色渠道毕竟具有法律风险，许多政治人物因此“栽落”政坛，甚至自杀“谢罪”。
这些年，政治献金丑闻“闹”得最大的，莫过于小泽一郎。
2010年伊始，小泽的3名前任秘书石川知裕、池田光智和大久保隆规便相继被捕。检方称，石川2004年10月以“陆山会”名义挪用3.4亿日元购置东京世田谷区一块土地，但当年报告书并没有记录这一事宜；石川被捕后，对检方承认小泽为买地向其出借的4亿日元是“政治活动中积累下来的账外资金”，并做出了不能记入报告书的判断。检方还称，池田涉嫌在2005年和2007年伪造与购置土地有关的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书，在前一报告书提交前的2005年3月，小泽听取了收支报告，明知做假却表示“知道了、知道了，好好办吧”。
同时，三重县桑名水谷工程公司前高层承认，公司2004年10月于东京港区一家酒店内赠予石川5000万日元作为赢得一项大坝建筑合同的“报酬”。这项合同为岩手县的胆泽大坝，工程由东北地区国土交通部门授权。检方因此怀疑，水谷公司捐款可能为“陆山会”当月购置土地的部分款项。2005年4月，公司又在同一家酒店赠予接管“陆山会”财务工作的大久保5000万日元。这共计1亿日元的“受贿”，比私设“小金库”的性质更为严重。
民主党内其他几名大佬的“吸金”灰色渠道，也赫然可见。
前首相鸠山由纪夫是接受了来自母亲的个人政治献金。
前原、野田、莲舫则收取同一人的非法献金。曾任数家企业董事长的一名男子在2004年因涉嫌逃税3.4亿日元被逮捕判刑。2007年在缓刑期间，他所掌管的企业向莲舫主管的“民主党东京都参议院选举区第三总支部”捐献了120万日元。此后，又向野田的后援会和前原的后援会分别购买了40万和50万的政治集会费。据称，这名逃税企业家由前原介绍给了莲舫和野田。前原还在4年间接受了在京都市山科区经营烧烤店的72岁在日韩国女性20万日元的捐款。事发后，前原承认接受了5万日元，并于今年3月辞职，此时距其就任外相仅半年时间。
前首相菅直人在其任内始终对小泽的政治献金问题态度严厉，然而，讽刺的是，他自己也牵涉非法政治献金。3月11日，他首度承认“草志会”曾接受一名在日韩国人的捐款，3天后，又宣布全额退还这笔政治献金。此外，野田佳彦的“未来会”也在2001年至2003年共收取这名韩国居民15.8万日元的献金。
丑闻如此接二连三，说它是“顽疾”，恐怕是最恰当不过了。
对此，曾有数名国会议员坦承，“如果检察机构对我们所有人都适用同样的标准，国会可能会空无一人”。
日本政坛如何“自净”
当然，不管怎么说，政治人物的政治献金丑闻，最终基本上还都被揭露了出来。
一向被称为“第四权力”的媒体是揭丑的“先锋”。历史上，最著名的事例是1974年首相田中角荣被畅销杂志《文艺春秋》揭出巨额政治献金丑闻而被迫下台。小泽的献金丑闻也由媒体率先披露。前原、野田、莲舫三人的献金丑闻是今年3月被《周刊文春》杂志率先曝光的，随后，多家媒体不断组织人手“深挖”内情，丑闻便越闹越大。
当然，媒体能够得到这样的“密料”，首先得益于政党斗争。民主党执政后之所以受到密集的政治献金丑闻困扰，就源于反对党的“战略进攻”，数名大佬的献金丑闻都有自民党“作手”的影子。其次，也得益于那独特的派阀政治。日本政黨内部不同派系之间的攻伐，其实不输不同政党之间的斗争，反对者常常会利用警察、检方等公安、司法系统的知情人士获取丑闻内幕，再用各种手段将其透露给新闻界，诱使丑闻曝光。
舆论认为，前原的政治献金丑闻，由于曝出时间敏感，且“出招致命”，可能就是“小泽派”的“作为”。“小泽派”之所以欲置前原的政治前途于“死地”，自然是因为后者充当了反小泽的急先锋，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帮助菅直人“去小泽化”。去年，菅直人与小泽两人竞选党首，菅直人就暗讽小泽搞“金权政治”，说“政治不是金钱与数字的集结”，小泽则反唇相讥，说“菅直人政权……与老自民党政权的官僚主导无异”。前原今年8月参选党总裁，虽然不得不到小泽那里“拜码头”，但他仍然多次重申停止小泽的党员资格是经过一系列党的干部会议后做出的决定，“必须尊重党的现任领导集体的决定”，甚至以“去小泽化”这一条来与其他候选人划线，称自己是“唯一一个主张保留对小泽的处分的候选人”。这样的态度，自然激怒小泽，小泽公开表示不支持前原，致使这个原本被舆论称为“最适合当首相的政治家”的少壮派人物，在第一轮投票中便被“淘汰出局”。
