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葬礼当天没来得及立碑，后来做了一个墓碑，没有刻写墓主的名字，没有墓主的生卒年月日，也没有碑文，是一个真正的无字碑
1954年8月，高岗已被管教半年。他写给中央的《我的反省》已交上去一百多天了，一直没有回音。从7月初开始，电台陆续广播各地人大代表的名单，他仔细地收听着，注意是否有他的名字。8月10日左右，出现肠胃功能失调的症状：腹泻、消化不良等。但却拒绝治疗。
在中央决定对高岗实行管教的同时，还决定在楼上设一值班室，并让我在楼上值班，及时向中央报告，以免发生意外。
但意外还是发生了。
生命的终结
8月16日，星期天。
高岗吃罢早饭，便在楼上四处走动，从卧室到起居室、办公室，从走廊这一头到那一头，又到值班室、卫士长卧室、秘书卧室……似随便走动，又像是在察看什么。
上午11点多，李力群从外面回来，匆匆上楼，见高岗手里拿着台灯的电线，站在装有电插座的墙边。
“你在这干什么呀?”
“噢，没什么，看看这插座有电没有。”
李力群一把夺过电线，说：“你呀，你呀，想找死呀!”
高岗很尴尬：“没有的事……你去报告赵秘书吧，马上叫人来把我带走吧!”
“你不是想自杀，我报告什么呀!”
李力群意识到高岗有自杀的企图，但她怕刺激他，对他不利，所以没有报告此事。
17口凌晨1点，高岗勉强吃了一碗稀粥，那是16日的晚饭。不久，就上床休息。李力群早已躺下休息。高岗却毫无睡意，跟李力群谈了很久。
他说：“我这辈子做了不少对革命有利的好事，也做了一些对不起党和人民，对不起你的事情。现在，我的问题牵扯到那么多的人，我怎么对得起他们呀!”
在被管教的这半年里，特别是7月以来，高岗不止一次流露焦躁不安、悲观失望的情绪，多次讲过“不如死了算啦”之类的话。因此，李力群还像往常一样，以为他只是说说而已，并没有特别在意。
不知不觉间，时间已过了凌晨两点半，怀着身孕的李力群实在太困，她对高岗说：“两点半都过了，快睡吧。”高岗重重地长叹一口气，说：“睡吧……”
李力群回到自己的折叠床上，很快就入睡了。高岗却毫无睡意，躺在大床上一动不动。突然，他坐起来，不知从何处摸出一大把“速可眠”胶囊，迅速塞进嘴里。但，要咽下这么一大把胶囊，可不太容易。于是，他来到值班室，向值班人员要了一杯温水，一口气喝了下去。
这时，是凌晨3点20分。
8月17日，李力群一觉醒来，已是8点多钟。她一面漱洗，一面招呼小女儿：“去把爸爸叫醒。”只是孩子连叫带推，高岗毫无反应。
李力群一惊，急忙扑到大床边，一呼再呼，一推再推，高岗只沉睡不醒。她惊惶地奔出卧室，猛敲我的房门，大声呼叫：“赵秘书!快来!”
我当时正在看书，闻声大惊，慌忙急奔出屋，冲进高岗卧室。只见高岗仰卧在大床上，盖着一条毯子，呼吸沉重匀均，一动不动。我摸一下他的脉搏，很沉很慢，掰开他的眼皮，毫无反应。
大约9点半，北京医院的领导和医务人员首先赶到，开始紧张而有序地抢救。一位医生将高岗的躯体侧转，发现他身下压着一粒红色胶囊，这正是他平时服用的“速可眠”。医生说：“普通人吃8粒就有生命危险，常用此药的，16粒也可致死。”他又察看高岗的背部，指着一片红褐色的斑痕说：“这是死斑，是真死的征状。”于是停止抢救。
此时是上午10点17分。
11点左右，政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马明方、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一起赶到。他们来到高岗床前，看了仰躺着的遗体，听了管教人员和家属的简单汇报，表情凝重，一言未发。临走时嘱咐我们：“弄点冰来，把遗体保护好。”
未尽的尾声
周恩来总理和政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是中午一起赶来的。他们沉着脸，上楼看了高岗的遗体。这时室内和遗体周围已摆放了许多天然冰块，没有什么异味。他们一言未发，转身下楼，在大厅里坐下听汇报。
我便简略报告了事发经过和抢救情况。总理对李力群说：“你讲讲高岗服毒前的情况吧!”李力群也先检讨了几句，随后详细汇报了16日发生的异常情况和17日凌晨上床后的情况。
周总理听得很认真，没有追问，也没有责备。然后吩咐由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安排善后事宜：不火化，土葬，要善殓厚葬。
接着，由总理口述，齐燕铭执笔记录，写出一个名单：王世泰、刘景范、张策、王子宜、董纯才、范子文、安志文、马洪、王光伟、倪伟、乌兰夫、刘澜涛、李先念、曾由、张际春、黄克诚、安予文、高克林、张苏，共19人。
