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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9月16日，“风雨如磐：‘五四’前后的中国—（美）西德尼·甘博 1908至1932年中国摄影北京首展”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今国家博物馆）举行，让公众顿生惊艳之感：一是没想到一个业余摄影师的照片有如此深度，二是西德尼·甘博（Sidney D. Gamble，1890—1968）本人让摄影业内人士颇感惶惑：以前怎么没听说过这个名字？三是这些照片亲切生动，少了几分此前外国人拍中国的冷漠，多了几分对中国社会变革必然性的思考—一个来自美帝国主义的豪门后裔，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这可能吗？
其实，就连甘博本人和他的家人，也没自认是或者把他当作一名摄影家。在美国，他是社会学家和热心的社会工作者，以研究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华北农村和北平平民生活而有一定知名度。甘博曾在1908－1909年随父亲在中国旅行，此后又在1917－1919年、1924—1927年和1931—1932年三次旅居中国，从事宗教、教育、社会调查与社会学研究，拍了很多照片和一些电影胶片，但这些照片仅有百余幅曾在相关著作中用为插图，其余照片和电影胶片数十年来无人问津，直到1984年，他的长女、1926年出生于北平的凯瑟琳·G·科伦夫人（Catherine Gamble Curran）才“通过一系列不同寻常的巧合”，发现了这些资料。①
虽然发现较晚，但在拍摄中国的外国摄影家中，甘博占有一个独特的地位：基督教人道主义的眼光，使他对中国社会底层民众的苦难生活有较多关注；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社会学者，他不仅将摄影与社会调查和社会学研究结合起来，直接影响了此后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更重要的是，社会调查和摄影活动帮他认识到了中国必须进行社会变革的必然性。同时，他四次旅居中国的这段时间（1908-1932年间），正是中国历史“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破局阶段，中国犹如一个危重病人，身上插满了各种各样的管子，在险象丛生中艰难地寻找一线生机。这种历史境遇，通过甘博拍摄的1918年的京津大水灾、1919年的“五四运动”、1924年的孙中山葬礼、1927年的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1930年代晏阳初（1893-1990）领导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下称“平教会”）的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运动等一系列历史事件以及乡土中国的百姓生活，使风雨如磐年代中国和中国人的哀婉面容，在那一刻凝固下来，等待着今天的回眸。
东方那只昆虫的叮咬与北平社会调查
“你们还记得挂在布莱尔宿舍22号我窗前的朝鲜风铃吗？这个风铃是我被一只东方昆虫叮咬的象征—你很难从这种叮咬中康复。它后来把我带回中国，带回北京，它使我对第一个东方城市完成了首次社会调查，发表了《北平的社会调查》一书。” ② 1962年，普林斯顿大学1912级毕业生50周年聚会，甘博忆及往事，在留言册上感慨地写到。正是1908年随父亲在朝鲜、日本和中国的旅行，使18岁的甘博对中国难以忘怀—他形容为东方昆虫的一次无法康复的叮咬，使他大学毕业后又三次重返中国。
1917年，甘博第一次返回中国，在北平基督教青年会担任社会调查干事，使他有机会贴近生活的最底层，自下而上地感知中国的社会结构，深刻地影响了他对中国社会、特别是下层民众的理解，当然也影响了他在中国的拍摄。1919年返回美国前夕，他写到：
我觉得在校学生，尤其是大学生，应该找机会密切接触一下周围人们的生活。我本人在大学期间接触到社区问题、劳教团体和社会救济，对此我非常庆幸。如果学生们在校期间接触不到任何社会问题，毕业后可能再也没有机会。他们一旦走出校门踏入商业社会，往往没有可能也没有兴趣再去考虑社会问题。于是他们对‘另一半人’是如何生活的会一无所知，而没有这种知识，他们不会有兴趣去关心周围人民的生活。③
甘博的照片表明，他在中国的主要工作和关注点，就是了解“另一半人”的生活。
