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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之前，中国共产党人在共产国际的推动下，参与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并加入孙中山第三次在广东建立的革命政权。革命政权下设大本营宣传委员会，陈独秀、谭平山等共产党人领导和主持这一宣传机构。陈独秀等人利用大本营宣传委员会，积极从事出版宣传、慰问演讲、争取学生参加国民革命等工作，试图改变革命政权军事优先的局面。然而，因经济困难和中共内部的分歧，尤其是孙中山的消极态度，使大本营宣传委员会未能“有所作为”。1923年底，孙中山撤销大本营宣传委员会，成立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加速了国共合作的进程。
【关键词】第一次国共合作;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孙中山;马林;陈独秀
【中图分类号】K26; D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21）03-0038-12
1923年初，孫中山从上海返回广州，成立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又称大元帅府），这是其晚年第三次在广东建立革命政权。同年4月，设立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委派陈独秀、谭平山、马超俊等共产党人负责这一机构。大本营宣传委员会遂成为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前夕，共产党人在国民党政权中领导宣传工作的首次尝试。由于诸多原因，大本营宣传委员会运行半年即遭裁撤，加之面世史料稀少，长期隐晦不彰，鲜有学人论及。本文拟考察这一机构的成立背景、运作状况及其效果，借此探讨中国共产党在同国民党合作道路上的探索与曲折。
一、开端：孙中山改组国民党
纵观民国成立后的孙中山，有这样一种现象，每当军事或政治挫败之时，他就会集中精力投入党务活动。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组织国民党中的忠诚骨干，成立更具凝聚力的中华革命党。1918年，孙中山在与桂系军阀合作失意后，毅然离粤返沪，改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1922年6月，陈炯明兵变后，孙中山再度从广州返回上海。党内的分裂使得孙中山决定对中国国民党再次进行改组。与此同时，孙中山还有一种倾向，即当军事或政治有所进展之际，便会减少对党务的关注，重新投入军政事务当中。
孙中山在1922年下半年启动的国民党改组，与以往颇有不同，这一次得到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参与。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推动下，孙中山接受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以个人身份率先加入国民党。1922年9月4日，孙中山召集在上海的部分国民党员商讨国民党党务改进计划，陈独秀、张太雷等共产党人应邀参会。两天后，孙中山指定陈独秀等为“国民党改组方案起草委员会”委员。11月，孙中山在上海设立国民党本部，陈独秀担任国民党本部参议，张太雷担任宣传部干事。
1923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宣言》和《中国国民党党纲》公开发表。次日，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改组大会上解释道：“政治进行是靠不住的，随时可以失败。军事进行，现在也有了多年，靠着他来改造国家，还说不定成功与否。所以政、军两种进行，成败都未可必。只有党务进行，是确有把握的，有胜无败的。……党的进行，当以宣传为重。宣传的结果，便是要招致许多好人来和本党做事。宣传的效力，大抵比军队还大。古人说：‘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宣传便是攻心。又说：‘得其民者，得其心也。’我们能够宣传，使中国四万万人的心都倾向我党，那便是大成功了。我们从前本手无寸铁，何以会革命成功呢？就由于宣传得力。革命以后，大家有了军队，有了政权，以为事在实行，不必注意宣传。……俄国五六年来，革命成功，也就是宣传得力。……我们要晓得宣传这种武器，折服一人便算得了一人，传入一地便算有了一地。不比军队夺了城池，取了土地，还是可被人推翻的，还是很靠不住的，所以我们要对宣传切实来下番工夫。”
由是观之，在实现革命目标的三种手段——政治、军事、宣传之间，孙中山认为宣传较政治、军事更为重要，是“有胜无败”的，将宣传的重要性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实际上，孙中山本就长期重视宣传。演讲宣传、集会宣传、周游宣传、论战宣传、报纸宣传、杂志宣传、专书宣传、主义宣传等，都是他常用的宣传策略。孙中山此时如此强调“宣传”，接纳共产党人，还赋予共产党人以相当的职务和权力，究其原因，是认识到单靠政治和军事的手段，不足以实现革命目标。他从苏俄的成功经验和自身革命的种种教训中，意识到必须要从组织和宣传方面下功夫，尝试吸收在宣传、组织方面更具才干和奋斗精神的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达到吸取苏俄经验的目的。
与吸取经验相比，孙中山更关心苏俄的援助。在寻求英国、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的支持无果后，孙中山迫切希望得到苏俄的援助以解决当时的困境。同时期，俄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先后决定援助孙中山。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与苏俄驻华特命全权大使越飞在上海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公开联俄政策，接受苏俄的援助。但在这份宣言中，孙中山首先声明“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所谓“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不单指国家制度，甚至包括俄共组织体制。有学者认为，孙中山注意到宣传是苏俄革命成功的重要经验，但并未认识到俄共组织体制的全貌及其优长。也有学者提到，孙中山此举除避免刺激列强以及与张作霖联合的现实考虑外，更有可能是出自对三民主义的热衷与坚持，以及对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制度的怀疑。总之，1923年改组国民党时，孙中山并未仿效俄共组织模式进行改造。
正当孙中山改组国民党起步之际，讨伐陈炯明的军事行动取得进展，孙中山再度返穗。在接下来近一年的时间当中，清除“心头之患”陈炯明的军事行动成为孙中山的第一要务，改组工作停滞，但基于对宣传的重视，孙中山恢复了国民党广东支部，并先后设立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广东宣传局、大本营党务处等机构。
二、创立：大本营宣传委员会诞生前后
