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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击碎了理想主义者们谋划的和平蓝图，国家权力与国家利益代替了道德要素，成为国家对外交往中的首要考虑因素。摩根索强调人性是政治法则的根源，在人性的基础上政治权力决定利益。权力总是国家在国际政治中政治的直接目标，也是实现国家目的的手段。国际政治中的国家關系是一种动态的变化过程，以权力的兴衰转移为标志。人性现实主义同样重视道德的约束性作用，同时强调权力政治要通过道德、法律的形式加以解释并使之正当化，才更具有说服力。
关键词：人性现实主义;权力;道德
国际关系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肇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当战争因新式武器的出现而破坏力大增时，如何避免战争，如何建立一种持久的和平秩序，便成为欧洲社会关注的重要议题。1919年英国威尔士大学设立国际关系讲席，标志着国际关系作为一门有别于政治学的学科而独立存在。国际关系学科建立伊始，便带有浓厚的目的性：在国际社会中寻求建立一种稳定的国际秩序，避免战争的再次发生。
以威尔逊“十四点”计划为代表的理想主义在当时颇具影响力。这派学者相信人的普遍理性和道德追求可以在政治中以某种秩序性的表现形式得到体现。理想主义者们认为人具有善良的天性，战争源于人性暂时的恶，源于制度规则的缺失，如若加强教育，改变人生活的环境，战争是可以避免的。
国际关系学建立之初，就将其研究焦点聚焦于现代的民族国家。因为在现有国际体系中，民族国家凭借其掌握的领土、享有的主权权力、稳定高效的运作机制和特征鲜明的人民，成为了其他行为体合法权力的唯一来源。换句话说，正是有主权国家的存在，其他的国际体系行为体才得以在获得所需的养分，保持着正常运作的状态。
德国闪击波兰，欧洲重新陷入纷争，战争无情地击碎了理想主义谋划的和平蓝图。威尔逊主义倡导的民族自决，成为了法西斯德国对外扩张的口号;凡尔赛体系沦为空中楼阁，无力制约法西斯势力的扩张侵略。残酷的现实使得理论家们放弃了乌托邦式的空想，转而从权力、利益的角度分析国际现实。自此，现实主义登上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历史舞台。
一、人性现实主义
权力，是现实主义永恒的讨论议题。莱茵霍尔德·尼布尔把权力看作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将权力关系摆在与人类博爱同等重要的地位。爱德华·卡尔认为权力无处不在，政治就是权力政治，是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因素。汉斯·摩根索用权力界定利益，让国际政治成为了独立的研究领域。人性现实主义将国际政治看作是权力政治。
现代政治思想总体上存在着两种流派，一种是强调理性、抽象道义的理想主义;一种是强调权力、利益，讨论人类真实本性和实际历史发展进程的现实主义。[1]具体而言，现实主义流派中又可以分为人性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新古典现实主义等流派。人性现实主义将权力作为解释国际政治的出发点，其比较经典的理论解释便是将国际政治看作是权力政治。人性现实主义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结构现实主义则发展了权力的功能性，赋予权力以保证国家生存的能力，将国际体系中权力的结构性分布特征作为解释国家行为的基本分析变量。汉斯·摩根索笔下的《国家间政治》，作为人性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其历史价值在于，作为一项完整的理论，揭示了国际政治的本质，解释了政治行为选择的因果逻辑，推动国际政治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系统的社会科学门类。