1917年6月，初回中国的甘博与另两位美国朋友做了一次四川之旅，三人从上海溯江而上，经汉口、宜昌和三峡直达重庆，然后从重庆转陆路经遂宁到成都，并到成都周边的茂县、安县、金堂等地拍摄。三峡的纤夫、重庆江边的挑水人、遂宁热闹的街市、安县用大篓背茶叶的村民、茂县在雨中悬索渡江的赤膊客……一一呈现在眼前。在石佛场，一个村民肩膀上扛着重达几十斤的13500枚铜钱去赶集，因为物价上涨了。甘博雇来的挑夫为了省钱，草鞋穿破了，几次还价，才舍得买一双新的；饿了，就在路边支起小锅煮糙米饭；乏了，就从路边小贩那里租口烟抽。对于中国底层民众的贫穷，甘博在后来的旅行中看到了更多；中国人的普遍贫穷与人们安于贫困的生活态度，使他慢慢领悟到林语堂所谓的中国人是一个“专以适合于艰难的环境中寻求幸福”的民族：
中华民族……不像基督徒自称‘为牺牲而生存’，也不像一般西方预言家要找求乌托邦。他们只想安宁这个现世的生命，生命是充满着痛苦与忧愁的，他们知之甚稔；他们和和顺顺工作着，宽宏大度忍耐着，俾得快快活活的生活。至于西方所珍重的美德、自尊心、大志、革新欲、公众精神、进取意识和英雄之勇气，中国人是缺乏的。他们不喜欢攀爬博朗山或北极探险，却至感兴趣于这个平凡的世界，盖他们有无限之忍耐力，不辞辛苦的勤勉与责任心，慎重的理性，愉快的精神，宽宏的气度，和平的性情，此等无与伦比之本能，专以适合于艰难的环境中寻求幸福，吾们称之为知足—这是一种特殊的品性，其作用可使平庸的生活有愉快之感。④
甘博看到的这一切，都在生动地说明着中国人如何在艰难的环境中，享受着“知足”。
这次旅行直到9月份才结束，他们三人拍摄的照片超过3000幅。甘博带了两台相机，一台是用 4×5 英寸底版的格拉福莱克斯（Graflex） 相机，另一台是格拉福莱克斯的改进型克拉普（Klapp）相机，一路走一路拍，住店的时候就冲底版，他还练出了一门绝技：将一个小三脚架支在两腿中间，固定在凉轿上，然后再把打字机固定在三脚架上，甘博的旅行日记和图片说明，就在赶路中劈劈啪啪地敲出来。 甘博长逾两年的初返中国，最终以一个深入的社会调查而结束：这个调查于1918年9月—12月在北京进行，1921年以《北平社会调查》为名出版。
甘博在北平基督教青年会工作期间，应他的普林斯顿校友布济时（John Stewart Burgess， 1883－1949，1909年来北平基督教青年会工作，时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之邀，同时担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教师。此时该系刚刚创办，主要开两门课，一门是社区组织，由布济时主讲；另一门是社会调查，由甘博主讲。⑤ 在教授“社会调查”的过程中，甘博带领学生—其中就有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谢冰心，以北平市巡警总厅的相关资料为基础，结合对在京外国人、中国官员、商人等社会阶层的问卷调查和统计，对北京市进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深入走访和调查。甘博还拍摄了大量的建筑、市井、民俗、劳动、交易、教育、交通、妓院—当然还有社会重大新闻事件等方面的照片，凡是调查到的领域，几乎都进行了拍摄，这些照片有50多幅在《北平社会调查》一书中用为插图， 包括北京的城墙和护城河、紫禁城门楼、太和殿、1919年6月4日和5日的学生示威、被押往监狱的被捕学生、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生在机器车间和锻造车间实习、等待施粥的乞丐、妓院招牌等。甘博拍摄于1918年11月28日在故宫观看阅兵式、坐在铜香炉前休息的富家老妇人，1919年端午拍摄的戴老虎帽、穿老虎鞋的小男孩，已成为他关于北平市民生活的代表作。
社会学者阎明评价说这次调查的内容展现了一幅多姿多彩的古都生活画卷：1917年北京市有811556人，是中国第四大城市；男子占63.5%，女子占36.5%，男女性比例为174∶100，远远高于其他大城市。交通方面，据1919年3月统计，北京有519辆汽车，2222辆马车，4198辆手推货车，17815辆人力车；婚丧队列中尚可看到轿子。污水系统大部分建于明朝，只排废水；粪便的收集、干燥成肥料，是由5000名男子挨户进行的。手工业者有自己的行会，产品价格、工人工资、工时、学徒期限等均由行会决定。理发业行会规定，会员间不许彼此抢生意，甲店的常客到乙店去理发，乙店一定要多收10% 的理发费。西式休闲方式成为时尚，保龄球、台球、电影、公园等随处可见，现代体育运动（包括各项球类）正在兴起；与此同时，听戏、酒宴、说书、赛马等古都数百年流传下来的传统娱乐方式依然存在。商业性娱乐多在南城。1911年以后妓院数量增多；1912年，北京共有353所登记在册的妓院，有2996名注册妓女。1917年，妓院增加至406所，注册妓女3887名；妓女依年龄、姿色的差别分为四等……⑥
甘博组织这次社会调查之际，正当中国社会学的创始期，该次社会调查是中国社会学史上运用现代社会学理论、将摄影融于社会调查和社会学研究的第一个成果，成为中国社会学史上的重要标杆。通过这次调查，甘博也更清楚了社会调查对于在中国开展社会服务、拓展青年会的工作和社会改良的重要性，此后他对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助力甚多。费孝通先生就曾谈到甘博对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发展的贡献（费先生1933年毕业于该系）：