这些年，日本经济持续低迷，尤其是特大地震、核电泄漏灾难的发生，令百姓充满怨气，然而，不仅在野党与执政党斗争激烈，民主党内部的斗争也如火如荼，野田当选首相前，舆论甚至称“民主党出现了空前的内讧”。这种内讧虽因主张党内团结的野田当选而有所缓和，但可能因各派对小泽受审的不同态度而再度激化。
当然，斗争也有好处，不时揭出丑闻，总比“太平无事”甚或“一片干净”要好。日本毕竟是个法治国家，在无法绝对规避金权政治的现况下，对这种权力与金钱勾结的无遮性揭发和制度性处置，总还是“在民主与法治的轨道上”进行，不会造成政治停摆，人心大乱。退一步说，日本政坛接连曝出政治献金丑闻，其实也是一种“自净”过程。
日本的政治献金问题，堪称“痼疾”，阁僚和议员的政治献金丑闻，接二连三。对日本政党来讲，政治献金问题可说是与生俱来，非法政治献金无处不在，即便是执政才几年的民主党，也早已“沉疴在身”。自比“泥鳅”的野田首相、前外相前原诚司、前首相鸠山由纪夫、菅直人，以及现任行政刷新相莲舫等人，都被曝出非法收取政治献金。
日本的“政治市场”
在实行竞选的国家，政治献金对于竞选过程和党派运转都是不可或缺的。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专家卜睿哲说，“选举的设计是要将选民的观点转换成对领导者的选择。但金钱是资源，是动员选民必不可少的部分—有时候，选情甚至就取决于你是否有钱租足够多的巴士去把那些穷人拉去投票。”同时，政党的运转也需要资金，其中绝大部分来自政治献金。可以说，政治献金是两党或多党制选举这一“昂贵”的政治活动的经济支柱。
在日本，政治人物若想出人头地，就必须有强大的经济基础作后盾。被称为“黑金政治教父”的金丸信曾说过，“选举前撒钱要撒到让钞票立起来才行”。的确如此，在日本竞选常常需要“巡回演出”，周游各地并不停地演讲，这需要资金支持；同时，监测对手言论和行踪，动员组织志愿者寄资料、发传单、打电话，甚至上门拜票，也都需要钞票；高薪聘请智囊，尤其是制作广告并买下电视时段，更需要“撒”下大量钱财。
对政治人物来说，政治需要献金；对捐献的企业或个人来说，献金则是为了政治，通俗说，是“押宝”，对自己“看好”的政党和竞选人进行经济支持，以期其胜选后在政策方面多照顾捐献者的利益。这就是“政治市场”，献金就“活跃”于这样的“市场”。
坦率地说，政治竞选和党派运转依赖政治献金，以及存在利益交换，在西方国家绝大多数政党中都客观存在。从理论上说，它是民主政治中常态化的现象。说到底，政治献金的本质是权和钱的交易，其利益交换是典型的“腐败期权化”，而且无法彻底根绝。
日本的“政治市场”同样“发达”。1980年代日本经济全盛时期，一名国会议员平均每年的支出高达1.2亿日元，然而，他（她）的年收入不过4000万日元，即使是家财万贯的人，也“‘钱’有不逮”，如果想竞选，必须依赖政治献金。企业则是政治献金的“主力军”，尤其是大企业，向来对政治大佬十分“慷慨”。
而且，对这种权力与金钱的勾连，整个国家都已默认为正常。
非法的政治献金
国民和舆论所不认同的，是非法的政治献金，尤其是枉顾法定程序，将献金的收受与利益输送隐秘牵连在一起的政治黑金。
包括日本在内，西方国家基本都出台了规范政治献金的法律。比如，美国有《联邦选举竞选法》、德国有《政党法》、韩国有《政治资金法》、新加坡有《政治捐赠法》，日本在1948年也出台了《政治资金规正法》。