现实主义的六项原则中，摩根索将人性摆在了首要位置，提出“政治就像社会的一般现象一样，受到根植于人性的客观法则的支配”。[1]摩根索着重探讨了人性对政治行为的影响作用，因此，他的现实主义理论也被称为“人性现实主义”。在他看来，无论是中国、印度，或是古代的希腊，人性都是政治法则的根源。虽然政治理论或有发展、创新，但人性始终没有发生变化。在强调人性作用的基础上，摩根索进一步指出，权力决定利益，且这种概念是普遍适用的，政治的本质就是对权力的争夺。
在摩根索看来，源于基督教的原罪理论，认为人性天生便具有罪恶的一面，表现为对权力贪得无厌的追求。权力本身包含着支配与控制的含义，摩根索相信人性中的对权力欲望的渴求并不会因教育或是环境变化而转变。
二、人性现实主义的权力观
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一样，权力的追逐和斗争是其永恒的内容。无论国际政治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权力总是政治的直接目标，也是实现国家目的的手段。[1]国际政治中的国家关系是一种动态的变化过程，以权力的兴衰转移为标志，权力可以推动一个国家走向兴盛，同样也可以让一个国家走向衰落。战争催生了国际关系学科的产生，如何建立一种稳定的和平状态则是国际关系重要的研究目标。
人性现实主义将权力定义为“支配他人意志和行动的控制力”，所谓的政治权力，是指公共权威的掌握者之间以及他们与一般公众间的控制关系。[1]权力，作为一种心里关系，通过影响被支配者的意志而发生实际效用。权力的影响来源于三个方面：期待利益的回报;对损失发生的恐惧;对领袖、制度的敬爱与向往。权力发生作用的形式同样表现为三个方面：命令、威胁和个人权威或是超凡魅力。
人性现实主义强调，人类社会步入现代阶段后，血缘、宗教、封建效忠关系被国家的权力和政策认同所取代。国内社会会通过制度、规则、法律压制人类心中对权力的追求欲望，由于在国家范围内大多数人无法获得权力欲望的满足，他们便会将这种欲求转移至国际舞台上，通过与国家权力欲望认同的结合来获取替代性的满足。
在国际政治领域内，权力运作可以归纳为三种模式：首先是现状政策，目的在于维持历史上某一特定阶段的权力分配态势，其特点在于反对任何会导致两个或多个国家间权力逆变的趋势。其次是帝国主义政策，不同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意涵，人性现实主义将帝国主义界定为“一项目的在于推翻两个或更多国家权力关系现状的政策”[1]，即为一种挑战现状的修正政策。最后是威望政策，既向世界各国彰显自身的国家权力，其特征在于既不虚张声势，又不谨小慎微，常以军事力量，特别是海军力量作为威望展示的手段。 在爱德华·卡尔对权力组成的论述基础上，摩根索将国家权力进一步细化为相对稳定的权力和动态变化的权力两大部分。具体来看，又可以分为地理、自然资源、工业能力、战备实力、人口、民族性格、國民士气、外交素质和政府素质九个方面。在摩根索看来，地理要素决定了一个国家在核时代能否成为大国的可能性;自然资源，特别是粮食的自供应，决定了一个国家政策执行的持久性;人口，是一个国家成为一流大国的必要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人性现实主义认为国家应该追求一种权力的相对优势，而非制度主义倡导的绝对量。在讨论人口增长问题时，摩根索强调一种相对优势的评判视角;在讨论一国权力中的某个要素与其他国家权力要素作比较时，又一次强调了相对性的评估标准;在讨论外交政策成功与否的时候，摩根索再一次强调了政策执行的正确、错误的相对比较分析。
三、人性现实主义的道德观
在人性现实主义建立之初，一些人就对这种理论产生了一种道义误解，认为它完全否定道德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是一种只重视权力而忽视伦理规范的理论。例如，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米尔斯海默就曾批评中国学者阎学通将道义问题引入现实主义理论的做法。米尔斯海默认为，真正的现实主义者应该竭力避免那种对道德感的追求和讨论，应该避免将道德问题插入到政治问题里。[2]