燕京大学有社会学系是一个名字叫做甘布尔（Gamble，即本文主人公西德尼·甘博，其祖父James Gamble是著名家族企业宝洁公司的创始人之一—编辑）的美国人创始的。他是象牙肥皂公司的老板，到中国来做青年会工作，在北京进行社会调查，后来和伯吉斯（即布济时—编辑）合写了一本《北京调查》的书。他进一步，想培养一批中国人能像他一样一面做青年会工作，一面进行社会调查，反正他的象牙肥皂在中国所赚取的钱已不少，就拿出了一笔做这件事。拿这笔钱出来还得有个名义。于是就拉住他的母校，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成立一个‘普林斯顿在中国的基金’，交给燕京大学，作为培养社会服务的人才之用。燕京大学拿了这笔钱先办社会服务系，后来改称社会学和社会工作系，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添设经济学系、政治学系和法律学系，合成为法学院。⑦
以这次社会调查为基础，1924—1927年第二次旅居中国期间，甘博重点研究和拍摄了北平市民的日常生活与风土习俗，出版了《北平市民的家庭生活》（1933）一书。
广泛的旅行和深入的社会调查，使甘博对中国社会的理解远远超过了许多同时期的在华外国人。布济时曾说当时的在华外国人虽然生活在中国，但并不了解中国社会：外国人总是自己抱团，不相信中国人自己能把事情办好；他们享有条约规定的各项特权，有自己的领馆、商行、学校和教堂，他们只把中国人当作车夫、厨师、仆人和跑堂的；即使是传教士，对信众的态度也是家长式的。⑧ 而甘博对当时中国社会的理解却是：这样一个社会，绝大多数成员过着极为贫穷的生活，内忧外患之下，除了大变革，又怎会有别的出路？
也正是这样的理解，帮助他在1924年和1931年第二次、第三次回到中国后，热情参与和资助了晏阳初发起的“平教会”的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运动，并为自己在中国的摄影活动留下了最为生动的一章。
晏阳初赞扬甘博：“你不愧为真正的商人！”
—甘博与“平教会”和定县社会调查
1931年秋，甘博再次回到中国。这次回来，有两个原因：一是处理普林斯顿—燕京大学基金会相关资金的使用问题，二是应晏阳初之邀，参加“平教会”在河北定县的社会调查和农村改造，为自己关于华北农村研究的著作搜集资料。这期间他拍摄的定县农村生活的照片，成为其关于农业中国乡村生活的最生动的一章。
甘博结识晏阳初与“平教会”，大约在1926年。晏阳初，四川巴中人，1916年留学耶鲁大学，1918年曾作为北美基督教青年会战地服务干事在法国为同盟国军队服务，1920年获普林斯顿大学硕士学位，随后回国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担任平民教育工作。1923年，晏阳初创办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即“平教会”），自任总干事。他认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中国之弱，关键在于国民—主要是农民—素质太低；“平教会”的主要工作就是从教育农民入手，进行乡村改造和乡村建设，通过教农民识字学文化消除农民的愚昧；通过生计训练（比如科学种田、种子改良、病虫害防治等）解除农民的贫困；通过卫生教育和流行病防治解决农民的身体之“弱”；通过公民教育（培养农民的公共意识、公民意识、合作精神等）消除农民的自私，当时在中国产生了很大影响。1926年，“平教会”选定河北定县为乡村改造试验区，“平教会”总部先是设在北平，1929年迁到定县。当时，北平有一批留学回国的博士、硕士，怀抱教育农民、振兴国家的理想，“走出象牙塔，跨进泥巴墙”，参与了定县的社会调查和乡村改造实验，其中就有1918年甘博在北平做社会调查时的助手李景汉，并应李景汉之邀，就“平教会”的农村社会调查提出过建议。1927年，甘博从上海返回美国之后，与晏阳初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关注着“平教会”的工作，并给予资金支持。 甘博在1931年9月初到达定县，他马上就被这个既有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又有典型的华北农村生活场景的县城吸引住了：古老的城墙，高高的城楼，城门下，农民赶着驴车进进出出；文庙里的佛像是明代的，料敌塔则建于宋代。街道边，农民赤膊脱坯建房，粉丝坊门口的粉丝还滴着粉浆。乡下，村民忙着收谷子、摘棉花、晒烟叶；集市上，几个江湖人在表演武术，背后的墙上刷着“用科学方法去种地”—这正是“平教会”的宣传口号……甘博几乎是走到哪里拍到哪里。几天之后，“九·一八”事变爆发，甘博记录了定县中小学生举着小旗子在村间游行、宣传抗日的情景。