《政治资金规正法》规定，政治献金禁止投向政治人物本人，个人如果要向政治人物献金，必须通过由政治人物指定的后援会（资金管理團体）。因此，日本的许多政治人物都设有自己的资金管理团体，“陆山会”就是小泽一郎的后援会，鸠山由纪夫设有“友爱政经恳话会”，菅直人设有“草志会”，野田佳彦设有“未来会”，前原诚司和莲舫也都有自己的资金管理团体。
该法还规定，个人对政党及政党指定的资金管理团体的捐款数额不得超过2000万日元，对同一对象一年捐款上限为150万日元；企业及工会等团体只能向政党献金，捐款额度最高不得超过1亿日元。同时，该法要求政党及政党指定的资金管理团体一年内超过5万日元的收支，必须详细记录在案，并在向总务省或地方选委会申报后，将主要内容刊登在公报上，并保留民众申请查阅的权利。
为防止外国影响或干预国内政治，《规正法》规定，当选国会议员不得接受外国人或外国法人提供的政治捐款，违者将处以3年监禁或50万日元罚款。
《规正法》同时认定，直接将资金捐给政治人物个人，而不是按法律规定给他的后援会，这种不公布的捐款即为受贿。
然而，由于日本素有政商结合的土壤，《政治资金规正法》的效用并不尽如立法之意。事实上，日本的政党政治已逐渐将民主政治带向一个以金脉与人脉为导向的选举体制，尤其是在大选区的结构下，政治人物全靠雄厚的资金以及复杂的人际关系来建立票源的基础；选民投票的取舍，也是看候选人对于自己选区的利益输送，以及平日各种社会关系所建立的交情来投票。因此，日本的国会议员选举，政策取向的竞争并不明显，而往往由资金的分配决定选举的结果。
而由于派阀政治（亦称“密室政治”或“澡堂政治”）的显著影响，日本的政治人物常常必须周旋于各派大佬之间，四面讨好，到处交易。几乎每一名政治人物都需要特别的资金来源，才能在政坛立足，而且需要更多的资金支持政治盟友，以便成为政党中的大佬。曾长期是自民党一员、后“出走”组建民主党的小泽一郎，就是这样的典型。
由此，企望以一部法律遏制非法政治献金，也就成了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民主党大佬的黑金丑闻
日本政治人物很多都有自己的灰色渠道，企业向政党支部献金，钱却往往会“巧妙”地落入政治人物个人口袋，如通过招待券、高尔夫会员权、未上市的原始股等各种变通形式绕开法律规制，甚至通过幽灵捐款、虚报开支、做假账目等，化公为私。当然，这需要政治人物能够与企业达成交易。
再如，虽然《规正法》规定单次5万日元以上的支出，需要写入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书，并提供发票，然而，政治资金并非总是用于政治，不少政治人物往往虚报支出，并将“省下”的钱用于其他—最普遍的是招待支持者，甚至个人享受。
灰色渠道毕竟具有法律风险，许多政治人物因此“栽落”政坛，甚至自杀“谢罪”。
这些年，政治献金丑闻“闹”得最大的，莫过于小泽一郎。
2010年伊始，小泽的3名前任秘书石川知裕、池田光智和大久保隆规便相继被捕。检方称，石川2004年10月以“陆山会”名义挪用3.4亿日元购置东京世田谷区一块土地，但当年报告书并没有记录这一事宜；石川被捕后，对检方承认小泽为买地向其出借的4亿日元是“政治活动中积累下来的账外资金”，并做出了不能记入报告书的判断。检方还称，池田涉嫌在2005年和2007年伪造与购置土地有关的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书，在前一报告书提交前的2005年3月，小泽听取了收支报告，明知做假却表示“知道了、知道了，好好办吧”。
同时，三重县桑名水谷工程公司前高层承认，公司2004年10月于东京港区一家酒店内赠予石川5000万日元作为赢得一项大坝建筑合同的“报酬”。这项合同为岩手县的胆泽大坝，工程由东北地区国土交通部门授权。检方因此怀疑，水谷公司捐款可能为“陆山会”当月购置土地的部分款项。2005年4月，公司又在同一家酒店赠予接管“陆山会”财务工作的大久保5000万日元。这共计1亿日元的“受贿”，比私设“小金库”的性质更为严重。