1923年2月21日，孙中山从上海返抵广州，随后建立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2月26日，陈独秀到达广州。4月10日，孙中山任命陈独秀、谭平山、马超俊为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委员。经过一番筹备，6月1日，陈独秀以“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委员长”名义呈报孙中山：“大元帅令第一号内开‘陈独秀、谭平山、马超俊为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委员’等因。奉此，当即推定陈独秀为委员长，并刊长方会印一颗，文曰‘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图记’。现经组织成立，于六月一日启印视事。”6月8日，孙中山发布指令，批准陈独秀为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委员长。为保证政权运转，孙中山陆续设立了一批军政机构。大本营设立的直辖机构，由孙中山直接任命负责人，并颁发关防。大本营宣传委员会不仅由委员会内部推定委员长，还自刊关防，这一做法颇为特殊。且“委员会”一词，在1923年大本营普遍以“部”“处”“局”等命名的党军政机构中，也显得有点特别。当然，更令人瞩目的是，孙中山首次将共产党人引入他的政权当中并使其领导宣传工作，这无疑是孙中山联俄容共政策的产物。粤海关情报资料显示，孙中山创立宣传委员会这一举动，颇受关注。粤海关《每日时事报告簿》1923年5月19日记录：“大元帅府又设立了审计部，刘纪文被任命为该部首脑。除这些普通机构外，还在着手组建一个旨在宣传孙逸仙建国原则的宣传部。据报道，中国著名的布尔什维克分子陈独秀是这个部的组建者。”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注意到这一情况，6月12日，他在一份有关广东省形势的报告中提及“数周前，孙任命了一个三人委员会，让陈独秀在其中领导宣传工作”。马林的这一段话表明，孙中山设立宣传委员会，事先并未有征求马林意见的举动。 值得注意的是，从1923年4月受命到6月就职期间，陈独秀协助4月底南下广州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制定国民党的改组计划，并筹备中共三大。5月，马林与陈独秀制定的国民党改组草案获得孙中山认可。根据草案，国民党在一年一度的全国党员代表大会上选择21名委员组成执行委员会，党部设在广州;设立组织部和宣传部，组织部下辖总书记部、情报部、财政部、联络部，宣传部下辖出版部、工人部、农民部、军事部、对知识分子宣传部、海外宣传部等。其中，出版部管理广州、上海、北京、哈尔滨等地出版的日报、周报和月刊等。执行委员会由党的总理、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各部长和国内各地方党部负责人组成。这份计划还列出部长人选和经费预算。颇令人惊讶的是，部长人选名单中几乎是清一色的中共党员。
从草案来看，马林试图将共产党“移植”到国民党内，按照俄共组织体制改组国民党，从而推动国民革命运动。这种“异想天开”的方案，反映了马林试图通过共产党推动和发展国民党的热情。在马林看来，中国共产党“是个早产儿”，“整个工作几乎都是依靠外国经费”，“多数党员没有职业，所以党同在职的工人、职员、教师等几乎没有联系”。因此，“我们要鼓励共产党员到国民党中去，并把用这个办法支持国民革命看作中国共产党人的主要任务”。
1923年6月12—20日，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会议通过了陈独秀起草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议决案要求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但党必须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在国民党中，要注意“阻止国民党集全力于军事行动而忽视对于民众之政治宣传”，“须努力使国民党与苏俄接近;时时警醒国民党，勿为贪而狡的列强所愚”，“我们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国民革命之需要”。
马林认为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内唯一有领导能力的同志，“只有陈独秀这样的人物，才能在国民党内部展开宣传”，去“促进国民党的新生”，因而给予大力支持。在中共三大上，陈独秀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7月1日，陈独秀在写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主任萨法罗夫的一封信中指出：“在当今的中国，只有国民党是革命的政党。我们应该把开展国民革命运动看作是我们的中国任务，因此我们应该扩大和改组国民党。如果该党领导执行错误的政策，我们就来纠正错误。……目前，国民党虽还不是一个群众性的政党，但我们应该将群众吸收到国民党里来，因为只有国民党才能领导国民革命运动。我们应该利用这个党并且还要改善这个党。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就不能开展国民革命运动，而国民革命也就不能迅速实现。”
这一时期，马林和陈独秀制定了国民党改组计划，中共三大也确定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引导其走向国民革命的政策，孙中山“适时”成立的大本营宣传委员会正好提供了一个平台，让陈独秀等共产党人“施展抱负”。那么，大本营宣传委员会能否让马林和陈独秀得偿所愿？
三、运作：宣传委员会人员构成与业务开展
大本营宣传委员会设在广州永汉北路，由大本营拨款，1923年6月在陈独秀的带领下正式运作。同年12月4日，大本营宣传委员会与大本营党务处、广东宣传局同时被裁撤，存在时间仅半年。大本营宣传委员会成立以后，孙中山先后任命了一批宣传委员或宣传员，委派的名义分别有“宣传委员会委员”“大本营宣传委员”“随营宣传委员”“广东宣传委员”“大本营宣传员”等。兹根据《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整理大本营宣传委员会人员任命情况如下：
另据其他史料，周其鉴、杨殷、刘尔崧、侯桂平、瞿秋白、冯菊坡等共产党员也担任大本营宣传委员会的宣传委员或宣传员。1923年10月9日，谭平山向马林的继任者鲍罗廷等人介绍国民党的组织机构时说：“大本营下设宣传委员会，委员会有十二名国民党员和九名共产党员。”
大本营宣传委员会的部分职员不实际从事宣传工作，或者很快改任他职，又或者是在委员会末期上任。刘成禺6月受命赴北京活动。马超俊被任命为宣传委员后，实际却是负责广东石井兵工厂。邓慕韩6月改任广东宣传局局长。黄昌谷7月改任大元帅行营金库长。陈群8月改任大本营党务处处长。此外，姚禔昌、雷大同是在委员会末期上任。身为委员长的陈独秀，从6月视事至8月下旬离穗，实际主事不到3个月。
事实上，主持大本营宣传委员会的是中共三大新入选的中央局成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谭平山。谭平山长期耕耘广东，负责中共广东区委工作。孙中山曾于1923年1月30日任命谭平山为广东工界宣传员，负责广东的国民党党务工作。大本营宣传委员会较为活跃的人群中，周其鉴、杨殷、刘尔崧、侯桂平、冯菊坡等都是中共广东区委的党员。据鲍罗廷后来的记录“广州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状况也不好。前者大约有50人，其中9人在孙逸仙大本营的宣传委员会工作”，由此可见，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中共广东区委“掌控”的宣传机构。
据目前史料显示，大本营宣传委员会主要从事出版宣传、慰问演讲、争取学生等工作，其中核心工作是出版宣传。大本营宣传委员会计划出版的小册子包括《十二年来之国民党》《国民革命中之民团问题》《国民革命与国民党（第一册）》《国民革命与军人》《国民革命与工人》《国民革命与学生》《国民革命与商人》《国民革命与农民》《三民主义解说》《五权宪法解说》《中国之乱源》《工兵政策之解释及施行方案》《国民会议之特色》《今后国民党之使命》等。1923年8月17日，《广州民国日报》介绍了大本营宣传委员会的出版物：“大本营宣传委员会最近对于宣传事务之进行，异常猛烈，文字上之宣传出版物，已出版者：（一）《十二年来之国民党》;（二）《国民革命中之民团问
题》;（三）《国民革命与国民党》第一册。未出版者：（一）《国民革命与军人》;（二）《国民革命与工
人》。在編中者：（一）《国民革命与学生》;（二）《国民革命与商人》;（三）《国民革命与农民》。未曾编辑者：（一）《三民主义解说》;（二）《五权宪法解说》;（三）《中国之乱源》;（四）《工兵政策之解释及施行方案》;（五）《国民会议之特色》;（六）《今后国民党之使命》。以上各书，拟尽今年内编辑完竣，刊行传播，其拟议中之关于宣传主义各项书目，尚在继续订定中，将源源出版，以供公览。” 1923年8月下旬，大本营宣传委员会新增出版《国民革命与工人》（冯菊坡撰、谭平山校）。印刷中的小册子除旧有的《国民革命与军人》外，另外新增了《民团救国论》《国民革命与国民党（第二册）》和《国民革命与商人》3种。从这些出版物的内容分析，大体分两类：一类是“国民革命”系列，阐述国民革命与国民党、民团、学生、军人、农民、商人等社会各阶级的关系，并强调国民党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作用。这类内容实际是贯彻中共三大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另一类则是宣扬孙中山的政治学说和主张，诸如《三民主义解说》《五权宪法解说》《工兵政策之解释及施行方案》等等。有学者指出，大本营宣传委员会的宣传内容按照孙中山的意图，自然是三民主义。显然事实并非如此。