进入深秋，“平教会”在定县县城举办了“蔬菜博览会”，熙熙攘攘的农民观众让甘博大开眼界：展出的这些南瓜、萝卜、白菜、土豆等，是当地农民的当家菜，都是“平教会”指导农民用科学方法种出来的，比传统种法个头儿大，产量高，很受欢迎。秋收之后，“平教会”就在院子里摆上桌子，闲下来的农民坐在露天里跟老师认字、听卫生常识和种田的学问。为落实乡村改造的具体方案，“平教会”将四里八村的乡绅和农民代表请来一起商量，招待他们的是白菜炖粉条加上大馒头……“平教会”踏踏实实的农民教育、社会调查和乡村改造工作，给甘博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感觉到“平教会”的工作与自己信奉的“基督教拯救世界”的理想大有相通之处。他不仅拍照片，同时还拍了不少纪录片，其中一段可看到他在与晏阳初快言快语地讨论，显然是谈到了一个热烈的话题，二人意见不同，你争我不让……看着甘博拍摄的定县乡村生活与“平教会”工作的照片和纪录片，耳边仿佛又回响起那首著名的《农夫歌》：
穿的粗布衣，吃的家常饭，
腰里掖着旱烟袋儿，头戴草帽圈。
手拿农作具，日在田野间，
受些劳苦风寒，功德高大如天。
农事完毕，积极纳粮捐，
将粮儿交纳完，自在且得安然。
士工商兵轻视咱，轻视咱，
没有农夫谁能活天地间？
这首歌是当时“平教会”的老师为在乡村开展文化教育专门创作的，在定县一带流传甚广，至今还有不少上年纪的人会唱。我想甘博当时也一定听到过这首歌，因为他的照片里，分明流淌着《农夫歌》乡土味的优美旋律。
到1932年秋离开中国，甘博在定县前前后后呆了半年多时间，这半年时间对于甘博十分重要：一方面，他拍的照片，有不少被选作《定县—华北农村社会》（1954）和《1933年之前华北乡村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活动》（1963）两部著作的插图；更重要的是，他与晏阳初达成了一个约定，他向“平教会”的社会调查和乡村改造实验提供资金支持，而“平教会”则把在定县所做的农村改造和社会调查的详细资料提供给他，帮他完成了上面两部著作以及他去世后出版的《定县秧歌》（1970）—这是一个对双方有利的交换。所以，翻阅1929年到1938年近10年间晏阳初与甘博的通信，主要内容就是两个：前者希望甘博提供资金，后者希望“平教会”提供详细的分区调查资料。比如1932年5月24日，晏阳初在给甘博的信中写到：
亲爱的西德尼：
我对（“平教会”的）六年财政计划担心得要命，您可以掂量一下这种情势：从政府那里无望得到太多的资助，民间就更少……我写信给您，请求您资助我们的社会调查工作。我们估计，在现有基础上，进行调查工作每年需要15000鹰洋，尽管本年的预算约为17000鹰洋。如果这个数目能有保证，我们就不必担心在此发展的关键时刻，缩小我们的计划；也不必担心汇率的浮动。
假设汇率是四比一，我们调查工作需要您每年资助3750美元，即六年总共22500美元。……主要是由于您卓越的努力和慷慨资助，我们的调查工作才有这样好的开端，如果您能保证继续资助我们的工作，那将太好了，太令人鼓舞了。⑨
1936年10月30日，晏阳初致甘博的信中写到，“平教会”将在湖南建立一个新的实验县，这是了解中国南方乡村的好机会：“我们需要我们所能募集到的一切援助，以使这项工作能够顺利进行。我们希望您以对调查的特殊兴趣，认识到这项任务的重要性，我们极为真诚地希望您能抓住这个时机，正像您以前所做的那样，在资金和技术上帮助我们，使这一任务得以完成。” ⑩
对晏阳初的请求，甘博慷慨相助，1933年1月16日，晏阳初特致信甘博表示感谢：
亲爱的西德尼：
收到您（1932年）11月30日惠函令人振奋……得知您慷慨支持的消息，和给予的友谊和信任，使我们倍受鼓舞和激动，尤其是处在我们遭受国外侵略，处在困难焦虑之际，您能在经济最萧条时刻解囊帮助，令人敬重。我和同仁对于这一切表示感谢！
甘博的资助，对于西方捐款减少、国内募捐无望的“平教会”的乡村改造实验，称得上举足轻重。同时，“平教会”提供的调查材料，也使得甘博在离开中国之后，仍然能高质量地完成关于华北农村研究的著作。1933年3月21日，晏阳初在致甘博的信中写到：“尊敬的西德尼：去年9月我曾写信答应常给您寄些有关定县调查工作的辅助材料。这次在另一信内给您寄去‘第一区的家庭工业材料’，其余五个区和全县的材料计划在一个月内分别给您寄去。我希望这一份辅助材料有助于增色您的著作，使之更富于影响。” 在另一封信中，晏阳初写到：“我们将不时给您送去第一大项中所列的资料，这样可使您的著作成为虽不是划时代但也是真正不朽的作品。”
美国著名汉学家、耶鲁大学教授史景迁认为，甘博对中国的研究是把三个方面融为一体：第一，他坚信基督教会有助于中国摆脱贫困和落后；第二，他在社会科学和经济学研究方面的专业训练，使他能够积累调查资料和数据为社会改革做准备；第三，他热爱摄影，相机的镜头成为他关注时代危机的一只眼睛。 也许还有一点应该补充进去：那就是甘博对于中国的研究和拍摄，包含了真诚的理解和友谊，并成为他生命中难忘的一部分。在普林斯顿大学1912级50周年聚会的纪念册中，甘博写到：