显然，米尔斯海默在这里就犯了一种极端性的错误，认为现实主义就是不讨论道德因素的政治理论。摩根索的现实主义六项原则中有两项就是在讨论道德问题，比如他强调现实主义者理解政治行动中的道德意义，即便道德要求和现实行动间存在着不可避免地冲突，他也不愿意抹杀道德的作用。现实主义并非否定道德的作用，只是反对存在一种普遍的、抽象的、适用一切国家的普世道德，现实主义认为道德原则须在具体的时间、地点的环境支撑下，才会发挥实际作用。
再如，摩根索构建的人性现实主义不要求也不容忍对政治理想和道德原则的漠不关心，只是拒绝将特定的国家道德等同于普天之下的普世道德。对于和平维持的方法，摩根索认为存在两种途径，一种是通过权力均势来维持和平，另一种便是通过国际法、国际道德、国际舆论来规范限制国家的行为。[1]
在政治意识形态方面，摩根索认为所有的政治活动，无论是国际政治还是国内政治，都具有一个相同的特征，即其活动的基本表象没有显示出权力斗争的实际内涵，而且作为既定政策直接目标的权力要素，往往通过道德、法律的形式加以解释并使之正当化。换言之，政治权力的内涵往往需要披上道德和法律的外衣，以便让人更加容易地接受。政治活动中的权力特点，迫使政治舞台上的角色要运用道德化手段来实现权力化的目的，因此，政治现实主义中，权力和道德是一组相辅相成的要素，任何一方倘若单独存在，便无法发挥现实主义的真正功能。
四、小结
人性现实主义作为战后现实主义流派的开山理论，尽管人们对它或多或少的保有一些误解，认为这种理论只重视权力而忽视道德，但这仍旧无法掩盖住此种理论的巨大的内在价值。它揭示了国际政治的因果现实关系;将国家生存和世界和平作为价值判断依据;将权力与道义相结合寻求维持和平的方式，展现出了缜密的逻辑和完整的理论架构。其代表作，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亦如王逸舟教授所言，内容上恰如一部国际政治的小百科全书，为我们展示了国际政治学的基本研究范畴和研究取向。通过阅读这部著作，可以真实地了解现实主义的理论内涵，对于权力均衡的概念把握更可以为后续的新现实主义、相互依存论、霸权稳定论、软权力等提供一种理论理解路径。
参考文献：
[1]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520页，第6页，第41页，第80页.
[2]阎学通.世界权力的转移[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第23页.
关键词：人性现实主义;权力;道德
国际关系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肇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当战争因新式武器的出现而破坏力大增时，如何避免战争，如何建立一种持久的和平秩序，便成为欧洲社会关注的重要议题。1919年英国威尔士大学设立国际关系讲席，标志着国际关系作为一门有别于政治学的学科而独立存在。国际关系学科建立伊始，便带有浓厚的目的性：在国际社会中寻求建立一种稳定的国际秩序，避免战争的再次发生。
以威尔逊“十四点”计划为代表的理想主义在当时颇具影响力。这派学者相信人的普遍理性和道德追求可以在政治中以某种秩序性的表现形式得到体现。理想主义者们认为人具有善良的天性，战争源于人性暂时的恶，源于制度规则的缺失，如若加强教育，改变人生活的环境，战争是可以避免的。
国际关系学建立之初，就将其研究焦点聚焦于现代的民族国家。因为在现有国际体系中，民族国家凭借其掌握的领土、享有的主权权力、稳定高效的运作机制和特征鲜明的人民，成为了其他行为体合法权力的唯一来源。换句话说，正是有主权国家的存在，其他的国际体系行为体才得以在获得所需的养分，保持着正常运作的状态。
德国闪击波兰，欧洲重新陷入纷争，战争无情地击碎了理想主义谋划的和平蓝图。威尔逊主义倡导的民族自决，成为了法西斯德国对外扩张的口号;凡尔赛体系沦为空中楼阁，无力制约法西斯势力的扩张侵略。残酷的现实使得理论家们放弃了乌托邦式的空想，转而从权力、利益的角度分析国际现实。自此，现实主义登上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历史舞台。
一、人性现实主义