这些出版物首先是向国民党的党政机构广泛分送。1923年7月19日，陈独秀致函上海国民党本部总务部部长彭素民谓：“本会为宣传起见，时有印刷品分送及与各方通讯之必要，应请贵部将国内外本党各支部通讯处及部长姓名开列到会，俾便通讯。”在获得通讯地址后，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开始分送出版物。以上海国民党本部为例，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先后多次函送出版物，并请求分发。7月31日，寄送《十二年来之国民党》及《国民革命中之民团问题》各200本。8月11日，寄送《国民革命与国民党》200本。8月24日，寄送《国民革命与工人》200本。10月12日，寄送《国民革命与国民党》等3种书籍各500本。10月26日，寄送《革命军人》500本。在广州地区，大本营宣传委员会曾两度致函公安局，赠送《十二年来之国民党》《国民革命中之民团问题》《国民革命中之军民的关系》3种出版物，并请求“分送所属各区署，以广宣传”。
除党政机构外，大本营宣传委员会也欢迎读者函索出版物。据《大本营宣传委员会通讯部启事》：“本会预定所出版各书，每种赠阅一万册，余皆托书店代售，以广宣传。除由本会分别赠阅外，如在赠阅未完以前，爱阅诸君，请开列地址，并欲取何书，连同邮票……寄到广州永汉北路本会通讯部，即行寄奉一册，多者类推。”《广州民国日报》除介绍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出版物外，也及时向读者传达“爱阅诸君，函索即寄”的消息。
与此同时，大本营宣传委员会积极前往北江、西江和东江等广州周边历经战火的区域，向各地民众开展宣讲，派发出版物和传单。1923年7月底，宣传委员陈季博偕同宣传员陈正绳、罗玉田等前往东江常平、永湖、博罗等地沿途向民众演讲，“积极宣传大元帅救国之主张，使彼等了然此次用兵不得已之苦衷”。1923年8月，宣传委员会考虑到北江地区迭遭桂系沈鸿英军队的蹂躏，特派谭平山带领宣传员杨殷、刘尔崧、侯桂平等，沿粤汉铁路一带“宣传孙公德意，安慰灾民，调查战区”，所经各个站点，均下车派发出版物。8月2日宣传队抵达韶关后，在南门、新东门两处进行通俗演讲。当地商民因屡次遭受兵祸，对宣传非常欢迎。每次演讲，听众多达千余人，而且对所发传单和小册子，索阅不绝。之后，宣传队分出两队，一队到始兴、南雄，另一队折回英德入花县、江村、高塘等地向民团宣传。8月6日下午，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在韶关宏仁善堂召集绅商学界开公民大会，到会者达600多人，以学商两界最多。“商团军第一二分团到会者，一百八十余人，均穿着制服，而滇军总司令行营，第一二师赵师长廖师长，曲江县彭县长，均派代表到会。”在商团长、团总、大本营宣传委员和宣传员次第演讲后，绅商学各界决定以公民大会的名义致电当局及各界，声讨沈鸿英，并联合民团，协助义军，拥护孙中山。据周其鉴回忆，在西江流域，“民国十二年夏间，余服务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出发西江宣传，烈士（指陈伯忠——笔者注）亦集合广宁留省同志，组织宣传队十余人，偕回广宁”。
争取学生参加国民革命也是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宣传工作之一。1923年，全国学生联合会从上海迁至广州，孙中山非常重视，不仅亲自参加该会评议会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礼堂举行的开幕式，也多次派遣要人宴请全国学生联合会代表。8月20日，大本營宣传委员会在亚洲酒店宴请全国学生联合会各省代表，谭平山代表委员长陈独秀主持并致辞：“国民党以国民革命为职志，国民党的失败，即中国国民的失败。国民党的成功，即中国国民的成功。诸君既参加国民革命，应明白有政党方能革命，而且要加入政党方能革命，否则仍属空谈。至加入何政党方能革命，从上说来，当然是国民党……今日唯一的希望，只有国内优秀分子，集中于国民党，如此国民革命方有成功的可能。”谭平山对学生的这一番言论，可谓是忠实地履行了中共三大的决议。1923年12月4日，孙中山下令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大本营党务处和广东宣传局即行裁撤，大本营宣传委员会由此结束使命。12月14日，陈独秀将宣传委员会卷宗品物开列清册移交给新成立不久的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随后，陈独秀向大本营审计局呈交1923年7—12月上旬的计算书、单据簿等财务资料。
四、效果：问题出在哪里
中共三大《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中，提出要阻止国民党因集全力于军事行动而忽视对民众的政治宣传的倾向。很显然，仅此一点，大本营宣传委员会未能实现。1923年10月，马林的继任者鲍罗廷来到广州，召集谭平山、瞿秋白、阮啸仙等中共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广州的负责人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帮助国民党改组的方法。谭平山在会上介绍孙中山大本营及国民党的情况时说：“孙中山大本营即好比是国民党中央，即好比是孙中山为领袖的国民党总部。大本营下设宣传委员会，委员会有十二名国民党员和九名共产党员。该委员会向全国、特别是南方，宣传国民党的主张，确切的说：宣传孙中山的主张。孙中山是国民党的灵魂，是中心，形形色色的、往往是彼此对立的人物都集合在这个中心的周围。国民党无任何组织可言。共和派同无政府主义者，工人及资本家一起加入国民党，是屡见不鲜的。这完全是孙中山的声望把他们维系在一起的。”
尽管谭平山在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已经很努力地践行中共三大的决议，引导国民党走向国民革命，但数月的惨淡经营，令谭平山对孙中山及其国民党感到不满和失望，甚至对所做的宣传工作不加分别，直斥只是“宣传孙中山的主张”。在听取了谭平山的报告后，鲍罗廷在同年12月10日向苏俄提交的一份报告里这样评价大本营宣传委员会的工作：“广州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状况也不好。前者大约有50人，其中9人在孙逸仙大本营的宣传委员会工作，而其余的人分散在各工会组织、学校，等等。……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谭平山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最有头脑和最积极的领袖之一，他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孙的宣传委员会工作中，但是这项工作与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日常生活的共同之处很少。主要是编写和出版某种理论题材的小册子，虽然这些小册子的名称具有宣传鼓动性，例如《农民和革命》《工人和革命》《士兵和革命》，等等。至于共产党的整个组织，那么它只是阅读这些小册子并尽可能地在群众中散发。但就是这些小册子也很少送给农民，也根本到不了军队中。”鲍罗廷对大本营宣传委员会的工作也不满意，指出存在脱离群众的问题。那么，问题根源在哪里？ 首先是经济上的困难。孙中山返回广州后，依靠滇桂粤等地军队，一意消灭陈炯明叛军，造成军费开支浩大，加上各军截留广东大量税收，大本营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甚至连按时发放官员的薪俸都相当勉强。在此情况下，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很难有发挥的空间。1923年6月12日，马林在一份有关广东局势的报告中指出：“由于广东的将官食不果腹，从来拿不出钱用于委员会的工作。这事要等待胜利后再说。看来一切都要推迟到南方的最后胜利。”