还记得那个‘大黑匣子’吗？当年它曾经是我个性的一部分。现在我已改用35mm照相机，大多为我的孙子孙女拍彩色照。当年拍的许多黑白照片仍在诉说着1912年普林斯顿大学的故事。后来的照片有在州立劳改学校的生活，有从威尼山巅鸟瞰锯齿形山脊，有2万英尺高的克什米尔主峰，中国长江三峡，伏尔加河上的游船，丽日情况下的富士山。此外，还有北京紫禁城里的和平庆典，故宫内开阔的宫廷大院、大理石台阶、精美的古铜器和金瓦盖顶的皇宫。
（因篇幅所限，本文第二、第三部分未刊出）
其实，就连甘博本人和他的家人，也没自认是或者把他当作一名摄影家。在美国，他是社会学家和热心的社会工作者，以研究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华北农村和北平平民生活而有一定知名度。甘博曾在1908－1909年随父亲在中国旅行，此后又在1917－1919年、1924—1927年和1931—1932年三次旅居中国，从事宗教、教育、社会调查与社会学研究，拍了很多照片和一些电影胶片，但这些照片仅有百余幅曾在相关著作中用为插图，其余照片和电影胶片数十年来无人问津，直到1984年，他的长女、1926年出生于北平的凯瑟琳·G·科伦夫人（Catherine Gamble Curran）才“通过一系列不同寻常的巧合”，发现了这些资料。①
虽然发现较晚，但在拍摄中国的外国摄影家中，甘博占有一个独特的地位：基督教人道主义的眼光，使他对中国社会底层民众的苦难生活有较多关注；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社会学者，他不仅将摄影与社会调查和社会学研究结合起来，直接影响了此后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更重要的是，社会调查和摄影活动帮他认识到了中国必须进行社会变革的必然性。同时，他四次旅居中国的这段时间（1908-1932年间），正是中国历史“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破局阶段，中国犹如一个危重病人，身上插满了各种各样的管子，在险象丛生中艰难地寻找一线生机。这种历史境遇，通过甘博拍摄的1918年的京津大水灾、1919年的“五四运动”、1924年的孙中山葬礼、1927年的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1930年代晏阳初（1893-1990）领导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下称“平教会”）的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运动等一系列历史事件以及乡土中国的百姓生活，使风雨如磐年代中国和中国人的哀婉面容，在那一刻凝固下来，等待着今天的回眸。
东方那只昆虫的叮咬与北平社会调查
“你们还记得挂在布莱尔宿舍22号我窗前的朝鲜风铃吗？这个风铃是我被一只东方昆虫叮咬的象征—你很难从这种叮咬中康复。它后来把我带回中国，带回北京，它使我对第一个东方城市完成了首次社会调查，发表了《北平的社会调查》一书。” ② 1962年，普林斯顿大学1912级毕业生50周年聚会，甘博忆及往事，在留言册上感慨地写到。正是1908年随父亲在朝鲜、日本和中国的旅行，使18岁的甘博对中国难以忘怀—他形容为东方昆虫的一次无法康复的叮咬，使他大学毕业后又三次重返中国。
1917年，甘博第一次返回中国，在北平基督教青年会担任社会调查干事，使他有机会贴近生活的最底层，自下而上地感知中国的社会结构，深刻地影响了他对中国社会、特别是下层民众的理解，当然也影响了他在中国的拍摄。1919年返回美国前夕，他写到：
我觉得在校学生，尤其是大学生，应该找机会密切接触一下周围人们的生活。我本人在大学期间接触到社区问题、劳教团体和社会救济，对此我非常庆幸。如果学生们在校期间接触不到任何社会问题，毕业后可能再也没有机会。他们一旦走出校门踏入商业社会，往往没有可能也没有兴趣再去考虑社会问题。于是他们对‘另一半人’是如何生活的会一无所知，而没有这种知识，他们不会有兴趣去关心周围人民的生活。③
甘博的照片表明，他在中国的主要工作和关注点，就是了解“另一半人”的生活。
1917年6月，初回中国的甘博与另两位美国朋友做了一次四川之旅，三人从上海溯江而上，经汉口、宜昌和三峡直达重庆，然后从重庆转陆路经遂宁到成都，并到成都周边的茂县、安县、金堂等地拍摄。三峡的纤夫、重庆江边的挑水人、遂宁热闹的街市、安县用大篓背茶叶的村民、茂县在雨中悬索渡江的赤膊客……一一呈现在眼前。在石佛场，一个村民肩膀上扛着重达几十斤的13500枚铜钱去赶集，因为物价上涨了。甘博雇来的挑夫为了省钱，草鞋穿破了，几次还价，才舍得买一双新的；饿了，就在路边支起小锅煮糙米饭；乏了，就从路边小贩那里租口烟抽。对于中国底层民众的贫穷，甘博在后来的旅行中看到了更多；中国人的普遍贫穷与人们安于贫困的生活态度，使他慢慢领悟到林语堂所谓的中国人是一个“专以适合于艰难的环境中寻求幸福”的民族：