这个名单，前面六人是原先在西北工作的，当时在中央各单位工作；第七至第十人是原先在东北工作的，当时在计委工作；第十一到第十七人，是从各大区调到中央各主要部门工作的：第十八和第十九，是总理想了一下才提出的，高克林原是在西北工作的干部，当时在最高检察院，张苏原在华北工作，当时在最高法院。所有这些人，或是跟高岗熟悉的，一起工作过的，或曾在各大区工作过，当时是中央各有关部门的负责干部。
周总理又叮嘱说：“就说我召开的紧急会议，务必亲自准时到会。”齐燕铭立即去安排通知：当晚8点半，总理在东交民巷8号召开会议，要求必须本人准时参加，但却没说开什么会。
晚上8点半以前，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杨尚昆等先后到来。8点半，人都到齐，周总理宣布：“今天，8月17号上午，高岗死了。现在要对尸体进行解剖检验，成立监督检验小组，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央组织部副部氏安子文、原高岗秘书、管教组组长赵家梁三人组成，杨尚昆为组长，请大家等候检验结果。”
高岗的遗体及冰块已从卧室搬到值班室，遗体安放在房问中央的一张红木写字台的大理石桌而上。解剖检验就在这里进行，整个过程不到一个半小时，进行顺利。
当晚10点多，监督小组和医生们一起下楼，来到大厅。一位穿白大褂的医生一字一句地宣读检验报告：“发现尸体胃里残留大量安眠药成分的沾液；未发现其他异常情况。结论是：死者生前服用过量的安眠药，造成中枢神经麻痹，以致死亡。”
大约11点钟，会议结束时，周总理叮嘱说：“今天的事，不许外传，请严守纪律。”
就在高岗自杀身亡的当天，罗瑞卿向正在北戴河休养的毛主席作了汇报。
没有仪式的葬礼
当东交民巷8号大院的紧急会议结束时，已是深夜。几个年轻力壮的人用白布床单兜着高岗的遗体，从楼上搬到楼下，平稳地放进停放在东门门厅的棺柩里。
棺枢是崭新的本色柏木棺材，散发出浓浓的柏水香气。那是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同志们遵照周总理“善殓厚葬”的指示，从市场上买来的最好的寿材。
18日凌晨1时入殓完毕，大卡车当做灵车，载着棺枢，缓缓驶出东交民巷8号大院。自从1953年1月高岗搬进这座大院，前后不到一年零八个月。
随车送灵的，没有高岗的妻子、儿女和故旧亲朋，只有他原来的秘书、卫士长等工作人员。
灵车一直开到北海后街的嘉兴寺，将棺柩暂时停放在该寺西院的一间小偏屋里。待安放妥当，东方已透出晨曦。
8月21日进行安葬，主要由机关事务管理局办理，秘书、卫士长等随行，他们是在完成组织交代的最后使命。上午9点半，高岗的灵柩从嘉兴寺移出来，抬上一辆大卡车，盖上几片麻袋，车头没挂黑纱，没挂死者的照片，车上没有鲜花、花圈；送灵的人们也没戴黑纱或白花。
从外表看，这不过是一辆普通的戴人货车。唯有那不易被人看清的、被麻袋遮盖着的巨大而贵重的柏木棺材，才能告诉人们，它所盛放的绝非等闲之辈。车行大约一个多小时，停在万安公墓门前。
万安公慕地处玉泉山下，东邻顾和园，北靠卧佛寺，这里远离市嚣，人迹罕至。早年，一些达官显贵和社会名流，都把这里当作身后安息之地。高岗之所以能安葬在这里，是因为周总理有明确指示交待：葬在万安公墓，要立碑，只写“高岗之墓”，不写立碑人，不写年月日。
高岗的墓穴，在墓区中央地段，地势高，向阳，位置很好。几个青壮年把灵柩从卡车上移下来，扛到墓穴处，缓缓放入，掩上穴盖，安葬就算完成。没有告别仪式，没有哀乐，也没有恸哭，一切都在沉默中按部就班地进行。
这是一个不成葬礼的葬礼，一群不像是送葬人的送葬队伍。(原载《百年潮》，有删节)
1954年8月，高岗已被管教半年。他写给中央的《我的反省》已交上去一百多天了，一直没有回音。从7月初开始，电台陆续广播各地人大代表的名单，他仔细地收听着，注意是否有他的名字。8月10日左右，出现肠胃功能失调的症状：腹泻、消化不良等。但却拒绝治疗。
在中央决定对高岗实行管教的同时，还决定在楼上设一值班室，并让我在楼上值班，及时向中央报告，以免发生意外。
但意外还是发生了。
生命的终结
8月16日，星期天。
高岗吃罢早饭，便在楼上四处走动，从卧室到起居室、办公室，从走廊这一头到那一头，又到值班室、卫士长卧室、秘书卧室……似随便走动，又像是在察看什么。
上午11点多，李力群从外面回来，匆匆上楼，见高岗手里拿着台灯的电线，站在装有电插座的墙边。
“你在这干什么呀?”