1923年5月，马林和陈独秀在筹备中共三大的同时，计划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陈独秀认为：“召开一次400名代表参加的大会须有15000墨西哥元，因此，必须设法得到国民党的财政支持。如果孙中山能够控制广东局势，也许能够得到资助。”但广东局势动荡不安，国民党财政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陈独秀不得不向苏俄和共产国际请款。7月26日，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驻上海办事处主任会计维尔德致函维经斯基时提道：“根据我收到的陈独秀的来信称，现在极需7、8、9三个月的预算经费，需要利用中国的局势加强宣传工作。……陈独秀同志请求您在这方面采取坚决措施。”可见，陈独秀试图通过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在宣传上有所作为，但捉襟见肘的经费令他无从施展。
其次是中共内部的分歧。1924年1月1日在上海举行的共产党和青年团联席会议上，陈独秀指出：“虽然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帮助国民党的发展，以及整个国民运动的发展，但是，几个月来党在这方面无所作为，这是因为：（1）中国共产党内对此有分歧;（2）国民党本身没有任何前进的动力。”陈独秀所谓的“分歧”，是指中共党内部分领导人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这在中共三大的争论中表现无遗。负责党内理论宣传工作的蔡和森和负责工会组织工作的张国焘，坚持共产党“必须保持我们的独立性”，认为“孙中山不仅倾向于向军阀妥协，而且也向帝国主义妥协”，“改变国民党的老政策是不可能的，没有力量能迫使它就范”，“在许多地方我们可以控制工会工作，那里没有国民党的影响”，“在中国没有哪一支力量的发展速度能与工人力量的发展相比，海员和铁路工人的罢工显示了他们的重要作用”。蔡和森设想建立一个独立的工人党，以取代加入国民党的做法。北方工会组织的代表甚至提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不能帮助他们，不能扩大他们的影响”。因此，中共三大尽管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但并未要求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此外，此次会议上广东区委提出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国民党，这与马林和陈独秀态度一致。因此，大本营宣传委员会中活跃的基本是中共广东区委的党员。
大本营宣传委员会“无所作为”，最重要的原因是孙中山当时持排斥改组的态度。据张国焘回忆，他在1923年11月初“收到陈独秀同志本人的来信，说他现在感到三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我们同国民党关系的政治论断，不太切合实际”。张国焘认为，“陈独秀和马林同志的计划遇到了困难，目前不能兑现。而且这些困难并非来自我们党内的反对派，而是现实状况造成的”。张国焘所谓的“现实状况”，就是指孙中山和国民党没有真正实施改组的行动。
1923年5月，陈独秀和马林向孙中山提出了改组国民党的计划，孙中山采纳了这个计划。该计划提出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宣传问题上。5月23日，孙中山在致达夫谦和越飞的电文中声明：“我将立即开始改组党，在广州、上海、哈尔滨办日报，在北京、上海办周报，在上海设立通讯社，在广州办月刊，在北方士兵中尽快开展宣传。”但紧接着，孙中山就提到了援助的问题，“望支付已承诺的援款中的第一次付款，请立即电告莫斯科”。此时的孙中山更关心苏俄的援助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而非改组国民党，因此电报中的改组承诺迟迟未有兑现。对于这个宣传计划，马林曾表示：“我担心，因孙中山至今一直倾全力于控制广东省上，这个计划无法实施。”马林不幸而言中，他此后多次劝说孙中山，均告无效。
为了让孙中山放弃军事斗争，全力开展政治宣传，1923年6月下旬，马林让陈独秀等5名中共中央执行委员写信给孙中山，要求“结束广州的战事”。信中提到“我们要求先生离开广州，前往舆论的中心地上海，到那里去召开国民会议”，以便争取在国民会议的基础上，组成一个新的政府，进而建立一支解决全国问题的国民革命的新军队。但该建议遭到孙中山的否定。随着孙中山在军事上的进展，马林开始渐渐失去耐心。在他看来，孙中山所关心的问题就是控制广东。
马林与中共也试图通过批判国民党来改变孙中山的想法。陈独秀、蔡和森等人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上发表文章，批评国民党幻想占据广州一隅之地、利用军阀实行北伐以实现革命是不切实际的做法。1923年7月18日，在马林最后一次与孙中山等进行谈话时，孙中山突然用英文愤愤地说：“像陈独秀那样在他的周报上批评国民党的事再也不许发生。如果他的批评里有支持一个比国民党更好的第三个党的语气，我一定开除他。如果我能自由地把共产党人开除出国民党，我就可以不接受财政援助。”据马林后来报告说，孙中山说的时候很激动，一个个噤若寒蝉，廖仲恺和胡汉民等人都悄悄地溜走。不仅孙中山对中共的批评反感，上海和广州的国民党人都有类似的情绪，他们甚至怀疑陈独秀只是想利用国民党以及孙中山委任的大本营宣传会委员长这一职务，干“同国民党决裂的事”。
马林最终对孙中山执着于广东的军事斗争感到“毫无办法”。失望之余，马林还提出，不能为了“孙氏王朝”控制广东，再把苏俄援助的200万元塞进南方将领们的腰包，最好用2万元帮助为数不多的共产党人从事国民党的宣传，看看他们在这方面会有什么作为。最终，马林和陳独秀等认为“留在南方继续争取孙本人进行政治宣传的支持是白费力气”，1923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从广州迁回上海，马林也任职期满，随中共中央一起前往上海。
五、结语
大本营宣传委员会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前夕，共产党人在国民党政权中领导宣传工作的首次尝试。若按照鲍罗廷“如果不算在孙的宣传委员会中的9名共产党员的工作，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两个组织之间也不存在任何实际联系”的判断，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实际上就是1923年夏中国共产党探索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引导国民党走向国民革命的唯一机构。
根据1923年5月马林和陈独秀制定的国民党改组计划，国民党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并设置组织部和宣传部。这里“组织部”和“宣传部”像是人的两条腿走路，如果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勉强算得上小号的“宣传部”的话，那么，与之相对应的“组织部”（相当于配套的制度）在根本没有设立的情况下，大本营宣传委员会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发挥其效力的。所谓的“组织部”，其实质就是国民党的改组。
孙中山是国民党改组的关键人物。无论是经济上的困难，还是中共内部的分歧，都不能说是大本营宣传委员会“无所作为”的根本原因。马林和陈独秀的一腔热情，未能打动1923年夏天的孙中山，孙中山坚持一切必须等到军事问题解决之后进行，使中共三大的决议落得“一纸空文”，大本营宣传委员会也未能有所作为。
继马林而来的鲍罗廷，迅速取得了孙中山的信任，让孙中山下决心重启国民党改组工作。与1924年国共实现合作后国民革命运动的热烈场面相比，1923年大本营宣传委员会的工作成效确实显得苍白无力，但并不能因此否定中共及其通过大本营宣传委员会所作的探索与努力。在国民党改组的背景之下，大本营宣传委员会的文档移交给新成立的筹备改组工作的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两者如同接力棒一般，存在延续和传承的内在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本营宣传委员会不失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序章。