民主党内其他几名大佬的“吸金”灰色渠道，也赫然可见。
前首相鸠山由纪夫是接受了来自母亲的个人政治献金。
前原、野田、莲舫则收取同一人的非法献金。曾任数家企业董事长的一名男子在2004年因涉嫌逃税3.4亿日元被逮捕判刑。2007年在缓刑期间，他所掌管的企业向莲舫主管的“民主党东京都参议院选举区第三总支部”捐献了120万日元。此后，又向野田的后援会和前原的后援会分别购买了40万和50万的政治集会费。据称，这名逃税企业家由前原介绍给了莲舫和野田。前原还在4年间接受了在京都市山科区经营烧烤店的72岁在日韩国女性20万日元的捐款。事发后，前原承认接受了5万日元，并于今年3月辞职，此时距其就任外相仅半年时间。
前首相菅直人在其任内始终对小泽的政治献金问题态度严厉，然而，讽刺的是，他自己也牵涉非法政治献金。3月11日，他首度承认“草志会”曾接受一名在日韩国人的捐款，3天后，又宣布全额退还这笔政治献金。此外，野田佳彦的“未来会”也在2001年至2003年共收取这名韩国居民15.8万日元的献金。
丑闻如此接二连三，说它是“顽疾”，恐怕是最恰当不过了。
对此，曾有数名国会议员坦承，“如果检察机构对我们所有人都适用同样的标准，国会可能会空无一人”。
日本政坛如何“自净”
当然，不管怎么说，政治人物的政治献金丑闻，最终基本上还都被揭露了出来。
一向被称为“第四权力”的媒体是揭丑的“先锋”。历史上，最著名的事例是1974年首相田中角荣被畅销杂志《文艺春秋》揭出巨额政治献金丑闻而被迫下台。小泽的献金丑闻也由媒体率先披露。前原、野田、莲舫三人的献金丑闻是今年3月被《周刊文春》杂志率先曝光的，随后，多家媒体不断组织人手“深挖”内情，丑闻便越闹越大。
当然，媒体能够得到这样的“密料”，首先得益于政党斗争。民主党执政后之所以受到密集的政治献金丑闻困扰，就源于反对党的“战略进攻”，数名大佬的献金丑闻都有自民党“作手”的影子。其次，也得益于那独特的派阀政治。日本政黨内部不同派系之间的攻伐，其实不输不同政党之间的斗争，反对者常常会利用警察、检方等公安、司法系统的知情人士获取丑闻内幕，再用各种手段将其透露给新闻界，诱使丑闻曝光。
舆论认为，前原的政治献金丑闻，由于曝出时间敏感，且“出招致命”，可能就是“小泽派”的“作为”。“小泽派”之所以欲置前原的政治前途于“死地”，自然是因为后者充当了反小泽的急先锋，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帮助菅直人“去小泽化”。去年，菅直人与小泽两人竞选党首，菅直人就暗讽小泽搞“金权政治”，说“政治不是金钱与数字的集结”，小泽则反唇相讥，说“菅直人政权……与老自民党政权的官僚主导无异”。前原今年8月参选党总裁，虽然不得不到小泽那里“拜码头”，但他仍然多次重申停止小泽的党员资格是经过一系列党的干部会议后做出的决定，“必须尊重党的现任领导集体的决定”，甚至以“去小泽化”这一条来与其他候选人划线，称自己是“唯一一个主张保留对小泽的处分的候选人”。这样的态度，自然激怒小泽，小泽公开表示不支持前原，致使这个原本被舆论称为“最适合当首相的政治家”的少壮派人物，在第一轮投票中便被“淘汰出局”。
这些年，日本经济持续低迷，尤其是特大地震、核电泄漏灾难的发生，令百姓充满怨气，然而，不仅在野党与执政党斗争激烈，民主党内部的斗争也如火如荼，野田当选首相前，舆论甚至称“民主党出现了空前的内讧”。这种内讧虽因主张党内团结的野田当选而有所缓和，但可能因各派对小泽受审的不同态度而再度激化。
当然，斗争也有好处，不时揭出丑闻，总比“太平无事”甚或“一片干净”要好。日本毕竟是个法治国家，在无法绝对规避金权政治的现况下，对这种权力与金钱勾结的无遮性揭发和制度性处置，总还是“在民主与法治的轨道上”进行，不会造成政治停摆，人心大乱。退一步说，日本政坛接连曝出政治献金丑闻，其实也是一种“自净”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