“噢，没什么，看看这插座有电没有。”
李力群一把夺过电线，说：“你呀，你呀，想找死呀!”
高岗很尴尬：“没有的事……你去报告赵秘书吧，马上叫人来把我带走吧!”
“你不是想自杀，我报告什么呀!”
李力群意识到高岗有自杀的企图，但她怕刺激他，对他不利，所以没有报告此事。
17口凌晨1点，高岗勉强吃了一碗稀粥，那是16日的晚饭。不久，就上床休息。李力群早已躺下休息。高岗却毫无睡意，跟李力群谈了很久。
他说：“我这辈子做了不少对革命有利的好事，也做了一些对不起党和人民，对不起你的事情。现在，我的问题牵扯到那么多的人，我怎么对得起他们呀!”
在被管教的这半年里，特别是7月以来，高岗不止一次流露焦躁不安、悲观失望的情绪，多次讲过“不如死了算啦”之类的话。因此，李力群还像往常一样，以为他只是说说而已，并没有特别在意。
不知不觉间，时间已过了凌晨两点半，怀着身孕的李力群实在太困，她对高岗说：“两点半都过了，快睡吧。”高岗重重地长叹一口气，说：“睡吧……”
李力群回到自己的折叠床上，很快就入睡了。高岗却毫无睡意，躺在大床上一动不动。突然，他坐起来，不知从何处摸出一大把“速可眠”胶囊，迅速塞进嘴里。但，要咽下这么一大把胶囊，可不太容易。于是，他来到值班室，向值班人员要了一杯温水，一口气喝了下去。
这时，是凌晨3点20分。
8月17日，李力群一觉醒来，已是8点多钟。她一面漱洗，一面招呼小女儿：“去把爸爸叫醒。”只是孩子连叫带推，高岗毫无反应。
李力群一惊，急忙扑到大床边，一呼再呼，一推再推，高岗只沉睡不醒。她惊惶地奔出卧室，猛敲我的房门，大声呼叫：“赵秘书!快来!”
我当时正在看书，闻声大惊，慌忙急奔出屋，冲进高岗卧室。只见高岗仰卧在大床上，盖着一条毯子，呼吸沉重匀均，一动不动。我摸一下他的脉搏，很沉很慢，掰开他的眼皮，毫无反应。
大约9点半，北京医院的领导和医务人员首先赶到，开始紧张而有序地抢救。一位医生将高岗的躯体侧转，发现他身下压着一粒红色胶囊，这正是他平时服用的“速可眠”。医生说：“普通人吃8粒就有生命危险，常用此药的，16粒也可致死。”他又察看高岗的背部，指着一片红褐色的斑痕说：“这是死斑，是真死的征状。”于是停止抢救。
此时是上午10点17分。
11点左右，政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马明方、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一起赶到。他们来到高岗床前，看了仰躺着的遗体，听了管教人员和家属的简单汇报，表情凝重，一言未发。临走时嘱咐我们：“弄点冰来，把遗体保护好。”
未尽的尾声
周恩来总理和政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是中午一起赶来的。他们沉着脸，上楼看了高岗的遗体。这时室内和遗体周围已摆放了许多天然冰块，没有什么异味。他们一言未发，转身下楼，在大厅里坐下听汇报。
我便简略报告了事发经过和抢救情况。总理对李力群说：“你讲讲高岗服毒前的情况吧!”李力群也先检讨了几句，随后详细汇报了16日发生的异常情况和17日凌晨上床后的情况。
周总理听得很认真，没有追问，也没有责备。然后吩咐由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安排善后事宜：不火化，土葬，要善殓厚葬。
接着，由总理口述，齐燕铭执笔记录，写出一个名单：王世泰、刘景范、张策、王子宜、董纯才、范子文、安志文、马洪、王光伟、倪伟、乌兰夫、刘澜涛、李先念、曾由、张际春、黄克诚、安予文、高克林、张苏，共19人。