[作者系历史学硕士，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馆员]
【关键词】第一次国共合作;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孙中山;马林;陈独秀
【中图分类号】K26; D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6644（2021）03-0038-12
1923年初，孫中山从上海返回广州，成立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又称大元帅府），这是其晚年第三次在广东建立革命政权。同年4月，设立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委派陈独秀、谭平山、马超俊等共产党人负责这一机构。大本营宣传委员会遂成为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前夕，共产党人在国民党政权中领导宣传工作的首次尝试。由于诸多原因，大本营宣传委员会运行半年即遭裁撤，加之面世史料稀少，长期隐晦不彰，鲜有学人论及。本文拟考察这一机构的成立背景、运作状况及其效果，借此探讨中国共产党在同国民党合作道路上的探索与曲折。
一、开端：孙中山改组国民党
纵观民国成立后的孙中山，有这样一种现象，每当军事或政治挫败之时，他就会集中精力投入党务活动。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组织国民党中的忠诚骨干，成立更具凝聚力的中华革命党。1918年，孙中山在与桂系军阀合作失意后，毅然离粤返沪，改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1922年6月，陈炯明兵变后，孙中山再度从广州返回上海。党内的分裂使得孙中山决定对中国国民党再次进行改组。与此同时，孙中山还有一种倾向，即当军事或政治有所进展之际，便会减少对党务的关注，重新投入军政事务当中。
孙中山在1922年下半年启动的国民党改组，与以往颇有不同，这一次得到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参与。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推动下，孙中山接受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以个人身份率先加入国民党。1922年9月4日，孙中山召集在上海的部分国民党员商讨国民党党务改进计划，陈独秀、张太雷等共产党人应邀参会。两天后，孙中山指定陈独秀等为“国民党改组方案起草委员会”委员。11月，孙中山在上海设立国民党本部，陈独秀担任国民党本部参议，张太雷担任宣传部干事。
1923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宣言》和《中国国民党党纲》公开发表。次日，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改组大会上解释道：“政治进行是靠不住的，随时可以失败。军事进行，现在也有了多年，靠着他来改造国家，还说不定成功与否。所以政、军两种进行，成败都未可必。只有党务进行，是确有把握的，有胜无败的。……党的进行，当以宣传为重。宣传的结果，便是要招致许多好人来和本党做事。宣传的效力，大抵比军队还大。古人说：‘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宣传便是攻心。又说：‘得其民者，得其心也。’我们能够宣传，使中国四万万人的心都倾向我党，那便是大成功了。我们从前本手无寸铁，何以会革命成功呢？就由于宣传得力。革命以后，大家有了军队，有了政权，以为事在实行，不必注意宣传。……俄国五六年来，革命成功，也就是宣传得力。……我们要晓得宣传这种武器，折服一人便算得了一人，传入一地便算有了一地。不比军队夺了城池，取了土地，还是可被人推翻的，还是很靠不住的，所以我们要对宣传切实来下番工夫。”
由是观之，在实现革命目标的三种手段——政治、军事、宣传之间，孙中山认为宣传较政治、军事更为重要，是“有胜无败”的，将宣传的重要性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实际上，孙中山本就长期重视宣传。演讲宣传、集会宣传、周游宣传、论战宣传、报纸宣传、杂志宣传、专书宣传、主义宣传等，都是他常用的宣传策略。孙中山此时如此强调“宣传”，接纳共产党人，还赋予共产党人以相当的职务和权力，究其原因，是认识到单靠政治和军事的手段，不足以实现革命目标。他从苏俄的成功经验和自身革命的种种教训中，意识到必须要从组织和宣传方面下功夫，尝试吸收在宣传、组织方面更具才干和奋斗精神的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达到吸取苏俄经验的目的。
与吸取经验相比，孙中山更关心苏俄的援助。在寻求英国、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的支持无果后，孙中山迫切希望得到苏俄的援助以解决当时的困境。同时期，俄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先后决定援助孙中山。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与苏俄驻华特命全权大使越飞在上海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公开联俄政策，接受苏俄的援助。但在这份宣言中，孙中山首先声明“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所谓“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不单指国家制度，甚至包括俄共组织体制。有学者认为，孙中山注意到宣传是苏俄革命成功的重要经验，但并未认识到俄共组织体制的全貌及其优长。也有学者提到，孙中山此举除避免刺激列强以及与张作霖联合的现实考虑外，更有可能是出自对三民主义的热衷与坚持，以及对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制度的怀疑。总之，1923年改组国民党时，孙中山并未仿效俄共组织模式进行改造。
正当孙中山改组国民党起步之际，讨伐陈炯明的军事行动取得进展，孙中山再度返穗。在接下来近一年的时间当中，清除“心头之患”陈炯明的军事行动成为孙中山的第一要务，改组工作停滞，但基于对宣传的重视，孙中山恢复了国民党广东支部，并先后设立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广东宣传局、大本营党务处等机构。
二、创立：大本营宣传委员会诞生前后
1923年2月21日，孙中山从上海返抵广州，随后建立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2月26日，陈独秀到达广州。4月10日，孙中山任命陈独秀、谭平山、马超俊为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委员。经过一番筹备，6月1日，陈独秀以“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委员长”名义呈报孙中山：“大元帅令第一号内开‘陈独秀、谭平山、马超俊为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委员’等因。奉此，当即推定陈独秀为委员长，并刊长方会印一颗，文曰‘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图记’。现经组织成立，于六月一日启印视事。”6月8日，孙中山发布指令，批准陈独秀为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委员长。为保证政权运转，孙中山陆续设立了一批军政机构。大本营设立的直辖机构，由孙中山直接任命负责人，并颁发关防。大本营宣传委员会不仅由委员会内部推定委员长，还自刊关防，这一做法颇为特殊。且“委员会”一词，在1923年大本营普遍以“部”“处”“局”等命名的党军政机构中，也显得有点特别。