权力，是现实主义永恒的讨论议题。莱茵霍尔德·尼布尔把权力看作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将权力关系摆在与人类博爱同等重要的地位。爱德华·卡尔认为权力无处不在，政治就是权力政治，是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因素。汉斯·摩根索用权力界定利益，让国际政治成为了独立的研究领域。人性现实主义将国际政治看作是权力政治。
现代政治思想总体上存在着两种流派，一种是强调理性、抽象道义的理想主义;一种是强调权力、利益，讨论人类真实本性和实际历史发展进程的现实主义。[1]具体而言，现实主义流派中又可以分为人性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新古典现实主义等流派。人性现实主义将权力作为解释国际政治的出发点，其比较经典的理论解释便是将国际政治看作是权力政治。人性现实主义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结构现实主义则发展了权力的功能性，赋予权力以保证国家生存的能力，将国际体系中权力的结构性分布特征作为解释国家行为的基本分析变量。汉斯·摩根索笔下的《国家间政治》，作为人性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其历史价值在于，作为一项完整的理论，揭示了国际政治的本质，解释了政治行为选择的因果逻辑，推动国际政治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系统的社会科学门类。
现实主义的六项原则中，摩根索将人性摆在了首要位置，提出“政治就像社会的一般现象一样，受到根植于人性的客观法则的支配”。[1]摩根索着重探讨了人性对政治行为的影响作用，因此，他的现实主义理论也被称为“人性现实主义”。在他看来，无论是中国、印度，或是古代的希腊，人性都是政治法则的根源。虽然政治理论或有发展、创新，但人性始终没有发生变化。在强调人性作用的基础上，摩根索进一步指出，权力决定利益，且这种概念是普遍适用的，政治的本质就是对权力的争夺。
在摩根索看来，源于基督教的原罪理论，认为人性天生便具有罪恶的一面，表现为对权力贪得无厌的追求。权力本身包含着支配与控制的含义，摩根索相信人性中的对权力欲望的渴求并不会因教育或是环境变化而转变。
二、人性现实主义的权力观
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一样，权力的追逐和斗争是其永恒的内容。无论国际政治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权力总是政治的直接目标，也是实现国家目的的手段。[1]国际政治中的国家关系是一种动态的变化过程，以权力的兴衰转移为标志，权力可以推动一个国家走向兴盛，同样也可以让一个国家走向衰落。战争催生了国际关系学科的产生，如何建立一种稳定的和平状态则是国际关系重要的研究目标。
人性现实主义将权力定义为“支配他人意志和行动的控制力”，所谓的政治权力，是指公共权威的掌握者之间以及他们与一般公众间的控制关系。[1]权力，作为一种心里关系，通过影响被支配者的意志而发生实际效用。权力的影响来源于三个方面：期待利益的回报;对损失发生的恐惧;对领袖、制度的敬爱与向往。权力发生作用的形式同样表现为三个方面：命令、威胁和个人权威或是超凡魅力。
人性现实主义强调，人类社会步入现代阶段后，血缘、宗教、封建效忠关系被国家的权力和政策认同所取代。国内社会会通过制度、规则、法律压制人类心中对权力的追求欲望，由于在国家范围内大多数人无法获得权力欲望的满足，他们便会将这种欲求转移至国际舞台上，通过与国家权力欲望认同的结合来获取替代性的满足。