这个名单，前面六人是原先在西北工作的，当时在中央各单位工作；第七至第十人是原先在东北工作的，当时在计委工作；第十一到第十七人，是从各大区调到中央各主要部门工作的：第十八和第十九，是总理想了一下才提出的，高克林原是在西北工作的干部，当时在最高检察院，张苏原在华北工作，当时在最高法院。所有这些人，或是跟高岗熟悉的，一起工作过的，或曾在各大区工作过，当时是中央各有关部门的负责干部。
周总理又叮嘱说：“就说我召开的紧急会议，务必亲自准时到会。”齐燕铭立即去安排通知：当晚8点半，总理在东交民巷8号召开会议，要求必须本人准时参加，但却没说开什么会。
晚上8点半以前，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杨尚昆等先后到来。8点半，人都到齐，周总理宣布：“今天，8月17号上午，高岗死了。现在要对尸体进行解剖检验，成立监督检验小组，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央组织部副部氏安子文、原高岗秘书、管教组组长赵家梁三人组成，杨尚昆为组长，请大家等候检验结果。”
高岗的遗体及冰块已从卧室搬到值班室，遗体安放在房问中央的一张红木写字台的大理石桌而上。解剖检验就在这里进行，整个过程不到一个半小时，进行顺利。
当晚10点多，监督小组和医生们一起下楼，来到大厅。一位穿白大褂的医生一字一句地宣读检验报告：“发现尸体胃里残留大量安眠药成分的沾液；未发现其他异常情况。结论是：死者生前服用过量的安眠药，造成中枢神经麻痹，以致死亡。”
大约11点钟，会议结束时，周总理叮嘱说：“今天的事，不许外传，请严守纪律。”
就在高岗自杀身亡的当天，罗瑞卿向正在北戴河休养的毛主席作了汇报。
没有仪式的葬礼
当东交民巷8号大院的紧急会议结束时，已是深夜。几个年轻力壮的人用白布床单兜着高岗的遗体，从楼上搬到楼下，平稳地放进停放在东门门厅的棺柩里。
棺枢是崭新的本色柏木棺材，散发出浓浓的柏水香气。那是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同志们遵照周总理“善殓厚葬”的指示，从市场上买来的最好的寿材。
18日凌晨1时入殓完毕，大卡车当做灵车，载着棺枢，缓缓驶出东交民巷8号大院。自从1953年1月高岗搬进这座大院，前后不到一年零八个月。
随车送灵的，没有高岗的妻子、儿女和故旧亲朋，只有他原来的秘书、卫士长等工作人员。
灵车一直开到北海后街的嘉兴寺，将棺柩暂时停放在该寺西院的一间小偏屋里。待安放妥当，东方已透出晨曦。
8月21日进行安葬，主要由机关事务管理局办理，秘书、卫士长等随行，他们是在完成组织交代的最后使命。上午9点半，高岗的灵柩从嘉兴寺移出来，抬上一辆大卡车，盖上几片麻袋，车头没挂黑纱，没挂死者的照片，车上没有鲜花、花圈；送灵的人们也没戴黑纱或白花。
从外表看，这不过是一辆普通的戴人货车。唯有那不易被人看清的、被麻袋遮盖着的巨大而贵重的柏木棺材，才能告诉人们，它所盛放的绝非等闲之辈。车行大约一个多小时，停在万安公墓门前。
万安公慕地处玉泉山下，东邻顾和园，北靠卧佛寺，这里远离市嚣，人迹罕至。早年，一些达官显贵和社会名流，都把这里当作身后安息之地。高岗之所以能安葬在这里，是因为周总理有明确指示交待：葬在万安公墓，要立碑，只写“高岗之墓”，不写立碑人，不写年月日。
高岗的墓穴，在墓区中央地段，地势高，向阳，位置很好。几个青壮年把灵柩从卡车上移下来，扛到墓穴处，缓缓放入，掩上穴盖，安葬就算完成。没有告别仪式，没有哀乐，也没有恸哭，一切都在沉默中按部就班地进行。
这是一个不成葬礼的葬礼，一群不像是送葬人的送葬队伍。(原载《百年潮》，有删节)