当然，更令人瞩目的是，孙中山首次将共产党人引入他的政权当中并使其领导宣传工作，这无疑是孙中山联俄容共政策的产物。粤海关情报资料显示，孙中山创立宣传委员会这一举动，颇受关注。粤海关《每日时事报告簿》1923年5月19日记录：“大元帅府又设立了审计部，刘纪文被任命为该部首脑。除这些普通机构外，还在着手组建一个旨在宣传孙逸仙建国原则的宣传部。据报道，中国著名的布尔什维克分子陈独秀是这个部的组建者。”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注意到这一情况，6月12日，他在一份有关广东省形势的报告中提及“数周前，孙任命了一个三人委员会，让陈独秀在其中领导宣传工作”。马林的这一段话表明，孙中山设立宣传委员会，事先并未有征求马林意见的举动。 值得注意的是，从1923年4月受命到6月就职期间，陈独秀协助4月底南下广州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制定国民党的改组计划，并筹备中共三大。5月，马林与陈独秀制定的国民党改组草案获得孙中山认可。根据草案，国民党在一年一度的全国党员代表大会上选择21名委员组成执行委员会，党部设在广州;设立组织部和宣传部，组织部下辖总书记部、情报部、财政部、联络部，宣传部下辖出版部、工人部、农民部、军事部、对知识分子宣传部、海外宣传部等。其中，出版部管理广州、上海、北京、哈尔滨等地出版的日报、周报和月刊等。执行委员会由党的总理、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各部长和国内各地方党部负责人组成。这份计划还列出部长人选和经费预算。颇令人惊讶的是，部长人选名单中几乎是清一色的中共党员。
从草案来看，马林试图将共产党“移植”到国民党内，按照俄共组织体制改组国民党，从而推动国民革命运动。这种“异想天开”的方案，反映了马林试图通过共产党推动和发展国民党的热情。在马林看来，中国共产党“是个早产儿”，“整个工作几乎都是依靠外国经费”，“多数党员没有职业，所以党同在职的工人、职员、教师等几乎没有联系”。因此，“我们要鼓励共产党员到国民党中去，并把用这个办法支持国民革命看作中国共产党人的主要任务”。
1923年6月12—20日，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会议通过了陈独秀起草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议决案要求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但党必须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在国民党中，要注意“阻止国民党集全力于军事行动而忽视对于民众之政治宣传”，“须努力使国民党与苏俄接近;时时警醒国民党，勿为贪而狡的列强所愚”，“我们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国民革命之需要”。
马林认为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内唯一有领导能力的同志，“只有陈独秀这样的人物，才能在国民党内部展开宣传”，去“促进国民党的新生”，因而给予大力支持。在中共三大上，陈独秀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7月1日，陈独秀在写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主任萨法罗夫的一封信中指出：“在当今的中国，只有国民党是革命的政党。我们应该把开展国民革命运动看作是我们的中国任务，因此我们应该扩大和改组国民党。如果该党领导执行错误的政策，我们就来纠正错误。……目前，国民党虽还不是一个群众性的政党，但我们应该将群众吸收到国民党里来，因为只有国民党才能领导国民革命运动。我们应该利用这个党并且还要改善这个党。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就不能开展国民革命运动，而国民革命也就不能迅速实现。”
这一时期，马林和陈独秀制定了国民党改组计划，中共三大也确定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引导其走向国民革命的政策，孙中山“适时”成立的大本营宣传委员会正好提供了一个平台，让陈独秀等共产党人“施展抱负”。那么，大本营宣传委员会能否让马林和陈独秀得偿所愿？
三、运作：宣传委员会人员构成与业务开展
大本营宣传委员会设在广州永汉北路，由大本营拨款，1923年6月在陈独秀的带领下正式运作。同年12月4日，大本营宣传委员会与大本营党务处、广东宣传局同时被裁撤，存在时间仅半年。大本营宣传委员会成立以后，孙中山先后任命了一批宣传委员或宣传员，委派的名义分别有“宣传委员会委员”“大本营宣传委员”“随营宣传委员”“广东宣传委员”“大本营宣传员”等。兹根据《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整理大本营宣传委员会人员任命情况如下：
另据其他史料，周其鉴、杨殷、刘尔崧、侯桂平、瞿秋白、冯菊坡等共产党员也担任大本营宣传委员会的宣传委员或宣传员。1923年10月9日，谭平山向马林的继任者鲍罗廷等人介绍国民党的组织机构时说：“大本营下设宣传委员会，委员会有十二名国民党员和九名共产党员。”
大本营宣传委员会的部分职员不实际从事宣传工作，或者很快改任他职，又或者是在委员会末期上任。刘成禺6月受命赴北京活动。马超俊被任命为宣传委员后，实际却是负责广东石井兵工厂。邓慕韩6月改任广东宣传局局长。黄昌谷7月改任大元帅行营金库长。陈群8月改任大本营党务处处长。此外，姚禔昌、雷大同是在委员会末期上任。身为委员长的陈独秀，从6月视事至8月下旬离穗，实际主事不到3个月。
事实上，主持大本营宣传委员会的是中共三大新入选的中央局成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谭平山。谭平山长期耕耘广东，负责中共广东区委工作。孙中山曾于1923年1月30日任命谭平山为广东工界宣传员，负责广东的国民党党务工作。大本营宣传委员会较为活跃的人群中，周其鉴、杨殷、刘尔崧、侯桂平、冯菊坡等都是中共广东区委的党员。据鲍罗廷后来的记录“广州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状况也不好。前者大约有50人，其中9人在孙逸仙大本营的宣传委员会工作”，由此可见，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中共广东区委“掌控”的宣传机构。
据目前史料显示，大本营宣传委员会主要从事出版宣传、慰问演讲、争取学生等工作，其中核心工作是出版宣传。大本营宣传委员会计划出版的小册子包括《十二年来之国民党》《国民革命中之民团问题》《国民革命与国民党（第一册）》《国民革命与军人》《国民革命与工人》《国民革命与学生》《国民革命与商人》《国民革命与农民》《三民主义解说》《五权宪法解说》《中国之乱源》《工兵政策之解释及施行方案》《国民会议之特色》《今后国民党之使命》等。1923年8月17日，《广州民国日报》介绍了大本营宣传委员会的出版物：“大本营宣传委员会最近对于宣传事务之进行，异常猛烈，文字上之宣传出版物，已出版者：（一）《十二年来之国民党》;（二）《国民革命中之民团问
题》;（三）《国民革命与国民党》第一册。未出版者：（一）《国民革命与军人》;（二）《国民革命与工
人》。在編中者：（一）《国民革命与学生》;（二）《国民革命与商人》;（三）《国民革命与农民》。未曾编辑者：（一）《三民主义解说》;（二）《五权宪法解说》;（三）《中国之乱源》;（四）《工兵政策之解释及施行方案》;（五）《国民会议之特色》;（六）《今后国民党之使命》。以上各书，拟尽今年内编辑完竣，刊行传播，其拟议中之关于宣传主义各项书目，尚在继续订定中，将源源出版，以供公览。” 1923年8月下旬，大本营宣传委员会新增出版《国民革命与工人》（冯菊坡撰、谭平山校）。印刷中的小册子除旧有的《国民革命与军人》外，另外新增了《民团救国论》《国民革命与国民党（第二册）》和《国民革命与商人》3种。从这些出版物的内容分析，大体分两类：一类是“国民革命”系列，阐述国民革命与国民党、民团、学生、军人、农民、商人等社会各阶级的关系，并强调国民党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作用。这类内容实际是贯彻中共三大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另一类则是宣扬孙中山的政治学说和主张，诸如《三民主义解说》《五权宪法解说》《工兵政策之解释及施行方案》等等。有学者指出，大本营宣传委员会的宣传内容按照孙中山的意图，自然是三民主义。显然事实并非如此。