中华民族……不像基督徒自称‘为牺牲而生存’，也不像一般西方预言家要找求乌托邦。他们只想安宁这个现世的生命，生命是充满着痛苦与忧愁的，他们知之甚稔；他们和和顺顺工作着，宽宏大度忍耐着，俾得快快活活的生活。至于西方所珍重的美德、自尊心、大志、革新欲、公众精神、进取意识和英雄之勇气，中国人是缺乏的。他们不喜欢攀爬博朗山或北极探险，却至感兴趣于这个平凡的世界，盖他们有无限之忍耐力，不辞辛苦的勤勉与责任心，慎重的理性，愉快的精神，宽宏的气度，和平的性情，此等无与伦比之本能，专以适合于艰难的环境中寻求幸福，吾们称之为知足—这是一种特殊的品性，其作用可使平庸的生活有愉快之感。④
甘博看到的这一切，都在生动地说明着中国人如何在艰难的环境中，享受着“知足”。
这次旅行直到9月份才结束，他们三人拍摄的照片超过3000幅。甘博带了两台相机，一台是用 4×5 英寸底版的格拉福莱克斯（Graflex） 相机，另一台是格拉福莱克斯的改进型克拉普（Klapp）相机，一路走一路拍，住店的时候就冲底版，他还练出了一门绝技：将一个小三脚架支在两腿中间，固定在凉轿上，然后再把打字机固定在三脚架上，甘博的旅行日记和图片说明，就在赶路中劈劈啪啪地敲出来。 甘博长逾两年的初返中国，最终以一个深入的社会调查而结束：这个调查于1918年9月—12月在北京进行，1921年以《北平社会调查》为名出版。
甘博在北平基督教青年会工作期间，应他的普林斯顿校友布济时（John Stewart Burgess， 1883－1949，1909年来北平基督教青年会工作，时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之邀，同时担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教师。此时该系刚刚创办，主要开两门课，一门是社区组织，由布济时主讲；另一门是社会调查，由甘博主讲。⑤ 在教授“社会调查”的过程中，甘博带领学生—其中就有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谢冰心，以北平市巡警总厅的相关资料为基础，结合对在京外国人、中国官员、商人等社会阶层的问卷调查和统计，对北京市进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深入走访和调查。甘博还拍摄了大量的建筑、市井、民俗、劳动、交易、教育、交通、妓院—当然还有社会重大新闻事件等方面的照片，凡是调查到的领域，几乎都进行了拍摄，这些照片有50多幅在《北平社会调查》一书中用为插图， 包括北京的城墙和护城河、紫禁城门楼、太和殿、1919年6月4日和5日的学生示威、被押往监狱的被捕学生、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生在机器车间和锻造车间实习、等待施粥的乞丐、妓院招牌等。甘博拍摄于1918年11月28日在故宫观看阅兵式、坐在铜香炉前休息的富家老妇人，1919年端午拍摄的戴老虎帽、穿老虎鞋的小男孩，已成为他关于北平市民生活的代表作。
社会学者阎明评价说这次调查的内容展现了一幅多姿多彩的古都生活画卷：1917年北京市有811556人，是中国第四大城市；男子占63.5%，女子占36.5%，男女性比例为174∶100，远远高于其他大城市。交通方面，据1919年3月统计，北京有519辆汽车，2222辆马车，4198辆手推货车，17815辆人力车；婚丧队列中尚可看到轿子。污水系统大部分建于明朝，只排废水；粪便的收集、干燥成肥料，是由5000名男子挨户进行的。手工业者有自己的行会，产品价格、工人工资、工时、学徒期限等均由行会决定。理发业行会规定，会员间不许彼此抢生意，甲店的常客到乙店去理发，乙店一定要多收10% 的理发费。西式休闲方式成为时尚，保龄球、台球、电影、公园等随处可见，现代体育运动（包括各项球类）正在兴起；与此同时，听戏、酒宴、说书、赛马等古都数百年流传下来的传统娱乐方式依然存在。商业性娱乐多在南城。1911年以后妓院数量增多；1912年，北京共有353所登记在册的妓院，有2996名注册妓女。1917年，妓院增加至406所，注册妓女3887名；妓女依年龄、姿色的差别分为四等……⑥
甘博组织这次社会调查之际，正当中国社会学的创始期，该次社会调查是中国社会学史上运用现代社会学理论、将摄影融于社会调查和社会学研究的第一个成果，成为中国社会学史上的重要标杆。通过这次调查，甘博也更清楚了社会调查对于在中国开展社会服务、拓展青年会的工作和社会改良的重要性，此后他对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助力甚多。费孝通先生就曾谈到甘博对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发展的贡献（费先生1933年毕业于该系）：