在国际政治领域内，权力运作可以归纳为三种模式：首先是现状政策，目的在于维持历史上某一特定阶段的权力分配态势，其特点在于反对任何会导致两个或多个国家间权力逆变的趋势。其次是帝国主义政策，不同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意涵，人性现实主义将帝国主义界定为“一项目的在于推翻两个或更多国家权力关系现状的政策”[1]，即为一种挑战现状的修正政策。最后是威望政策，既向世界各国彰显自身的国家权力，其特征在于既不虚张声势，又不谨小慎微，常以军事力量，特别是海军力量作为威望展示的手段。 在爱德华·卡尔对权力组成的论述基础上，摩根索将国家权力进一步细化为相对稳定的权力和动态变化的权力两大部分。具体来看，又可以分为地理、自然资源、工业能力、战备实力、人口、民族性格、國民士气、外交素质和政府素质九个方面。在摩根索看来，地理要素决定了一个国家在核时代能否成为大国的可能性;自然资源，特别是粮食的自供应，决定了一个国家政策执行的持久性;人口，是一个国家成为一流大国的必要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人性现实主义认为国家应该追求一种权力的相对优势，而非制度主义倡导的绝对量。在讨论人口增长问题时，摩根索强调一种相对优势的评判视角;在讨论一国权力中的某个要素与其他国家权力要素作比较时，又一次强调了相对性的评估标准;在讨论外交政策成功与否的时候，摩根索再一次强调了政策执行的正确、错误的相对比较分析。
三、人性现实主义的道德观
在人性现实主义建立之初，一些人就对这种理论产生了一种道义误解，认为它完全否定道德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是一种只重视权力而忽视伦理规范的理论。例如，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米尔斯海默就曾批评中国学者阎学通将道义问题引入现实主义理论的做法。米尔斯海默认为，真正的现实主义者应该竭力避免那种对道德感的追求和讨论，应该避免将道德问题插入到政治问题里。[2]
显然，米尔斯海默在这里就犯了一种极端性的错误，认为现实主义就是不讨论道德因素的政治理论。摩根索的现实主义六项原则中有两项就是在讨论道德问题，比如他强调现实主义者理解政治行动中的道德意义，即便道德要求和现实行动间存在着不可避免地冲突，他也不愿意抹杀道德的作用。现实主义并非否定道德的作用，只是反对存在一种普遍的、抽象的、适用一切国家的普世道德，现实主义认为道德原则须在具体的时间、地点的环境支撑下，才会发挥实际作用。
再如，摩根索构建的人性现实主义不要求也不容忍对政治理想和道德原则的漠不关心，只是拒绝将特定的国家道德等同于普天之下的普世道德。对于和平维持的方法，摩根索认为存在两种途径，一种是通过权力均势来维持和平，另一种便是通过国际法、国际道德、国际舆论来规范限制国家的行为。[1]
在政治意识形态方面，摩根索认为所有的政治活动，无论是国际政治还是国内政治，都具有一个相同的特征，即其活动的基本表象没有显示出权力斗争的实际内涵，而且作为既定政策直接目标的权力要素，往往通过道德、法律的形式加以解释并使之正当化。换言之，政治权力的内涵往往需要披上道德和法律的外衣，以便让人更加容易地接受。政治活动中的权力特点，迫使政治舞台上的角色要运用道德化手段来实现权力化的目的，因此，政治现实主义中，权力和道德是一组相辅相成的要素，任何一方倘若单独存在，便无法发挥现实主义的真正功能。
四、小结
人性现实主义作为战后现实主义流派的开山理论，尽管人们对它或多或少的保有一些误解，认为这种理论只重视权力而忽视道德，但这仍旧无法掩盖住此种理论的巨大的内在价值。它揭示了国际政治的因果现实关系;将国家生存和世界和平作为价值判断依据;将权力与道义相结合寻求维持和平的方式，展现出了缜密的逻辑和完整的理论架构。其代表作，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亦如王逸舟教授所言，内容上恰如一部国际政治的小百科全书，为我们展示了国际政治学的基本研究范畴和研究取向。通过阅读这部著作，可以真实地了解现实主义的理论内涵，对于权力均衡的概念把握更可以为后续的新现实主义、相互依存论、霸权稳定论、软权力等提供一种理论理解路径。
参考文献：
[1]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520页，第6页，第41页，第80页.
[2]阎学通.世界权力的转移[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