这些出版物首先是向国民党的党政机构广泛分送。1923年7月19日，陈独秀致函上海国民党本部总务部部长彭素民谓：“本会为宣传起见，时有印刷品分送及与各方通讯之必要，应请贵部将国内外本党各支部通讯处及部长姓名开列到会，俾便通讯。”在获得通讯地址后，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开始分送出版物。以上海国民党本部为例，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先后多次函送出版物，并请求分发。7月31日，寄送《十二年来之国民党》及《国民革命中之民团问题》各200本。8月11日，寄送《国民革命与国民党》200本。8月24日，寄送《国民革命与工人》200本。10月12日，寄送《国民革命与国民党》等3种书籍各500本。10月26日，寄送《革命军人》500本。在广州地区，大本营宣传委员会曾两度致函公安局，赠送《十二年来之国民党》《国民革命中之民团问题》《国民革命中之军民的关系》3种出版物，并请求“分送所属各区署，以广宣传”。
除党政机构外，大本营宣传委员会也欢迎读者函索出版物。据《大本营宣传委员会通讯部启事》：“本会预定所出版各书，每种赠阅一万册，余皆托书店代售，以广宣传。除由本会分别赠阅外，如在赠阅未完以前，爱阅诸君，请开列地址，并欲取何书，连同邮票……寄到广州永汉北路本会通讯部，即行寄奉一册，多者类推。”《广州民国日报》除介绍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出版物外，也及时向读者传达“爱阅诸君，函索即寄”的消息。
与此同时，大本营宣传委员会积极前往北江、西江和东江等广州周边历经战火的区域，向各地民众开展宣讲，派发出版物和传单。1923年7月底，宣传委员陈季博偕同宣传员陈正绳、罗玉田等前往东江常平、永湖、博罗等地沿途向民众演讲，“积极宣传大元帅救国之主张，使彼等了然此次用兵不得已之苦衷”。1923年8月，宣传委员会考虑到北江地区迭遭桂系沈鸿英军队的蹂躏，特派谭平山带领宣传员杨殷、刘尔崧、侯桂平等，沿粤汉铁路一带“宣传孙公德意，安慰灾民，调查战区”，所经各个站点，均下车派发出版物。8月2日宣传队抵达韶关后，在南门、新东门两处进行通俗演讲。当地商民因屡次遭受兵祸，对宣传非常欢迎。每次演讲，听众多达千余人，而且对所发传单和小册子，索阅不绝。之后，宣传队分出两队，一队到始兴、南雄，另一队折回英德入花县、江村、高塘等地向民团宣传。8月6日下午，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在韶关宏仁善堂召集绅商学界开公民大会，到会者达600多人，以学商两界最多。“商团军第一二分团到会者，一百八十余人，均穿着制服，而滇军总司令行营，第一二师赵师长廖师长，曲江县彭县长，均派代表到会。”在商团长、团总、大本营宣传委员和宣传员次第演讲后，绅商学各界决定以公民大会的名义致电当局及各界，声讨沈鸿英，并联合民团，协助义军，拥护孙中山。据周其鉴回忆，在西江流域，“民国十二年夏间，余服务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出发西江宣传，烈士（指陈伯忠——笔者注）亦集合广宁留省同志，组织宣传队十余人，偕回广宁”。
争取学生参加国民革命也是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宣传工作之一。1923年，全国学生联合会从上海迁至广州，孙中山非常重视，不仅亲自参加该会评议会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礼堂举行的开幕式，也多次派遣要人宴请全国学生联合会代表。8月20日，大本營宣传委员会在亚洲酒店宴请全国学生联合会各省代表，谭平山代表委员长陈独秀主持并致辞：“国民党以国民革命为职志，国民党的失败，即中国国民的失败。国民党的成功，即中国国民的成功。诸君既参加国民革命，应明白有政党方能革命，而且要加入政党方能革命，否则仍属空谈。至加入何政党方能革命，从上说来，当然是国民党……今日唯一的希望，只有国内优秀分子，集中于国民党，如此国民革命方有成功的可能。”谭平山对学生的这一番言论，可谓是忠实地履行了中共三大的决议。1923年12月4日，孙中山下令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大本营党务处和广东宣传局即行裁撤，大本营宣传委员会由此结束使命。12月14日，陈独秀将宣传委员会卷宗品物开列清册移交给新成立不久的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随后，陈独秀向大本营审计局呈交1923年7—12月上旬的计算书、单据簿等财务资料。
四、效果：问题出在哪里
中共三大《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中，提出要阻止国民党因集全力于军事行动而忽视对民众的政治宣传的倾向。很显然，仅此一点，大本营宣传委员会未能实现。1923年10月，马林的继任者鲍罗廷来到广州，召集谭平山、瞿秋白、阮啸仙等中共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广州的负责人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帮助国民党改组的方法。谭平山在会上介绍孙中山大本营及国民党的情况时说：“孙中山大本营即好比是国民党中央，即好比是孙中山为领袖的国民党总部。大本营下设宣传委员会，委员会有十二名国民党员和九名共产党员。该委员会向全国、特别是南方，宣传国民党的主张，确切的说：宣传孙中山的主张。孙中山是国民党的灵魂，是中心，形形色色的、往往是彼此对立的人物都集合在这个中心的周围。国民党无任何组织可言。共和派同无政府主义者，工人及资本家一起加入国民党，是屡见不鲜的。这完全是孙中山的声望把他们维系在一起的。”
尽管谭平山在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已经很努力地践行中共三大的决议，引导国民党走向国民革命，但数月的惨淡经营，令谭平山对孙中山及其国民党感到不满和失望，甚至对所做的宣传工作不加分别，直斥只是“宣传孙中山的主张”。在听取了谭平山的报告后，鲍罗廷在同年12月10日向苏俄提交的一份报告里这样评价大本营宣传委员会的工作：“广州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状况也不好。前者大约有50人，其中9人在孙逸仙大本营的宣传委员会工作，而其余的人分散在各工会组织、学校，等等。……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谭平山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最有头脑和最积极的领袖之一，他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孙的宣传委员会工作中，但是这项工作与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日常生活的共同之处很少。主要是编写和出版某种理论题材的小册子，虽然这些小册子的名称具有宣传鼓动性，例如《农民和革命》《工人和革命》《士兵和革命》，等等。至于共产党的整个组织，那么它只是阅读这些小册子并尽可能地在群众中散发。但就是这些小册子也很少送给农民，也根本到不了军队中。”鲍罗廷对大本营宣传委员会的工作也不满意，指出存在脱离群众的问题。那么，问题根源在哪里？ 首先是经济上的困难。孙中山返回广州后，依靠滇桂粤等地军队，一意消灭陈炯明叛军，造成军费开支浩大，加上各军截留广东大量税收，大本营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甚至连按时发放官员的薪俸都相当勉强。在此情况下，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很难有发挥的空间。1923年6月12日，马林在一份有关广东局势的报告中指出：“由于广东的将官食不果腹，从来拿不出钱用于委员会的工作。这事要等待胜利后再说。看来一切都要推迟到南方的最后胜利。”