燕京大学有社会学系是一个名字叫做甘布尔（Gamble，即本文主人公西德尼·甘博，其祖父James Gamble是著名家族企业宝洁公司的创始人之一—编辑）的美国人创始的。他是象牙肥皂公司的老板，到中国来做青年会工作，在北京进行社会调查，后来和伯吉斯（即布济时—编辑）合写了一本《北京调查》的书。他进一步，想培养一批中国人能像他一样一面做青年会工作，一面进行社会调查，反正他的象牙肥皂在中国所赚取的钱已不少，就拿出了一笔做这件事。拿这笔钱出来还得有个名义。于是就拉住他的母校，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成立一个‘普林斯顿在中国的基金’，交给燕京大学，作为培养社会服务的人才之用。燕京大学拿了这笔钱先办社会服务系，后来改称社会学和社会工作系，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添设经济学系、政治学系和法律学系，合成为法学院。⑦
以这次社会调查为基础，1924—1927年第二次旅居中国期间，甘博重点研究和拍摄了北平市民的日常生活与风土习俗，出版了《北平市民的家庭生活》（1933）一书。
广泛的旅行和深入的社会调查，使甘博对中国社会的理解远远超过了许多同时期的在华外国人。布济时曾说当时的在华外国人虽然生活在中国，但并不了解中国社会：外国人总是自己抱团，不相信中国人自己能把事情办好；他们享有条约规定的各项特权，有自己的领馆、商行、学校和教堂，他们只把中国人当作车夫、厨师、仆人和跑堂的；即使是传教士，对信众的态度也是家长式的。⑧ 而甘博对当时中国社会的理解却是：这样一个社会，绝大多数成员过着极为贫穷的生活，内忧外患之下，除了大变革，又怎会有别的出路？
也正是这样的理解，帮助他在1924年和1931年第二次、第三次回到中国后，热情参与和资助了晏阳初发起的“平教会”的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运动，并为自己在中国的摄影活动留下了最为生动的一章。
晏阳初赞扬甘博：“你不愧为真正的商人！”
—甘博与“平教会”和定县社会调查
1931年秋，甘博再次回到中国。这次回来，有两个原因：一是处理普林斯顿—燕京大学基金会相关资金的使用问题，二是应晏阳初之邀，参加“平教会”在河北定县的社会调查和农村改造，为自己关于华北农村研究的著作搜集资料。这期间他拍摄的定县农村生活的照片，成为其关于农业中国乡村生活的最生动的一章。
甘博结识晏阳初与“平教会”，大约在1926年。晏阳初，四川巴中人，1916年留学耶鲁大学，1918年曾作为北美基督教青年会战地服务干事在法国为同盟国军队服务，1920年获普林斯顿大学硕士学位，随后回国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担任平民教育工作。1923年，晏阳初创办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即“平教会”），自任总干事。他认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中国之弱，关键在于国民—主要是农民—素质太低；“平教会”的主要工作就是从教育农民入手，进行乡村改造和乡村建设，通过教农民识字学文化消除农民的愚昧；通过生计训练（比如科学种田、种子改良、病虫害防治等）解除农民的贫困；通过卫生教育和流行病防治解决农民的身体之“弱”；通过公民教育（培养农民的公共意识、公民意识、合作精神等）消除农民的自私，当时在中国产生了很大影响。1926年，“平教会”选定河北定县为乡村改造试验区，“平教会”总部先是设在北平，1929年迁到定县。当时，北平有一批留学回国的博士、硕士，怀抱教育农民、振兴国家的理想，“走出象牙塔，跨进泥巴墙”，参与了定县的社会调查和乡村改造实验，其中就有1918年甘博在北平做社会调查时的助手李景汉，并应李景汉之邀，就“平教会”的农村社会调查提出过建议。1927年，甘博从上海返回美国之后，与晏阳初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关注着“平教会”的工作，并给予资金支持。 甘博在1931年9月初到达定县，他马上就被这个既有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又有典型的华北农村生活场景的县城吸引住了：古老的城墙，高高的城楼，城门下，农民赶着驴车进进出出；文庙里的佛像是明代的，料敌塔则建于宋代。街道边，农民赤膊脱坯建房，粉丝坊门口的粉丝还滴着粉浆。乡下，村民忙着收谷子、摘棉花、晒烟叶；集市上，几个江湖人在表演武术，背后的墙上刷着“用科学方法去种地”—这正是“平教会”的宣传口号……甘博几乎是走到哪里拍到哪里。几天之后，“九·一八”事变爆发，甘博记录了定县中小学生举着小旗子在村间游行、宣传抗日的情景。进入深秋，“平教会”在定县县城举办了“蔬菜博览会”，熙熙攘攘的农民观众让甘博大开眼界：展出的这些南瓜、萝卜、白菜、土豆等，是当地农民的当家菜，都是“平教会”指导农民用科学方法种出来的，比传统种法个头儿大，产量高，很受欢迎。秋收之后，“平教会”就在院子里摆上桌子，闲下来的农民坐在露天里跟老师认字、听卫生常识和种田的学问。为落实乡村改造的具体方案，“平教会”将四里八村的乡绅和农民代表请来一起商量，招待他们的是白菜炖粉条加上大馒头……“平教会”踏踏实实的农民教育、社会调查和乡村改造工作，给甘博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感觉到“平教会”的工作与自己信奉的“基督教拯救世界”的理想大有相通之处。他不仅拍照片，同时还拍了不少纪录片，其中一段可看到他在与晏阳初快言快语地讨论，显然是谈到了一个热烈的话题，二人意见不同，你争我不让……看着甘博拍摄的定县乡村生活与“平教会”工作的照片和纪录片，耳边仿佛又回响起那首著名的《农夫歌》：