1923年5月，马林和陈独秀在筹备中共三大的同时，计划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陈独秀认为：“召开一次400名代表参加的大会须有15000墨西哥元，因此，必须设法得到国民党的财政支持。如果孙中山能够控制广东局势，也许能够得到资助。”但广东局势动荡不安，国民党财政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陈独秀不得不向苏俄和共产国际请款。7月26日，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驻上海办事处主任会计维尔德致函维经斯基时提道：“根据我收到的陈独秀的来信称，现在极需7、8、9三个月的预算经费，需要利用中国的局势加强宣传工作。……陈独秀同志请求您在这方面采取坚决措施。”可见，陈独秀试图通过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在宣传上有所作为，但捉襟见肘的经费令他无从施展。
其次是中共内部的分歧。1924年1月1日在上海举行的共产党和青年团联席会议上，陈独秀指出：“虽然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帮助国民党的发展，以及整个国民运动的发展，但是，几个月来党在这方面无所作为，这是因为：（1）中国共产党内对此有分歧;（2）国民党本身没有任何前进的动力。”陈独秀所谓的“分歧”，是指中共党内部分领导人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这在中共三大的争论中表现无遗。负责党内理论宣传工作的蔡和森和负责工会组织工作的张国焘，坚持共产党“必须保持我们的独立性”，认为“孙中山不仅倾向于向军阀妥协，而且也向帝国主义妥协”，“改变国民党的老政策是不可能的，没有力量能迫使它就范”，“在许多地方我们可以控制工会工作，那里没有国民党的影响”，“在中国没有哪一支力量的发展速度能与工人力量的发展相比，海员和铁路工人的罢工显示了他们的重要作用”。蔡和森设想建立一个独立的工人党，以取代加入国民党的做法。北方工会组织的代表甚至提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不能帮助他们，不能扩大他们的影响”。因此，中共三大尽管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但并未要求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此外，此次会议上广东区委提出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国民党，这与马林和陈独秀态度一致。因此，大本营宣传委员会中活跃的基本是中共广东区委的党员。
大本营宣传委员会“无所作为”，最重要的原因是孙中山当时持排斥改组的态度。据张国焘回忆，他在1923年11月初“收到陈独秀同志本人的来信，说他现在感到三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我们同国民党关系的政治论断，不太切合实际”。张国焘认为，“陈独秀和马林同志的计划遇到了困难，目前不能兑现。而且这些困难并非来自我们党内的反对派，而是现实状况造成的”。张国焘所谓的“现实状况”，就是指孙中山和国民党没有真正实施改组的行动。
1923年5月，陈独秀和马林向孙中山提出了改组国民党的计划，孙中山采纳了这个计划。该计划提出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宣传问题上。5月23日，孙中山在致达夫谦和越飞的电文中声明：“我将立即开始改组党，在广州、上海、哈尔滨办日报，在北京、上海办周报，在上海设立通讯社，在广州办月刊，在北方士兵中尽快开展宣传。”但紧接着，孙中山就提到了援助的问题，“望支付已承诺的援款中的第一次付款，请立即电告莫斯科”。此时的孙中山更关心苏俄的援助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而非改组国民党，因此电报中的改组承诺迟迟未有兑现。对于这个宣传计划，马林曾表示：“我担心，因孙中山至今一直倾全力于控制广东省上，这个计划无法实施。”马林不幸而言中，他此后多次劝说孙中山，均告无效。
为了让孙中山放弃军事斗争，全力开展政治宣传，1923年6月下旬，马林让陈独秀等5名中共中央执行委员写信给孙中山，要求“结束广州的战事”。信中提到“我们要求先生离开广州，前往舆论的中心地上海，到那里去召开国民会议”，以便争取在国民会议的基础上，组成一个新的政府，进而建立一支解决全国问题的国民革命的新军队。但该建议遭到孙中山的否定。随着孙中山在军事上的进展，马林开始渐渐失去耐心。在他看来，孙中山所关心的问题就是控制广东。
马林与中共也试图通过批判国民党来改变孙中山的想法。陈独秀、蔡和森等人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上发表文章，批评国民党幻想占据广州一隅之地、利用军阀实行北伐以实现革命是不切实际的做法。1923年7月18日，在马林最后一次与孙中山等进行谈话时，孙中山突然用英文愤愤地说：“像陈独秀那样在他的周报上批评国民党的事再也不许发生。如果他的批评里有支持一个比国民党更好的第三个党的语气，我一定开除他。如果我能自由地把共产党人开除出国民党，我就可以不接受财政援助。”据马林后来报告说，孙中山说的时候很激动，一个个噤若寒蝉，廖仲恺和胡汉民等人都悄悄地溜走。不仅孙中山对中共的批评反感，上海和广州的国民党人都有类似的情绪，他们甚至怀疑陈独秀只是想利用国民党以及孙中山委任的大本营宣传会委员长这一职务，干“同国民党决裂的事”。
马林最终对孙中山执着于广东的军事斗争感到“毫无办法”。失望之余，马林还提出，不能为了“孙氏王朝”控制广东，再把苏俄援助的200万元塞进南方将领们的腰包，最好用2万元帮助为数不多的共产党人从事国民党的宣传，看看他们在这方面会有什么作为。最终，马林和陳独秀等认为“留在南方继续争取孙本人进行政治宣传的支持是白费力气”，1923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从广州迁回上海，马林也任职期满，随中共中央一起前往上海。
五、结语
大本营宣传委员会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前夕，共产党人在国民党政权中领导宣传工作的首次尝试。若按照鲍罗廷“如果不算在孙的宣传委员会中的9名共产党员的工作，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两个组织之间也不存在任何实际联系”的判断，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实际上就是1923年夏中国共产党探索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引导国民党走向国民革命的唯一机构。
根据1923年5月马林和陈独秀制定的国民党改组计划，国民党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并设置组织部和宣传部。这里“组织部”和“宣传部”像是人的两条腿走路，如果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勉强算得上小号的“宣传部”的话，那么，与之相对应的“组织部”（相当于配套的制度）在根本没有设立的情况下，大本营宣传委员会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发挥其效力的。所谓的“组织部”，其实质就是国民党的改组。
孙中山是国民党改组的关键人物。无论是经济上的困难，还是中共内部的分歧，都不能说是大本营宣传委员会“无所作为”的根本原因。马林和陈独秀的一腔热情，未能打动1923年夏天的孙中山，孙中山坚持一切必须等到军事问题解决之后进行，使中共三大的决议落得“一纸空文”，大本营宣传委员会也未能有所作为。
继马林而来的鲍罗廷，迅速取得了孙中山的信任，让孙中山下决心重启国民党改组工作。与1924年国共实现合作后国民革命运动的热烈场面相比，1923年大本营宣传委员会的工作成效确实显得苍白无力，但并不能因此否定中共及其通过大本营宣传委员会所作的探索与努力。在国民党改组的背景之下，大本营宣传委员会的文档移交给新成立的筹备改组工作的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两者如同接力棒一般，存在延续和传承的内在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本营宣传委员会不失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序章。
[作者系历史学硕士，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