穿的粗布衣，吃的家常饭，
腰里掖着旱烟袋儿，头戴草帽圈。
手拿农作具，日在田野间，
受些劳苦风寒，功德高大如天。
农事完毕，积极纳粮捐，
将粮儿交纳完，自在且得安然。
士工商兵轻视咱，轻视咱，
没有农夫谁能活天地间？
这首歌是当时“平教会”的老师为在乡村开展文化教育专门创作的，在定县一带流传甚广，至今还有不少上年纪的人会唱。我想甘博当时也一定听到过这首歌，因为他的照片里，分明流淌着《农夫歌》乡土味的优美旋律。
到1932年秋离开中国，甘博在定县前前后后呆了半年多时间，这半年时间对于甘博十分重要：一方面，他拍的照片，有不少被选作《定县—华北农村社会》（1954）和《1933年之前华北乡村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活动》（1963）两部著作的插图；更重要的是，他与晏阳初达成了一个约定，他向“平教会”的社会调查和乡村改造实验提供资金支持，而“平教会”则把在定县所做的农村改造和社会调查的详细资料提供给他，帮他完成了上面两部著作以及他去世后出版的《定县秧歌》（1970）—这是一个对双方有利的交换。所以，翻阅1929年到1938年近10年间晏阳初与甘博的通信，主要内容就是两个：前者希望甘博提供资金，后者希望“平教会”提供详细的分区调查资料。比如1932年5月24日，晏阳初在给甘博的信中写到：
亲爱的西德尼：
我对（“平教会”的）六年财政计划担心得要命，您可以掂量一下这种情势：从政府那里无望得到太多的资助，民间就更少……我写信给您，请求您资助我们的社会调查工作。我们估计，在现有基础上，进行调查工作每年需要15000鹰洋，尽管本年的预算约为17000鹰洋。如果这个数目能有保证，我们就不必担心在此发展的关键时刻，缩小我们的计划；也不必担心汇率的浮动。
假设汇率是四比一，我们调查工作需要您每年资助3750美元，即六年总共22500美元。……主要是由于您卓越的努力和慷慨资助，我们的调查工作才有这样好的开端，如果您能保证继续资助我们的工作，那将太好了，太令人鼓舞了。⑨
1936年10月30日，晏阳初致甘博的信中写到，“平教会”将在湖南建立一个新的实验县，这是了解中国南方乡村的好机会：“我们需要我们所能募集到的一切援助，以使这项工作能够顺利进行。我们希望您以对调查的特殊兴趣，认识到这项任务的重要性，我们极为真诚地希望您能抓住这个时机，正像您以前所做的那样，在资金和技术上帮助我们，使这一任务得以完成。” ⑩
对晏阳初的请求，甘博慷慨相助，1933年1月16日，晏阳初特致信甘博表示感谢：
亲爱的西德尼：
收到您（1932年）11月30日惠函令人振奋……得知您慷慨支持的消息，和给予的友谊和信任，使我们倍受鼓舞和激动，尤其是处在我们遭受国外侵略，处在困难焦虑之际，您能在经济最萧条时刻解囊帮助，令人敬重。我和同仁对于这一切表示感谢！
甘博的资助，对于西方捐款减少、国内募捐无望的“平教会”的乡村改造实验，称得上举足轻重。同时，“平教会”提供的调查材料，也使得甘博在离开中国之后，仍然能高质量地完成关于华北农村研究的著作。1933年3月21日，晏阳初在致甘博的信中写到：“尊敬的西德尼：去年9月我曾写信答应常给您寄些有关定县调查工作的辅助材料。这次在另一信内给您寄去‘第一区的家庭工业材料’，其余五个区和全县的材料计划在一个月内分别给您寄去。我希望这一份辅助材料有助于增色您的著作，使之更富于影响。” 在另一封信中，晏阳初写到：“我们将不时给您送去第一大项中所列的资料，这样可使您的著作成为虽不是划时代但也是真正不朽的作品。”
美国著名汉学家、耶鲁大学教授史景迁认为，甘博对中国的研究是把三个方面融为一体：第一，他坚信基督教会有助于中国摆脱贫困和落后；第二，他在社会科学和经济学研究方面的专业训练，使他能够积累调查资料和数据为社会改革做准备；第三，他热爱摄影，相机的镜头成为他关注时代危机的一只眼睛。 也许还有一点应该补充进去：那就是甘博对于中国的研究和拍摄，包含了真诚的理解和友谊，并成为他生命中难忘的一部分。在普林斯顿大学1912级50周年聚会的纪念册中，甘博写到：
还记得那个‘大黑匣子’吗？当年它曾经是我个性的一部分。现在我已改用35mm照相机，大多为我的孙子孙女拍彩色照。当年拍的许多黑白照片仍在诉说着1912年普林斯顿大学的故事。后来的照片有在州立劳改学校的生活，有从威尼山巅鸟瞰锯齿形山脊，有2万英尺高的克什米尔主峰，中国长江三峡，伏尔加河上的游船，丽日情况下的富士山。此外，还有北京紫禁城里的和平庆典，故宫内开阔的宫廷大院、大理石台阶、精美的古铜器和金瓦盖顶的皇宫。
（因篇幅所限，本文第二、第三部分未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